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永遠的懷念——周恩來對知識青年的關懷與歷史影響

永遠的懷念

——周恩來對知識青年的關懷與歷史影響

侯 雋

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生前一貫愛護青年,對廣大上山下鄉知青傾注了無數心血和深情厚誼,廣大知青也對他老人家無比愛戴和無限崇敬。盡管周總理離開我們已有近50年了,但時光的流逝絲毫沒有減弱我們的懷念之情,時至今日,每當我回想起周總理備至關懷的樁樁往事,親切接見的幕幕情景,仍不由得要流下感動的淚水,激起碎心的哀思。

每逢周總理的生辰和忌日,我們許多人都會不約而同地以各種方式紀念他老人家。2004年初,我和曾在竇家橋插隊的知青朋友集資3萬元捐了一塊巨石,上面刻有周恩來于1917年8月30日為同學題寫的臨別贈言:“志在四方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特意把它安放在知青林前的“不染亭”旁,希望這代表知青心聲、寄托知青思念、抒發知青情懷、承載知青理想的“志在四方”景石,永遠激勵我們,也鼓舞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貢獻青春力量。

永志不忘周總理的親切關懷

1962年7月,我在北京市良鄉中學高中畢業后,響應黨“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自愿到當時的河北省寶坻縣史各莊公社竇家橋大隊插隊落戶。一個柔弱的小姑娘從城市來到農村,舉目無親,又不是組織安排的,困難自然很多。

當年的竇家橋生產很落后。農業基本靠老天爺當家,一年忙到頭,糧食畝產僅有100公斤左右。別看收成少,勞動強度卻很大。那時村里窮得連一匹騾馬都沒有,有限的幾頭耕牛農忙時不夠用,還得人拉耠子耕地。收割更得靠人力了,高粱、玉米使鐮刀砍,收麥子還得用手拔。

那時的生活條件也極為艱苦。我住的兩間低矮的東廂房,是第四生產隊為記工用臨時搭建的小土屋,不僅冬不暖夏不涼,還透風漏雨。吃飯更是成問題,靠人力加工糧食,然后再自己做飯,這還都沒得說,問題是不僅吃不飽,還經常要斷頓兒。俗話說“飽吹餓唱”,我就時常餓著肚子躺在炕上唱歌。

村里人很善良,好幾個姑娘爭著來和我做伴兒,擠在一鋪小土炕上睡覺,翻身都得喊“一二”。許多小青年也不顧一天的勞累,回家吃完飯就跑來看我,幫我做飯,湊在自制的豆油燈下讀報、看書、做針線,有時還借著月光幫我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那時農村沒什么文化活動,我便成了村里的“熱鬧”,我們一幫小青年一起研究農業科技知識,學習雷鋒助人為樂,宣傳社會主義道德風尚,還辦起了俱樂部,刊出壁報、黑板報,也時常排點小節目給老鄉們演出。

雖然大家也挺喜歡我,但對我的行為并不理解,少不了會有許多風言風語。多數人倒是出于關心,有勸我及早離開的,有幫我聯系去農場的,還有個北京老鄉替我找好了當代課教師的工作,自己雖然都婉言謝絕了,但聽到那些令人煩惱的風言風語,想到今后不知還要遇到多少難事,也不止一次地偷偷掉淚。然而,下鄉插隊這條路畢竟是自己的選擇,即便再難,也得咬緊牙關承受,硬著頭皮頂住。

正在我最苦悶的時候,黃宗英到寶坻采訪,聽到人們的議論,好奇地跑來看我,見面后她很感動,我也挺受鼓舞。之后她住進了我的小土屋,和我實行了一段“三同”,還為我寫了副對聯:“苦中自有樂,樂在吃苦中”,那是我生活的寫照,也是我的座右銘。

不久,周總理從黃宗英那兒了解到我下鄉插隊的情況,鼓勵她快點寫出文章來。后來黃宗英寫了長篇報告文學《特別的姑娘》,發表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發表前后,還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問題引來了某些人的疑問,周總理知道后明確表態說:“我們是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不要讓孩子背家庭包袱。”當時中國青年報社反應迅速,搶在《人民日報》前,于7月13日發表了《侯雋落戶農村勞動被稱為“特別姑娘”》這一獨家新聞。

