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和丁玲為何至死互不原諒？周揚為何堅稱：丁玲是“變節分子”

1979年冬，北京的西四丁字街依舊冷風刺骨，作家協會的那座灰樓里，卻因為一個名字的出現而驟然升溫。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少舊冤案在慢慢撥開，胡風、馮雪峰都跟周揚相互點了頭，但唯獨丁玲，始終冷場。兩個人隔著一條走廊，卻像隔著一條無法逾越的峽谷。

回到三十年代，丁玲和周揚的關系還算客氣。1932年春，丁玲加入共產黨，出任“左聯”黨團書記。那一年，周揚也活躍在上海文化界，雙方在各種籌款、救亡活動上頻頻碰面。說一句“文壇同袍”并不夸張。然而1933年9月那張小紙條突然改寫了彼此的命運，也重新設定了日后恩怨的坐標。

紙條寫得并不長：“因誤會被捕……以后出去后，不活動，愿家居讀書養母。”放在今日看，這更像是一個軟禁者的求生本能；可在高壓政治斗爭的年代，它被視作意志坍塌的憑證。周揚最早見到紙條，是1937年武漢。有人遞給他影印件，他皺了皺眉，輕聲說：“寫得太軟。”當時沒人想到，幾十年后，這句話會成為他堅持到底的鐵證。

抗戰爆發后，丁玲輾轉延安。她在延河岸邊寫下《夜》，寫下《三八節有感》，還當面被毛主席打趣：“文小姐槍法不錯。”這種特殊禮遇讓不少延安文人羨慕。周揚同樣在延安主持“魯藝”工作，同桌吃完高粱米，還會一起討論“民族形式”。彼時兩人并未徹底決裂。不過周揚心底對那張紙條的疙瘩，像一粒細沙，隨時間在胸中打磨。

新中國成立后，周揚出任文化部副部長、作協書記處書記。權力和責任同步提升，他被要求在思想戰線“把好關”。恰逢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輿論高漲。周揚站在中央大禮堂主席臺上，朗讀指控材料，聲調不高卻字字冷硬。輪到丁玲時，他毫不遲疑地把那張南京紙條翻出來，定性為“變節”。現場掌聲雷動，但一些同事暗暗搖頭：私人恩怨摻得太深。

丁玲被剝奪黨籍，下放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呼嘯風里，她記下“冷的不是空氣，而是心”。1957年，她曾寫信給周揚，言辭懇切，只求一次正式復查。信退回來了，批語兩行：“材料尚在，結論不變。”這讓丁玲徹底死了心。

1966年之后，周揚自己也被卷入風暴。他在牛棚里抄寫檢討時，對來串門的老朋友低聲說：“該報的都報了，沒報的也算報了。”話算不上真誠，卻能看出某種無助。十年動亂結束，他以“老文藝戰士”身份復出。向胡風、馮雪峰、艾青等人握手、鞠躬、賠禮，姿態放得極低，輿論幾乎一邊倒夸他“有擔當”。可說起丁玲，他卻忽然梗住：“她的問題性質不同，我無法原諒。”

1979年夏天，丁玲風塵仆仆返回北京。那天傍晚，她敲開周揚家門。“老丁，好久不見。”周揚遞上茶杯，卻只談自己牛棚舊事。丁玲聽了十幾分鐘后打斷：“我來，是想聽你對我那場批判的看法。”“材料都在中央統戰部，你要看可以去調。”兩人對話就此凝結。后來的傳聞很多，但場景大致如此：丁玲負氣離開，樓道燈泡閃了幾下，光影跳躍間，兩個人背影各向一方。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年十一月的作協代表大會上，丁玲突然把“宗派主義”四個字拋向臺下。周揚正坐在第一排，他抿著嘴角沒說話。輪到他發言時，他朝麥克風前傾身體：“在座被我批評過的人，我向你們道歉。還有個丁玲嘛。”話畢，掌聲夾雜尷尬，局面并未緩和，反倒讓丁玲覺得“輕描淡寫”。

1980年，王震在中南海筵席上安排“化干戈”為主題的酒局。桌上有張仃，也有艾青，就缺周揚。王震放下酒杯，嘆道：“我做不成這老好人。”翌年起，關于兩位文壇巨擘和解的努力再無進展。

從組織角度看，丁玲的問題終在1984年平反：那張紙條被定性為“應付敵人”。算起來，距她死亡只剩兩年。周揚為何始終不松口？學界常見三種觀點：一是理念沖突，他始終堅持“嚴守紀律”；二是派系利益，他不愿讓丁玲回到文藝高層；三是個人性格，執拗而又矛盾。哪一種更準，尚無定論，但田漢的對比頗耐人尋味。田漢同樣被捕，卻被周揚贊“鐵骨錚錚”。原因并不復雜：兩人私交甚篤。

試想一下，如果周揚早一點承認紙條只是求生之舉，丁玲或許不會在寒風里耗盡余年；如果丁玲在大會上少給周揚難堪，周揚或許能下臺階。但歷史沒有假設。1989年，周揚病危。有人提議請丁玲寫個慰問信，卻發現她已于1986年去世。兩份死亡通告，讓所有調停徹底失去意義。兩人至死互不原諒，成了新中國文藝史里一道無法化開的暗影。

周揚最后一次公開談到丁玲，是在病房里接受采訪。“我對許多同志做了檢討，但有的人，我還是認為她當時動搖了。”說話時他氣息微弱，卻還保持一貫的嚴肅。訪談刊出，引來為數不多的讀者回信，大意是：歷史真相并不只存于檔案，也關乎立場、關乎情感、關乎年代風沙。可惜，當事人再無機會補充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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