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病逝，為何把骨灰撒在大寨…

1978年6月，文壇巨匠郭沫若走完了86年的人生歷程，在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會后，他的骨灰遵照其遺愿，撒向了山西大寨的層層梯田。

這一決定讓不少人感到疑惑，作為從革命年代走出的知名人物，卻選擇將大寨這座小村莊作為最后的歸宿。

這背后究竟蘊藏著他怎樣的考量？讓我們穿越時光，探尋這位復雜人物做出這一不尋常選擇背后的故事。

波瀾壯闊與爭議并存

1892年，郭沫若出生于四川樂山一個鄉紳家庭。他天資聰穎，早年懷抱醫學救國的理想東渡日本留學。

然而，時代的激流與內心的召喚，使他最終拿起筆桿，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

1921年，他的詩集《女神》橫空出世，像一顆重磅炸彈震撼了當時的文壇。

詩中那吞月噬日的“天狗”，那在烈火中更生的“鳳凰”，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狂飆突進的個性與對新生中國的熱烈渴望。

這部作品不僅是他對中國現代詩歌新紀元的開創探索，也一舉奠定了他在中國詩歌詩乃至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他的才華遠不止于詩歌。

在歷史學與古文字學領域，他同樣是奠基性的人物，其著作如《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至今仍是相關學科的重要參考。

在民族危亡的抗戰時期，他創作了《屈原》、《虎符》等一系列歷史劇，借古人之口，抒發對黑暗現實的憤懣與對光明的追求，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士氣。

新中國成立后，除了繼續在學術和文學領域深耕外，他還擔任了眾多要職。

從中科院院長、文聯主席到政務院副總理，他積極參與并領導了國家的文化、科學與教育事業，是負有盛名的文化界領袖。

然而，與許多身處大時代漩渦中心的人物一樣，郭沫若的一生也充滿了復雜性乃至爭議。

他的一些學術觀點曾引發巨大爭論，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一些言論和立場轉變，也讓他被一些人貼上“善變”的標簽。

他的個人感情生活也頗為豐富曲折，和三位夫人的悲歡離合讓不少人詬病他在感情上的“輕浮”。

這些復雜的面向，共同構成了一個立體而真實的郭沫若。他既是才華橫溢、激情澎湃的詩人學者，也是有缺陷、有爭議的平凡人。

也正是他多樣的身份和豐富的人生經歷，讓他對自己死后歸宿的選擇上，做出了讓人意外的抉擇。

大寨，這個太行山深處的小村莊，是如何吸引到這位文壇巨匠的呢？

大寨情緣

郭沫若與大寨的不解情緣要追溯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

1964年，《人民日報》頭版用一篇長篇通訊將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小村莊，推到了全國人民的面前。

報道中，大寨人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惡劣自然條件下，憑借驚人的毅力和雙手，戰天斗地、改造河山的事跡，感動了無數人。

同年年底，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特別贊揚了大寨大隊，將其與大慶油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并列，作為自力更生精神的典范。

作為大會執行主席之一的郭沫若，對此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他首次在詩作中提及大寨，是在1965年春節前夕為畫家傅抱石的《延安畫卷》所題詩中，他寫道：

“傳統作風雪里梅，大寨精神從此來。”

此時，在他心中，大寨精神已然是革命傳統延安精神的延續與象征。

同年11月，時年73歲的郭沫若冒著北方冬日的嚴寒，赴山西考察。

在返程途經太原時，他參觀了大寨展覽館，并即興題寫了一首七律詩，詩中，他毫不吝嗇地用了“愚公”這一中華民族精神象征來贊美大寨人。

然而，文字的贊美遠不及親眼所見的震撼。

這次山西之行的最高潮，是郭沫若毅然決定臨時改變行程，親自前往大寨實地參觀。

當汽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最終將他帶到虎頭山時，盡管已是萬物蕭瑟的冬季，但呈現在他眼前的，是由一塊塊人造平原構成的層層梯田。

他聽著大寨人講述他們如何在三年大災中，做到“三不要”和“三不減”的感人事跡。

他看著眼前那些膚色黝黑、手掌粗糙但眼神堅定、氣宇軒昂的莊稼漢，這位老詩人的心靈被深深地震撼了。

這次實地走訪，讓郭沫若對大寨的認識從抽象的“精神符號”變成了具體、可感、可敬的人群與事跡，一種真切而深厚的情感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骨灰撒向大寨

1978年5月，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郭沫若，在病榻前對夫人于立群和子女們鄭重交代了死后將骨灰撒到大寨的要求。

6月12日，他與世長辭。

在莊嚴的追悼大會之后，他的遺愿得以執行，骨灰被護送至大寨，融入了虎頭山的土地。

后來，那里豎起了一座“郭沫若同志紀念碑”，與不遠處農業勞模陳永貴的墓地相伴，形成了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

這個決定，在當時許多人看來是出乎意料的。但若聯系他的一生思想與大寨情緣，便能窺見其深意。

在郭沫若看來，大寨所代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愚公精神，正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品質，也是國家建設最需要的力量。

他將骨灰撒在這里，是希望自己的生命最終能與這種精神象征融為一體，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致敬。

在他晚年的一首題畫詩中，他曾寫道：

“看來禪杖用處大，可以促進現代化，開通大寨花。”

他甚至將古典文學形象與現代農業建設聯系起來，這看似奇特的聯想，卻正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將大寨視為一種積極、進取的創造力量。

他的夫人于立群也曾解讀，詩中的“打成一片稀泥巴”意指“泥巴可以肥田利農”。這與他最終“肥田”的遺愿，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呼應。

縱觀郭沫若的一生，盡管他身居高位，享譽中外，但他對底層勞動者始終懷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親近與敬意。

晚年選擇將骨灰歸于農田，正是這種情感的終極回歸。

讓自己的軀體最后為滋養莊稼、肥沃土地盡一絲微薄之力，完成一種精神意義上的“葉落歸根”。

而他不留骨灰的選擇也包含著他追隨故友、一切從簡的意愿。周總理逝世后，骨灰撒向祖國山河，樹立了簡樸喪儀的典范。

郭沫若與周總理相交多年，友情深厚，他選擇不保留骨灰，亦有追隨之意。

而將地點選在大寨，則賦予了這“從簡”行為獨特而鮮明的個人色彩與時代印記。

在那片他曾用詩歌熱情贊頌過的土地上，這位一生激情與矛盾交織的文人，最終找到了他所認同的、最質樸的歸宿。

這，是他用生命寫下的最后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