自從周總理知道了我的名字,就念念不忘,還在幾次會上提到我,特別關心我的成長。1963到1964年間,由于全國各大報刊都報道了有關我的消息,共青團天津地委還發出了《關于在知識青年中開展學習侯雋事跡的通知》,使我一下子成了名人,社會活動多得簡直令人喘不過氣來。我怕脫離勞動、脫離群眾,總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忙,身體也累垮了。面對這種處境,我曾多次要求為我減少外出活動。正當總理訪問亞、非、歐十四國,中間回昆明休息之際,從一份內部材料上看到了我的要求,便馬上打電話給國務院辦公廳,指示要立即解決這個問題。于是,上級規定,派我外出必須經過地委批準,為我減輕了一些壓力,這令我十分感動。

1963年10月15日,在同各大區主管安置工作負責人談話時,周總理說:“侯雋是自動下鄉的一個好典型。請陶桓馥同志(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組長)下去看看,不要使她驕傲。”后來陶桓馥大姐和農墾部及華北局的領導都來看望了我,并轉達了周總理的教誨。沒過多久,我患結核性胸膜炎,連續高燒不退,縣委派人把我送進了醫院,后來我幾次因多發性結核住院,縣里都幫我解決了醫療費。那時多虧有總理的關心和上級領導的關照,否則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這么好的總理,連做夢我都盼望能親眼見見他。1964年6月,我出席團“九大”,這一夢想終于實現了。大會開幕時,毛主席、周總理等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開幕式,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而后,毛主席、劉少奇、周總理和朱老總又單獨接見了我們20幾個青年。平生第一次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握手,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握著毛主席那溫暖的大手,真是覺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與劉少奇和朱老總一一握手,也覺得很是幸福和快樂。要和周總理握手了,當我走到他老人家面前時,迎著那慈愛的目光,就像受委屈的小孩見到了母親,一種酸楚的感覺涌上心頭,當時我熱淚盈眶,喉嚨哽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總理握著我的手問我叫什么名字時,我強忍住哭聲回答,可能因為聲音太小,總理沒有聽清,這時其他同志已經走過來和總理握手,再也沒辦法彌補了。過后我遺憾地大哭了一場。同志們勸我說,以后還有機會的,我卻以為這種機會不易再有了。

誰知1965年3月15日,周總理來到天津,正趕上河北省勞模代表會召開,就到會場看望大家。見到臺上的邢燕子,周總理問:“你們寶坻不是三個姑娘嘛,侯雋來了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總理明明是在問我呢,我心情特別激動,眼含熱淚玩兒命地鼓掌!

我兩次見到周總理,親自感受到他老人家的親切關懷,可是在總理的印象中還是沒有見過我,自己既感到幸福,又覺得懊悔。我不知道以后還有沒有這種機會,但決心踏下心來好好干,要對得起敬愛的周總理。

隨著知青安置工作的逐年加強,在各級組織和領導的指導幫助下,從1964年開始,我年年被評為“五四”標兵、優秀共青團員、先進工作者,還被選為省青聯委員,并當了大隊團支部副書記,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4年,天津市有幾名初、高中畢業生志愿下鄉到竇家橋插隊,上級給我和他們一起安排了住房,村里也辦了電,開始打機井、修臺田,改良鹽堿地,條件有了改善,生產、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不曾想到的是,正當我干得起勁時,我母親卻來信狠批了我一頓,說:“聽傳言,你在農村不安心,想去上大學,被總理攔住了。”簡直莫名其妙!后來,從團中央路書記那兒,我打聽清楚了事情的緣由。原來是周總理接見出席安置工作會議的代表時,聽說清華大學要吸收我脫產學習,就責怪他們,不讓調我上來,怕我上完大學就不想再回村了。總理說,寶坻的鐵姑娘(張秀敏)、邢燕子、侯雋,這是幾面旗幟,不要讓他們倒下去。還說,不要把他們都鼓搗到學校里面去,我們可以勤工儉學,他們也可以半耕半讀的嘛。

周總理的希望使我深受鼓舞和鞭策,進一步堅定了我扎根農村一輩子的決心和信心。為增強在農村“大有作為”的本領,我們知青小組的同志都參加了函授大學的學習,堅持半耕半讀,還送了兩名知青去農大進修。

