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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探1900》
第一次世界大戰常被簡化為一場純粹的“歐戰”,中國在其間的掙扎與轉型長期湮沒無聞。而喬納森·芬比等人的《企鵝一戰中國史》與徐國琦的《亞洲與一戰》恰成互補雙鏡,共同照亮了這段深刻塑造現代中國的歷史。
芬比等人以記者特有的敏銳和小說家的筆力,將鏡頭從北京政局延伸至法國前線。我們看見袁世凱在稱帝鬧劇與外交困境中的搖擺,看見段祺瑞政府如何做出“以工代兵”的務實決定,更看見十四萬華工——這群被歷史長久噤聲的普通人——如何背井離鄉,穿越半個地球,在異國的戰火與嚴寒中修筑道路、挖掘戰壕、搬運物資,甚至排雷清障。芬比讓歷史落地為人的故事:華工在輪船底艙的擁擠、對家鄉的夜夜思念、與歐洲平民和士兵的尷尬接觸、戰后在異鄉的漂泊與遺忘……這些細節堆疊起有溫度的集體記憶。
徐國琦則穿透敘事,揭示深層邏輯。他指出中國參戰實為一場主動的“國際化實驗”:精英階層試圖借機重塑國格、掙脫不平等條約。華工不僅是勞力,更是中西文明相遇的 “隱形使者”,其身體與經歷成為國家轉型的微觀載體。巴黎和會的失敗,因而不僅是一次外交挫折,更是一代中國人對“威爾遜主義”幻想破滅,進而轉向更激進革命道路的思想分水嶺。他的分析將中國的一戰經歷從邊緣敘事,提升為一場主動介入世界秩序重構的自覺奮斗。
雙書并讀,方見全貌:芬比賦予歷史血肉體溫,徐國琦為歷史注入思想筋骨。它們共同揭示,一戰不僅是歐洲的戰爭,更是中國艱難融入現代國際體系的關鍵嘗試與轉折。中國在屈辱與希望中的選擇,至今仍在回響。這段被遺忘的歷史,值得被每一顆關切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心靈重新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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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出色,管理無情
摘自《企鵝一戰中國史》
華工軍團的指揮官布賴恩·費爾法克斯上校在鎮上的弗蘭蘇莊園居住和辦公。另有一幢房屋作為軍官宿舍,軍士們則住在船工旅店。相比之下,華工的生活和工作受軍紀約束,住在四周是帶刺鐵絲網的營地中,還有武裝士兵把守。作為非戰斗人員,華工沒有武器。他們睡在營房或大帳篷里,每個房間 50 張床。他們不允許與英軍士兵共用廁所,主要是為了防止沙眼傳播。華工每天工作 10 小時,每周 7 天,傳統的中國節日除外。每 500 人組成一營,其中 24 人為英國軍官和士兵,領隊為少校或上尉。華工單元的關鍵人物是工頭,均為中國人,在一名英國軍官的指揮下監督華工。這些人對華工單元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因為在幾乎沒有歐洲人摻和、只由工頭監督的情況下,工人們干活最順心。口譯員在華工軍團的管理和運作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華工和軍官之間的溝通主要靠他們。
英國軍隊積極地防止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產生任何聯系,無論是與平民還是與軍人。勞工總監在華工軍團1918 年 8 月 2 日印發的《華工紀事》中指出,英國軍官不得與華工相熟,因為它“致使威信損失和效率大為下降……白人官兵與中國雇員過分熟稔會破壞紀律,應予反對”。
華工離開營房時須持有通行證,并且不允許與外部任何人有社會交往,無論對方是協約國士兵、其他外籍工人還是法國民眾。在營地外,他們必須穿統一服裝、戴帽子,以便于辨認。華工受到嚴格的軍紀約束,包括要是罷工就會遭受體罰和監禁。如果遲到、曠工或辱罵上司,他們還得支付罰款。
在英國人看來,由于戰事吃緊,也為了盡最大可能有效地使用華工,這些管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英國人有管理大批民眾的經驗,但從未管過這樣的中國人大軍。與來自各殖民地的工人隊伍相比,華工造成的問題既不同也更復雜。軍隊對前者更熟悉些。從行政的觀點看,把工人們關在封閉的營地里,是管理工人最劃算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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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中的華工
這些中國人公認為優秀的工人。1919 年 11 月,關于英國軍隊在戰爭期間使用的外籍工人,勞工總監向總軍需官寫了一份報告。他高度評價中國人,說印度人難以忍受法國北部的寒冬,南非黑人則不能用于危險地區。“如果運用得當,華工無疑是最能干的。假如沒有華工軍團的出色工作,1918 年敵人進攻時,我們在后方所組織的廣泛的防御系統是不可能完成的。”
勞工總監在1918 年 8 月的《華工紀事》寫道:中國人非常強壯,只要使用得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這些苦力之能干令人驚訝……(6 人)一組挖掘,進度為每人每 8 小時230 立方英尺白堊與燧石,加上約 1 英尺厚的表土。”勞工總監核準,有 4725 名華工對坦克、輕便鐵路及貨車的生產高度熟練,并極為擅長從事其他專門工作。
