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特科一科長拜訪顧順章獨女，含淚道歉：是我親手殺了你母親

1965年深冬，上海法租界舊址附近的茶館里，兩位退下來的情報老兵無意間提到中央特科往事，其中一句“洪科長還在尋找機會贖罪”讓旁桌的年輕記者抬起了頭。沒人料到，這句茶余閑話為十四年后的一場特殊會面埋下伏筆。

時間很快推到1979年4月，62歲的洪揚生走下南京站月臺，步履緩慢卻異常堅定。他隨身只帶一只舊皮包，里面放著一封寫了又改、改了又撕的信——收信人叫顧利群。

顧利群當年已55歲，她在地方圖書館當管理員，平日寡言低調，朋友只知道她姓顧，卻不知道那位叛徒顧順章是她的父親。多年的隱姓埋名，讓她學會把家事鎖進心底。

洪揚生到來前，顧利群收到過一通陌生來電，對方只說一句：“老朋友想見你。”她遲疑許久，最終答應。電話放下，她握筆的手微微顫抖，回憶像被撕開的舊檔案，塵封編號忽然跳了出來。

會面那天，是南京入春后第一場大雨。門一開，洪揚生看見顧利群，幾乎立刻彎腰鞠躬，隨后哽咽：“對不起，是我親手殺了你母親張杏華。”屋內沉默。雨聲密集如鼓點，兩人都沒有坐下。顧利群喉頭滾動，卻只回了三個字：“我知道。”

對話不過十幾秒，卻像把刀剜開往事。四十八年前的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霞飛路的那幢石庫門里，中央特科執行“緊急清除”命令。顧順章突然叛變，向敵方吐露多處機關地址，特科多名核心隨時可能暴露。張杏華與岳父岳母雖未入黨，但掌握大量聯絡暗號，一旦落入敵手，后果不堪設想。

指令下達時，第一科科長洪揚生帶著紅隊成員進入顧家。槍聲并不響，處理卻極其迅速——這是特科反復推演的應急方案。張杏華死前一句話如今仍在洪揚生耳邊盤旋，“顧順章怎么可能背叛？” 這一疑問他從未回答得出口。

任務結束第三天，洪揚生又接到周恩來的口信：把顧利群和顧益群安全轉移，絕不能讓孩子落到敵人手里。七歲的顧利群只記得“洪叔叔”牽著她的手，躲過一條又一條巡捕巡邏的街巷。抵達蘇北農村時，她被交給了一戶佃農，從那天起再未聽人提起父母。

1937年滬淪，新四軍組建，洪揚生在皖南被俘，之后被迫在國民黨軍統做外圍“編外人員”。這段履歷給他帶來無限麻煩，抗戰勝利后他無處申辯，被多方懷疑立場。靠做零工糊口，他常在深夜夢到張杏華的臉，冷汗淋漓。

1949年上海解放，他去拜訪昔日同事潘漢年，想求一紙證明說明周恩來當年的“特殊安排”。潘漢年當時身居要職，卻遲遲沒有松口。多年冤屈令洪揚生陷入極度抑郁，他寫材料、跑部門，甚至一度住進精神療養院。

轉機出現在1956年。老無線電專家李強在審閱特科口述史材料時，發現洪揚生的名字，專門批示“此人曾執行最高機密任務，須核查身份”——這一行字像錨點，終于讓洪揚生找到組織。1960年代后期，他被安置進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每月八十元津貼。

然而身份問題解決不代表心結打開。整整四十多年，洪揚生始終不敢給顧利群寫信。1978年撥亂反正的春風吹來，他覺得再不說出口就來不及了。那封反復修改的信寫得極短，“當年我欠你一個真相，能否見一面。”

所以才有1979年的那場拜訪。兩個人終于坐到一張桌邊，洪揚生把事情原委講得極簡，只說“決定是組織下的，刀卻是我握的”。顧利群聽得面無表情，僅在提到張杏華時眼角微紅。她問：“我母親有沒有說最后一句話？” 洪揚生點頭，卻沒有照實復述，只回答：“她念的是你的名字。”

會面結束前，兩人約定不再提及此事。洪揚生起身離開時，顧利群遞給他一包舊報紙，里面是她這些年記錄父母資料的剪報。“如果有需要，您可以把它補進史料，”她說完便將門輕輕關上。

1989年，李強以個人名義請顧利群吃飯。席間老院士說：“你父親是叛徒，你不是。歷史要分得清。”這句平淡的表態，讓顧利群留下第一滴公開場合的淚。她后來在日記里寫：“總算有人當面對我說清了這層關系。”

洪揚生于1992年在上海病逝，遺物中只有兩本厚厚的筆記，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特科行動細節，卻始終避開“顧家事件”。研究人員發現，最后一頁貼著一張剪下的報花，上寫八個字：事在人為，罪留我身。字跡顫抖，卻能看出每一筆都用力到紙背滲墨。

顧利群此后繼續在圖書館工作，直至退休。晚年接受口述史采訪時，她多次強調：“母親和我都是普通人，被卷進了那個旋渦。”采訪記錄未做煽情收尾，只留下一個冰冷事實：革命年代的背叛與清洗，不允許溫情。

這件舊案就此封存。文件盒上貼的標簽寫著“1931·絕密·已歸檔”，粗糲的麻繩默默勒住千絲萬縷恩怨。它提醒后來人：地下戰線沒有勝利者，只有承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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