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學平｜即便被告人確認，偵查筆錄也不能機械采信

按：來自鄧學平律師一次庭審的當庭發(fā)言，系當庭發(fā)表的辯護意見。

庭前筆錄的采信與否不是由當事人單方選擇或確定的。我們在法庭發(fā)問的時候，基本上每個人問完以后，公訴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公安筆錄真實的吧？”、“筆錄看過的吧？”、“字是你簽的吧？”在得到肯定性答復以后，檢方就會如釋重負。

為什么？還是以偵查筆錄為準。當庭的回答是無效的，所以當庭的發(fā)問就是徒勞的。那么，還要開庭做什么？不還是偵查中心主義嗎？事實上，偵查筆錄的真實性不是由被告人單方就可以確認的。以這起案件為例，我可以給出十個我認為是無法辯駁的理由：

01

第一個理由。為什么說，某一個被告人說我庭前筆錄是真實的，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其庭前筆錄就一定真實呢？幾乎所有被告人都記憶不清偵查筆錄是如何記錄的，也記憶不清在公安機關是如何供述的。在這種情況下概括確認公安供述屬實沒有任何意義。你都忘了你怎么說了，你還說你說的屬實，這是沒有任何效力的。

02

第二個理由。所有被告人偵查筆錄都存在巨大的前后矛盾。特別是關于我的當事人A的角色定位，幾乎每個被告人的供述都前后不一。同一件事你有兩個以上的說法，這時你說我在公安的供述屬實，那么究竟是哪個說法屬實？互相矛盾的事情，你說它都是屬實的，那這個屬實確認本身就無意義。

03

第三個理由。偵查筆錄的不如實記錄已被訊問錄音錄像等客觀證據(jù)證實。這個時候你還說我的偵查筆錄是真實的有什么用呢？我已經(jīng)有客觀證據(jù)證明你的這個筆錄不真實了。

04

第四個理由。被告人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面對偵查機關的“套路審”，包括精神控制、語言壓迫、陷阱發(fā)問、指供誘供，根本沒有邏輯能力和精神自由去抗拒偵查機關的陷阱發(fā)問。只能是節(jié)節(jié)退讓，最終只能按照偵查人員的意思進行供述。當事人即便形式上進行了簽字確認，客觀上也沒有能力確保筆錄的真實性。他就沒有精神自由，筆錄簽了字就能說它是真實的嗎？

05

第五點理由。有些偵查筆錄明顯違反經(jīng)驗常識或邏輯常識，不可能真實。當事人所謂確認只能證明他對指控的恐懼、屈服，對法庭伸張正義的信心不足，此外毫無證明效力。

06

第六個理由。有些偵查筆錄已被在案其他證據(jù)證偽。可以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略）

07

第七個理由。有些偵查筆錄，哪怕是同一份，在內(nèi)容上都自相矛盾、相互否定。當事人確認筆錄真實毫無意義，甚至更顯荒誕。

08

第八個理由。通過辯護人的當庭發(fā)問，已經(jīng)有效地戳穿了許多偵查筆錄的謬誤。對于A的指證，不過是沒有根據(jù)的主觀猜測和隨意臆斷。許多當事人偵查筆錄中的謬誤已經(jīng)得到澄清，很多措辭的含義和語境已經(jīng)得到明晰，很多說法的不實已經(jīng)得到糾正。這是法庭調(diào)查的重要成果。沒有理由置整個庭審程序于不顧，一味盲目采信庭前偵查筆錄。否則的話，法庭只要干一件事就行了：核實偵查筆錄的簽字即可。當庭問：“這個筆錄是不是你簽的字？”回答“是”，庭審就實質(zhì)性結束了。不要再法庭發(fā)問，舉證質(zhì)證也不要再搞了，那么開庭就變成實質(zhì)上的書面審理了。

09

第九個理由。同一個事實，公訴人發(fā)問和辯護人發(fā)問，通過不同的發(fā)問角度和發(fā)問方式，被告人的回答就經(jīng)常不同。通過十幾天的庭審，這個現(xiàn)象是很常見的。公訴人問，被告人是一種答法；我在公訴人發(fā)問的基礎上進行追問，又是另一種答法。那凸顯了什么呢？口供的可塑性極強，極易被人為操控。偵查筆錄因其偵查過程的封閉性，他人無法參與，公訴人又拒絕提供訊問錄音錄像，導致整個對話場景無法還原，真實的對話過程無從得知。把過程省略掉，拿出一份結論性的紙質(zhì)筆錄，公訴人告訴我這就是事實真相。我要大聲的說NO，紙質(zhì)筆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偵查過程，并非偵查過程的原始、完整記錄。兩者是不能畫等號的。

10

第十個理由。所有的冤假錯案幾乎都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這些有罪供述都經(jīng)過了當事人的簽字確認。秦檜構陷岳飛的證據(jù)材料當中想必也有很多口供，想必口供中也有當事人的簽字畫押，但事后證明仍然是一個冤案。如果按照公訴人的指控邏輯和證明邏輯，我不禁要問，如果岳飛案發(fā)生在當下，是否公訴人也會認為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足以定案？

以上10點理由都證明：偵查筆錄不實的地方，不能因為當事人說以偵查筆錄為準，最后定案就真的能以偵查筆錄為準。還是要結合全案的證據(jù)，結合當庭呈現(xiàn)、還原的事實進行綜合認定。除非法院根本不想查清事實真相，根本不想伸張正義，否則這些個道理都是很淺顯的，很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