贊美也來自法軍將領費迪南·福煦元帥,1917 年和 1918 年的協約國聯軍總司令 :“他們是足以鍛煉成優秀士兵的第一流工人,承受得起現代炮火的考驗。”華工軍團第二批工人的英國指揮官馬尼科·戈爾甚至說 :“他們從山東海濱而來,無疑成為歐洲大戰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戈爾的說法也許夸張了,是為了滿足戰時宣傳的需要,然而他表達了大多數指揮官的看法。1918 年 6 月的《消息報》發表文章評論道 :“在法國雇用的所有外籍工人中,最令人滿意的一直是黃種人,雇主們的所有報告都同意這一點。中國人能適應各種天氣,他們耐心而專注,不停地工作。來自中國北方的那些人非常強壯。”
中國的“以工代兵”策略
摘自《亞洲與一戰》
中國政府希望利用參戰策略從列強手中收復失去的主權。雖然渴望在正式參戰后能派軍隊到歐洲,但只有法國對接受中國軍隊加入戰斗感興趣,英國對此前景不看好。由于缺乏運輸船只及資金,大部分參戰國也對此反應冷淡,中國向歐洲派兵的愿望落空。結果,中國最大的貢獻是派遣勞工前去支援英法作戰。
為了增強中國的作用,中國人全力推動派遣勞工幫助協約國的計劃。整個計劃是梁士詒的構想,最初針對的主要目標是英國。他首先建議派遣武裝勞工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如果英國一早就接受這個計劃,中國在1915 年就已經與協約國并肩作戰了。但英國對提議當即表示拒絕,梁氏只好將目標轉向法國。
此時中國人處在“二十一條”帶來的震撼性的打擊之下,法國人則正面臨人力資源危機:如何一面繼續進行傷亡慘重的戰爭,一面保持后方的穩定?聽到中國愿意提供援助,法國立刻開始籌劃運送華工,最終招募、運送了大約四萬名華工。到 1916 年,英國人也清楚認識到自己的未來岌岌可危,向來的傲慢被一部分絕望情緒取代。溫斯頓·丘吉爾告訴下議院:“為了繼續這場戰爭,我不會忌憚提及‘中國人’這三個字。”英國陸軍部 1916 年開始招募中國人,之后的兩年里約有十萬華工抵達法國,支援英國方面的作戰。很多為英國軍隊工作的華工在法國一直留駐到 1920 年,是最后一批離開法國的為英國人工作的勞工。為法國服務的中國人則大多留到1922 年。換言之,在歐洲之外的國家中,中國派送到法國的勞工人數最多,停留的時間也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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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中的華工
勞工最主要的任務是保障軍火補給、清理及挖掘戰壕,以及打掃戰場。戰壕戰是一戰的特色,而亞洲人在維持地面工事這一戰爭基礎設施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人似乎尤其善于挖掘戰壕。一名英國軍官證實:在他管轄的包括英國人、印度人和中國人在內的大約十萬人中,中國人平均每天挖土 200 立方英尺,印度人是 160 立方英尺,而英國人則是 140 立方英尺。另外一名英國軍官報告說:“在我的隊伍里,華工挖戰壕的工作量比白人多得多。”除了挖戰壕外,一些華工團隊也會負責技術要求更高的任務,例如維修戰時最先進的坦克設備。他們的效率及勇氣常常受到稱贊。費迪南·福熙將軍稱法國招募的華工是“能成為出色士兵的一流工人,是冒著現代炮火出色完成任務的典范”。
在戰爭期間,每個人都要經受法國嚴冬的折磨,但麥考米克上尉注意到,中國人很少抱怨天氣惡劣,他們似乎比越南人和印度人更耐寒:“有件事令我十分驚訝。我以為他們會比我們更怕冷,但似乎不是。無論是在工作還是行走時,你都能看到他們打著赤膊跑來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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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中的華工
華工大多是普通農民,被招募送到歐洲時對中國乃至外面更大的世界沒有什么認識。但他們仍然親身為中國改變在國內及國際上的形象做出了貢獻。他們在法國出現,等于每天都在向世界表明,中國人在積極參與世界事務。此外,主要是基于他們在歐洲的付出,中國外交官在戰后和平會議上才得以設法爭取公平待遇。他們跨國界的作重新塑造了中國的國家認同,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化,也因此有助于新興的國際體系的建立。
印度、越南和中國勞工常常遭受種族歧視,受到不公平對待。雖然中國不是任何國家的殖民地,但華工經常被錯誤地置于殖民地勞工的隊伍中。歷史學者約翰·霍恩寫道:法國軍械工廠雇用華工時(至少到 1917 年),“雖然合約上對勞工待遇的平等條款規定得很清楚,但華工得到的薪水遠少于法國勞工”。法國人還明顯不愿意本國婦女嫁給中國人。1917 年 5 月,勒阿弗爾港的一份警察報告指出,當地的法國人不喜歡看到那里有華工,因此發動騷亂抵制他們。據報告,法國人對國家遭受的戰爭傷亡十分失望,“他們(在軍火工廠里)常常說,若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法國就再沒有男人留下來。我們為什么要打仗?這樣下去我們早晚都要在前線戰死,中國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就能娶走我們的妻子和女兒,占有法國”。
還原中國在其一戰期間的掙扎與轉型
銘記被世界遺忘的一戰華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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