可以說,當年我能成為城市知識青年立志建設新農村的典型,實際上是周總理親手樹起來的。我本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人了,下鄉并不比誰早,成績更不比誰大,只因正值全國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時期,我主動先行了一步,又趕上安置知青正從過去的以國營農、林、牧、漁場為主,開始轉向以插隊為主,我來農村插隊落戶,也正當需要典型發揮骨干帶動作用的當口,我幸運地被黃宗英發現,并得到了周總理的肯定及各級組織和領導的關注。我感謝所有理解、支持和幫助我的人,更感謝敬愛的周總理,因為如果沒有他老人家,我難以堅持在農村18年,可能早就一命嗚乎了也說不定。

決不辜負周總理的精心培養

“文革”中,由于造反浪潮的干擾,黨組織一度癱瘓,下鄉上山工作也一度中斷,各地都有些知青打回老家去串聯、上訪、請愿,竇家橋的知青們一直“堅守崗位,就地鬧革命”。那時我和許多勞模一樣,曾一度受到沖擊,雖然也很不理解,但還能正確對待,因為本來自己就沒什么非分之想,只要不剝奪當農民的權利,能建設新農村,對我來說也就足矣了。

在那動亂的年月里,周總理對我這棵弱苗更是百般愛護、精心培養,經常過問我的情況,唯恐我在復雜的環境中經受不住考驗,會出什么問題。

記得那時邢燕子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打抱不平引火燒身,挨了一頓批,憋了一肚子氣,因患神經性嘔吐住進了醫院。總理聽一些記者談及此事,特意在會見日本外賓時,把我從醫院接出來作陪,轉天在《人民日報》上又發消息又登照片的,為我挽回了影響,使我受到極大的保護和鼓舞。

那是1971年的5月6日,周總理會見日本農業農民第二次交流訪華團,讓我和北京的兩位農民代表一起作陪。深夜12點多,總理剛開完會,一見面就握著我的手說:“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只是沒見過你。我說:“我見過您。”總理詫異地問:“什么時候?”接著又似乎想起來了,說:“是河北省勞模會上吧?”他老人家確實有著非凡的記憶力,時隔6年了,當時他也只是聽邢燕子說我在臺下,印象還那么深。其實那已是我第二次見到周總理了。只因“團九大”時自己太窩囊,連名字都沒說清楚,多年來總理一直沒把我這個人和名字對上號,但對我的關心卻是始終如一的。

在這次接見中,總理告訴我,他是從一位朋友那里知道我的。我說:“她是黃宗英。”總理問她在我那兒住了多久,我就向他老人家匯報了黃宗英在我們村勞動、寫作的情況。總理聽后說:“黃宗英那個時候就能到農村去,還是有革命愿望的嘛”,“她在宣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方面是有功的”。緊接著總理又關切地問了黃宗英的近況,然后大聲說:“你們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外賓到來之前,總理和我們交談了將近20分鐘,問了我的婚姻狀況,村里改造鹽堿地,以及糧棉生產和養豬等情況,總理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我無拘無束地向總理一一作了匯報。

1971年5月6日,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副委員長會見日中農業農民第二次交流訪華團的合影, 侯雋(前排左三)等農民代表應邀作陪。

會談中,日本朋友邀請中國也派農業農民代表團訪日,周總理說:“我們今年不去,明年一定去。”接著向外賓介紹了我們3個農民。介紹到我的時候,周總理說:“這是我們的新農民,將來我們也要派這樣的新式農民去日本訪問。”

送走了外賓,我們真想再跟總理多呆會兒,可時間已快四點了,怕他老人家太勞累,誰也不忍心提出來。總理好像看透了我們的心思,對我們說:“來,來,再坐會兒!”總理問我:“今天收獲不小吧?”我說:“是的,我學到不少知識。”總理說:“你不是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嗎?”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這樣想,但做得還很差。”總理笑笑說:“慢慢學習嘛。”一年后,我參加中國農業農民代表團出訪日本,我想這大概是總理給我的又一次“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學習機會吧,我為自己能參與周總理策劃的“農民外交促中日邦交”活動,感到非常榮幸。

