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3歲老農給葉劍英寫信：我要將捉蔣介石真相，公之于眾

1978年深秋，關東大地剛起寒風，撫順章黨公社派出所里卻收到一封奇怪的求助信。信紙發黃，上面壓著一個模糊的紅手印，只寫了一行字：“請求核實西安事變捉蔣經過。”落款：王玉瓚。工作人員沒想到，這位普普通通的老農背后，竟隱藏著一段影響中國命運的往事。

進入十二月，人民日報報道葉劍英視察西安時題詩憶事。王玉瓚坐在炕頭，讀到“西安捉蔣翻危局”一句，心口猛地一跳。四十多年里，他從未對外人系統講過當年凌晨那三槍。老人合上報紙，抬頭對兒子說：“得寫信，把那段事說明白。”短短一句，卻像石子擲進靜水，激起層層回響。

信寫了整整六千字。字跡歪斜，墨水時深時淺，行間全是細節——凌晨四點攜隊突入華清池、三槍為號、擒蔣送城……最后一句特別醒目：“若有疑義，可向呂正操、萬毅、何柱國等人核實。”落筆時，老人手在抖，嘴里卻喃喃：“不是邀功，只求還原。”這一求，直接遞到了葉劍英辦公桌上。

葉帥看到信后，沒有一句客套，批了兩個字：“速辦。”隨后遼寧省委書記黃歐東圈閱，撫順市委統戰部負責落實。調查組一連跑了北京、天津、沈陽，找當年知情人十余位。有人笑了：“老王？老實得很。”有人皺眉：“這事多年沒人提，他倒硬氣。”更多人沉默片刻，只點頭：“槍是他開的。”

調查歷時三個多月。1979年11月16日，撫順市委兩名干部帶著厚厚一摞材料來到王玉瓚家。結論寫得簡潔：“王玉瓚，西安事變捉蔣第一線指揮官，愛國有功。”老人捧著文件，從頭看到尾，讀到“有功”二字，眼角濕了。他提筆寫下八個字：“符合實際，同意，感激。”字雖僵硬，卻一錘定音。

王玉瓚不是天生的“傳奇”。1896年，他出生在遼寧黑山縣大夏村，家里人多地少。為口糧，他十七歲參軍進了奉軍。槍林彈雨熬幾年，練出一身硬膽。1929年，憑戰功進東北講武堂深造，畢業后被張學良調到身邊。張少帥赴南京就任副司令時，貼身衛隊營長便是他。脾氣直，槍法準，張學良信得過。

1936年，華北危急，日本人步步緊逼。蔣介石卻仍要“剿共”。十月下旬，蔣抵西安，住華清池。外圍警衛任務給了王玉瓚。他看著蔣的行轅，心里五味雜陳：保衛對象與民族大義相沖突，軍人職責與熱血理想對立。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張學良面色凝重，把所有隨員請出，只留王玉瓚：“拂曉把委員長請進城，活的。”兩人對視幾秒，空氣像凝固。王玉瓚回答：“保證完成任務。”

決斷生死只在瞬間。十二日凌晨四時許，王玉瓚率手槍排摸到三園門口。夜色沉，只有一個步哨踱步。槍口抬起——三聲槍響，劃破靜寂。這是信號，也是命令。十分鐘后，蔣介石被帶離寢室，押上軍車。八點，押抵指揮部。史稱“西安事變”。事變最終和平落幕，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王玉瓚領到五千元獎賞，一半給部隊，一半供子女念書。

抗戰爆發后，他帶部隊血戰淞滬右翼，后升副旅長。蔣對“捉蔣”舊事耿耿于懷，王玉瓚心知不妙，遂辭官南下云南。1949年，云南起義，他站在歡迎隊伍里，看著解放軍入城，心底一聲長嘆：“總算不用再躲了。”1950年冬，他回遼寧老家務農，從此埋頭鋤地，低調如常。

然而風雨年代，他也未能幸免。審查、談話、填表——每一次追問，他只說一句：“我干過啥，檔案能查。”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提速，老人終于鼓起勇氣寫那封信。有人問他為何拖了四十年，他淡淡答：“當年若冒頭，怕拖累弟兄。”這句實話，勝過千言。

調查結論下達后，王玉瓚連寫數首短詩，其中一句頗有意思：“蒙冤不白數十載，真相今朝照雪山。”詩不好，卻真誠。他沒有要勛章，也沒提待遇，只希望那封信能被收入檔案，讓后人知曉是誰按下扳機。

1984年正月十七，老人病逝。村里人送行時，議論最多的不是“功臣”，而是“老實”。一個“老實”道盡一生：該出手時雷霆萬鈞，該隱退時耕犁種地。83歲那封信，不過是老兵對歷史交的一份答卷——他相信，歷史需要準確的人名、準確的槍聲，以及時間走遠后仍能經得起檢驗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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