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老朋友周作人，1937年當了漢奸，建國后被如何對待？

1949年9月中旬的北平，秋雨淅淅，西長安街上偶爾傳來新政府閱兵彩排的鼓點聲。八道灣的一間老屋里，七十二歲的周作人合上希臘文原典，隔著半掩的窗欞聽那節(jié)奏，神情復雜得像翻舊賬本——他知道，一份遲到的清算很快會落到自己頭上。

倒回三十一年。1918年11月的北大紅樓里，一個來自湖南的年輕館員把借書卡遞給周作人時，靦腆地說了一句：“周先生，可否請教新村主義的細節(jié)？”對方正是剛到北京不到三個月的毛潤之。那一年，周作人正講歐洲文學史，見這位青年口音濃重卻思路犀利，頗覺新鮮，還特地寫進4月7日的日記：“毛澤東君來訪，議新村，言辭誠懇。”

兩人交集并不長。毛澤東南歸組織工農運動后便杳無音訊，而周作人繼續(xù)在北大講課、寫散文、編譯小說，風評與哥哥魯迅相差無幾。然而北平淪陷將一切撞得粉碎。1937年7月，盧溝橋槍聲響起，多數(shù)文化人南下，周作人卻在羽太信子勸說下選擇原地觀望。他不愿失去魯迅留下的四合院，更不想拋下手里豐厚的稿酬。

觀望很快滑向妥協(xié)。1938年2月，他出現(xiàn)在日軍主持的“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上，與湯爾和、張燕卿并肩而坐。會后《新民報》大篇幅報道，茅盾、老舍連夜起草譴責聲明。艾青憤怒地喊出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懺悔吧，周作人！”可警告像落水的石子，只濺起一圈漣漪。周作人繼續(xù)寫文章吹捧“大東亞新秩序”，并于1939年受聘偽北大圖書館館長，徹底被貼上“文化漢奸”標簽。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日子并非總被鮮花簇擁。1939年元旦，一名熱血學生闖進苦雨齋，朝他肚子開槍。子彈撞斷衣扣，沒有穿體。此后，日方將他列為重點保護對象，警衛(wèi)日夜不離。這層“護網”也加固了他的恥名。

日本投降后，南京高等法院判他十四年。押解途中，他拍著鐐銬哭喊：“悔不該聽女人的話！”這句抱怨傳到獄警耳里，引來一陣冷笑。半年后，因國共和談氣氛，李宗仁下令釋放部分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名單里。1949年8月，他帶著行李回到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給周恩來遞交六千字檢討書，請求寬恕。

材料呈到中南海，毛澤東看完只說一句：“文化漢奸，總歸是漢奸，不過能翻譯希臘文的人也不多，留著用。”簡單幾字，等于給他按下了“緩刑”鍵。隨后，北京市公安局派人約談：不得再涉政治，僅限學術。周作人點頭如搗蒜，“以后只埋頭翻譯”成了口頭禪。

1950年，他被安置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定薪二百元，任務是整理古希臘悲喜劇。那年冬天，他對編輯低聲感慨：“我欠中國兩本好書，算是還債。”編輯沒接茬，只遞上一杯涼茶。幾年后《伊索寓言》全譯本、《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出版，學界評價甚高，排字工卻悄悄嘀咕：“這稿子味兒正，可別忘了人寫過吹日本的文章。”

1951年，北京重審戰(zhàn)犯，他心里沒底，又寫信給毛主席，要求摘掉“漢奸”字樣，保留住宅。秘書胡喬木提了處理意見：“令其公開認錯，房屋暫不動。”毛澤東在紙上批了兩個字：“照辦。”之后，《北京晚報》刊出《周作人自述錯誤》，算是官方定調。對話中的一句“多年來愧疚難安”被不少讀者剪下保存，但民間對他的標簽并未松動。

生活并非一帆風順。1964年“社教”運動，稿費減半，他再去信出版社，理由是“年邁體弱，仍需購書”。領導批示只給二百。他嘀咕：“真到喝粥的日子了。”說是玩笑，語氣卻半真半苦。次年，他完成《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手稿，為魯迅研究者提供第一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兌現(xiàn)了兄弟情的遲到補課。

1967年5月6日凌晨，周作人因腎衰竭去世，享年八十二歲。治喪通知貼在胡同口，寥寥簽名。有人駐足，有人匆匆。消息傳入人民文學出版社，老排字工只是喃喃一句：“欠的債，總算還到頭。”隨后繼續(xù)低頭鉛排。

縱觀周作人跌宕的生涯，才能與軟弱、貢獻與污點交織。他曾在北大課堂上啟發(fā)過青年毛澤東，也在民族危亡時為侵略者張目；在監(jiān)獄里落淚懺悔，又在案頭為古典文學奉獻心血。復雜，乃歷史常態(tài)。毛澤東那句“留著用”與法院的“十四年”判詞并存，正昭示了新政權處理文化漢奸的尺度——罪責記錄在案，可利用之處不浪費。凡此種種，不是寬宥，也不是苛責，而是一種現(xiàn)實的政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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