總理接見的消息頓時也讓全村沸騰起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周總理關心咱竇家橋的農業生產,還問咱南洼鹽堿地的改造呢!”那時我當大隊黨支部書記才一年多,另幾位知青當大隊干部的時間也不長,但我們已深刻感覺到:知青有了領導權,在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促進農業機械化,以及推廣科學技術、宣傳道德風尚等方面,確實更能大顯身手了。通過學習貫徹周總理的重要講話,我們支部一班人信心十足,干勁倍增,決心一定要在鹽堿地上奪高產,向周總理交份兒滿意的答卷!也就在總理接見我的1971年,我們打破了多年糧食畝產在200公斤左右徘徊的局面。在之后的幾年里,由于生產條件逐年有所改善,雖遇連年的大旱,依然連年獲得大豐收,到1974年,糧食畝產就超過了500公斤。我們的竇家橋不僅改寫了吃國家返銷糧的歷史,而且年年增繳愛國糧,1974年,我們向國家交售的余糧就突破了20萬公斤。

在1974年和1975年間,又有16名北京、天津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到竇家橋插隊落戶,給我們增添了新生力量。竇家橋成了當時遠近聞名的富裕村,我們的知青小組和大隊黨支部都被評為各級的先進集體,我也被評上了全國農業學大寨先進個人。這是竇家橋廣大黨員群眾和全體知青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與各級各部門領導的指導幫助分不開的,更是與周總理的關懷鼓舞分不開的。

在“文革”中,周總理為保護我們的許多同志,與“四人幫”巧妙斗爭。盡管對其內情當時我并不清楚,但我確切地感受到:周總理更加關心我的思想,隨時隨地在給我做細致的思想工作。

1973年,黨的“十大”開會期間,周總理作為天津的代表,來到天津組參加討論,市委領導有意把我安排在總理身邊,讓我主持那天的討論。那天正討論“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周總理對我說:“這次我們安排了兩個知青當中央委員,一個男,一個女;一個新,一個老;一個南方,一個北方。不然好像咱們就這么兩個人了似的。我想這點侯雋是能夠理解的,不會有什么想法吧?”因為邢燕子是中央委員候選人,朱克家是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周總理擔心我會因此鬧情緒。他老人家的心有多細呀,就是自己的父母也很難想得這么周全啊!其實誰作為知青代表,都體現了黨和人民對廣大知青的肯定和鼓勵,自己只有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的義務,沒有向黨和人民伸手的權利。而且,我早就聽說,這次我當“十大”代表,也是由于總理的過問才安排的。所以,那天我好像沒過腦子似的,就接過總理的話茬說:“哎呀總理,我還有什么想法?能來參加這個會我都沒想到,我們一個縣竟出兩名代表!”總理放心地點點頭說:“特殊情況嘛。”

1973年8月,黨的“十大”期間,周總理參加天津組討論。侯雋坐在周總理旁邊。

一年后,我又出席了四屆人大,并當上了四屆人大常委。據說在醞釀代表人選時,因為邢燕子沒有被提名,周總理還特意委托新華社的記者給她帶話,請她理解,當黨的代表就不宜當人民代表了,兩個人的作用比一個人的作用大。

現在回想起那年月,像我這樣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動亂中能較早地被解放,還能多次參加重大政治活動,出席黨政重要會議,并能當上“十大”代表和四屆人大常委,如果沒有總理的親切教導和及時關照,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想,這對于我來說,是幸運,是幸福,是榮譽,更是責任,自己應盡感恩之心,竭回報之力,永遠也不能辜負周總理的關心愛護和培養教育。

永遠學習周總理的光輝榜樣

就在周總理會見外賓讓我們作陪的那天,我親眼看到了周總理為把“文革”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的感人情景,也親身感受到了周總理對別人總是體貼人微,卻從不顧及自己的高尚情操。

那天,周總理前半夜開會,后半夜接見日本農業農民訪華團。他老人家到場后,先與我們等候在那里的3個農民代表交談,又向工作人員了解代表團的情況。零點40分,郭老(郭沫若)來了,總理連忙迎上去,日本朋友隨后也到了。總理招呼大家一起合影后,就勸郭老回去休息,并向日本朋友說明,因郭老年歲大,就不參加座談了。

緊接著總理便與日本朋友親切交談起來。他老人家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地理、物產、習俗等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從日本農業談到戰爭與和平,氣氛非常熱烈、融洽。我第一次見識這種場面,總理那博大的胸懷、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思維、超凡的風度、慈祥的面容、謙恭的態度、感人的談吐,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至今記憶猶新。不知不覺兩個半小時過去了,連我這個年輕人都感到有些疲倦,但總理依然精神飽滿。

送走外賓后,總理又與我們座談,快到凌晨5點了,我正尋思著:總理什么時間休息呢?他老人家卻握著我的手說:“實在對不起,頭一次見面,就耽誤你這么長時間。”我心里一熱,傻乎乎地冒了一句:“您什么時間休息呀?天都快亮了。”總理只笑了笑,沒回答,卻問秘書送我到哪兒去休息。告別了我們,總理轉身剛走幾步,又回過頭來,見我還站在原地戀戀不舍地目送他,便大聲問:“誰管她呀?”秘書忙說:“有人管!”趕快把我拉走了。總理看我出了門,才放心地轉身向前走去。

人民的好總理,心里永遠只裝著別人,唯獨沒有他自己。我帶著他老人家無微不至的關懷,含著幸福的熱淚走了。然而,自打看到總理沒日沒夜玩命工作,為總理健康懸著的心卻怎么也放不下了。結果,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聽說總理住進了醫院,他老人家是為我們操勞的呀!我無時無刻不在祝愿總理早日痊愈,也更加思念他老人家。

1975年1月,四屆人大開幕的那天,我們日夜盼望的周總理來了。又見到了他老人家,心里自然有說不出的高興,但看到總理蒼老消瘦得那么厲害,又讓人心疼得直想哭。大會選舉的那天晚上,利用計票時間,總理接見了天津代表。他老人家對照著代表名單一一問大家的姓名和職務。輪到我時,總理看了我的職務說:“噢,你當團市委書記了,你要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停頓了一下,總理又關心地說:“不過她的職務太多了,要減輕她的職務。”后來市委決定,邢燕子和我上留一職、下留一職,把中間職務全免掉,那實際上是周總理的意思。

1971年5月6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全國農業勞動模范殷維臣(左三)和全國青年先進知識青年代表侯雋(左一),向他們了解農業生產情況。

那天總理為鼓勵一位有病的老代表戰勝病魔,坦誠地對他說:“我得的是癌癥……”我們一下子都傻眼了。我頭發脹,眼發黑,天旋地轉,兩耳嗡嗡響………只聽總理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吧……”其他就什么也聽不清了。當時只覺得欲哭無淚,欲喊無聲,直至回到京西賓館才清醒過來,撲倒在床上失聲痛哭。總理自己病成這樣,還惦記著為我減輕職務過多的壓力,我又能為總理做些什么呢?我祈禱總理能奇跡般地好起來,但奇跡始終沒有出現,卻傳來了晴天霹靂般的噩耗……

永遠難忘那悲痛欲絕的時刻,1976年1月8日,令人朝思暮想的周總理與世長辭了。我心如刀絞、泣不成聲,實在不敢去想,卻又忍不住總是在想那一件件感人的往事,一幕幕難忘的情景。我戴上黑紗,插上白花,給鄧媽媽寫信,給我的親友們郵寄總理紀念畫冊……但無論如何也表達不盡我懷念總理的無限哀思和愛戴總理的深厚感情。

我想去瞻仰遺容,但規定只有在京的人大常委才允許去,我不在北京工作,應該是沒有資格的。老天有眼,也是與總理有緣!當時我正在北京的一家醫院治病,病友中有一位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不忍看我那哀傷的樣子,悄悄把總理治喪辦的電話告訴了我。我哭著央求治喪辦的同志,說我現在正在京,懇請他們批準我再最后看看周總理。可能是先接電話的同志當不了家,一連換了3個人,直到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對著電話哭的份了,一個病友接過電話替我又重復了一遍,總算是被獲準了。

10日下午,我去北京醫院瞻仰遺容。只能看這最后一眼了,盡管不聽話的眼淚總是模糊我的視線,但我始終目不轉睛地凝望著總理那堅毅安詳的面容。我懷著無比悲痛和崇敬的心情向總理深深鞠躬,仿佛又聽到他老人家那洪亮的聲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我想,周總理日理萬機,還對我們這些與他非親非故的人關懷備至,不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嘛!那不僅是對我們個人的希望和支持,也充分體現出周總理對人民無比熱愛、對事業無限忠誠、對工作極端負責的偉大情懷。我想,自己一定要以他老人家為榜樣,雖然做不了總理的那些事,也要像總理那樣愛人民、干工作、待朋友,學做總理那樣的人。

1979年8月,我出席全國先進知青座談會,總理的侄女周秉建也參加了,知道她要去看鄧媽媽,我就托她代我問好。回來她告訴我,鄧媽媽囑咐你“要經得起考驗”,我說:“請她老人家放心,我一定經得住考驗!”

多年來,我時有上下,職務多變,但自己以周總理為榜樣,無論何時何地,不管當官為民,都能保持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努力按黨和人民的需要造就自己,盡心竭力為人民服務。記得周總理曾說過:“真金不怕烈火煉,真金也須烈火煉”,一直以來,盡管經歷了許多困難和挫折,也受到過一些誤解和委屈,但自己顧全大局,不計得失,立志“在烈火中永生”,確實也經受住了時間和歷史的考驗。

1995年7月1日,由中組部、中宣部和廣電部舉辦的《七月禮贊》,選了9位在不同歷史時期入黨的黨員英模走上舞臺,每人都用一句話表述當年的誓言和志向,作為60年代的唯一代表,我說:“當年我自愿放棄高考,離開北京下鄉到寶坻縣竇家橋村插隊落戶,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話說至此,不由我心里一陣激動,又想起了當年周總理的不盡關懷。

進入新世紀,邢燕子、董加耕和我都被評選為“20世紀我心中的英模”。近幾年,我們也經常一起應邀出席全國英模代表的一些會議和活動。2007年“五四”,我們還以老英模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青年群英會”。回憶起總理說過的話:“你們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我想,自己一定永遠盡其所能多為人民做好事。

敬愛的周總理雖已離去,但雖死猶生,他老人家永遠活在我心里,永遠鼓舞我前進。總結人生感言,我常愛說:“勤奮追求,人生價值之所在;真誠奉獻,不竭動力之源泉。”而這“追求”與“奉獻”的不竭動力,恰恰來源于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來源于他老人家的關懷愛護和培養教育,這是我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

為使更多人受到教育和鼓舞,我積極投身宣傳周恩來的行列。拍攝電視專題片《周恩來與天津》,我帶頭組織捐款;發行周恩來總理的畫像,我主動前去請戰;當副縣長時,我借分管文教工作之便,在寶坻舉辦了《周恩來青年時代在津革命活動展》;我還和邢燕子一起積極參加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的活動,都被聘為名譽館員。

如今,我也步入老年,今年正式退休,又迎來了生老病死的新磨難,使我更加理解了總理留給我們的那句震撼人心的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于是我更加關愛生命,更加珍惜時光,更加積極地參與和呼吁救死扶傷、扶危濟困、愛心助學……

同時,我也更加理解了周總理曾說過的話:“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于是我以此為座右銘,熱情不減當年地學習新知識,并學會了一些電腦應用技術……

最近我還與朋友們一起,策劃籌建知青村,力圖聚集各方人才,與情系“三農”的各界朋友聯手助推新農村建設,以實現我們的青春夙愿和周總理的殷切希望……

但愿某一天,當我走到人生盡頭,拜見周總理的時候,他老人家能欣慰地說:“我的心沒白操,勁兒沒白費”,用紅筆在我的人生考卷上劃個“對”號……

來源:兵團戰友(選自侯雋主編《知青心中的周恩來》一書)

文/圖: 侯 雋(女,北京人,1943年3月生。1962年7月高中畢業后自愿下鄉插隊,被稱為“特別的姑娘”,全國城市青年立志建設新農村的榜樣和著名勞動模范。196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團縣委書記、縣委副書記、省婦聯副主任、天津市團委書記、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是團九大代表、黨的十大代表和四屆人大常委。1980脫產后歷任寶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縣長、縣政協主席和區政協主席。2007年5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