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丨下一個重磅藥物會來自中國嗎？

Will the next blockbuster drug come from China?

巨額投資與供應鏈優化推動中國生物制藥行業蓬勃發展。

生產效率的提升不僅加快了中國藥物研發的速度，還大幅降低了研發成本，這一優勢已吸引眾多跨國制藥企業的關注。? Carolina Vargas/FT montage/Dreamstime

發布時間：2025年12月2日

在上海郊區，制藥行業的變革正在悄然發生。

工程師們正仔細檢查一排巨型不銹鋼反應罐，一種利用倉鼠卵巢細胞研發的生物藥即將在此投產。每個反應罐可生產5萬升藥劑，這座生產基地只是中國生物制藥行業全面蓬勃發展的一個縮影。

該工廠隸屬于BiBo生物制藥公司，于今年2月動工建設。在臨港新片區政府快速審批流程與全程跟進式扶持下，目前工程進度已提前一個月。

中國生物制藥行業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一系列密集的商業合作吸引了眾多外國制藥企業紛紛來華，它們希望尋找具有潛力的分子化合物，以填補自家日益縮減的研發管線。例如，今年6月，阿斯利康與中國生物科技企業石藥集團簽署了一份價值最高達52億美元的合作協議。

僅僅五年前，該行業還因未能研發出有效的疫苗而被嘲諷為落后行業。如今，西方制藥企業高管與投資者私下警示，他們的企業在藥物創新領域可能面臨被中國趕超的風險。

中國生物制藥行業崛起的核心在于速度與效率，這兩大要素不僅加快了藥物研發進程，更顯著降低了研發成本。中國的核心優勢源于規模龐大且專業素養高的人才隊伍，涵蓋實驗室研究人員、設備制造商，以及為博博生物安裝新生產線的技術工人等多個領域。這些人才中雖有部分曾在美國高校及大型制藥企業接受培訓，但絕大多數都是本土培養的工程師。

麥肯錫的一份報告詳細闡述了中國在藥物研發各階段所具備的時效與成本優勢。該咨詢公司估算，在將目標分子轉化為候選藥物并推進至早期臨床試驗的過程中，中國制藥企業的推進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到三倍。

一旦某種療法通過初期動物實驗，中國臨床試驗的受試者招募速度可達全球平均水平的兩至五倍（具體速度因治療領域而異），這得益于中國擁有大量醫療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的患者群體。

BiBo生物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彭嬌表示：“過去三四年間，中國生物制藥行業的發展速度突飛猛進，如今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創新源頭之一。”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在創新藥研發領域的優勢集中在那些基礎研究已成型，但仍需通過實驗確定最佳配方的領域。

他補充道：“這更像是一道需要破解的難題，考驗的是工程實操思維而非純科研思維。要完成這類工作，需要一支高效團隊快速探索可行方案。”

相較于西方同行，中國企業之所以能實現如此高的研發效率并降低成本，離不開國家的大力扶持。彭嬌的工廠與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相隔不遠，坐落于一個專門為生物科技初創企業打造的工業園區內。入駐園區的企業可享受補貼、優惠租金等政策，還能獲得臨港新片區相關部門提供的全流程幫扶。

BiBo生物的工廠建設規劃審批僅用了9天。而彭嬌正在考察的歐洲建廠地，同類審批流程最長可能耗時半年之久。

彭嬌在波士頓和上海均設有生物藥生產基地，這類藥物均源自活體細胞。他透露，十年前，其美國團隊與中國團隊在專業經驗上存在明顯差距；如今，這一差距已完全消失。上海團隊不僅經驗豐富，而且工作效率更高、業務規模也更大。

對于彭嬌這樣的企業創始人而言，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持續增強。依托國內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從藥物研發、規模化生產到臨床試驗的每個環節都得以提速。對于初創生物科技企業來說，研發周期的縮短意味著生存概率的提升——它們能夠嘗試更多研發方向，及時叫停失敗項目，從而增加研發出重磅藥物的可能性。

但該行業如今正面臨一個關鍵問題：中國崛起的生物科技領軍企業能否成長為可與全球頂尖制藥巨頭抗衡的跨國企業？而日趨緊張的地緣局勢（尤其是與全球最具盈利能力的藥品市場——美國之間的關系），是否會阻礙它們的海外擴張之路？

在江蘇，工作人員正在生產線上分揀和包裝藥品。中國制藥企業在整個研發過程中通常比西方競爭對手速度更快。 ? CFOTO/NurPhoto/路透社

瑞銀集團制藥行業分析師陳晨（音譯）稱：“中國生物制藥的早期研發已具備全球競爭力，但在海外臨床試驗、法規申報及商業化等后期環節，中國企業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她接著說道：“不過這種局面并非一成不變。中國生物科技企業可通過與跨國制藥企業合作拓展海外市場，既能獲取持續創新所需的資金，又能借鑒合作伙伴在臨床試驗與商業化運作方面的成熟經驗。假以時日，中國企業必將逐步構建起自身的全球化運營能力。”

中國已穩步躋身全球藥物供應鏈的上游。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中國培育了一批仿制藥企業，專注于生產專利過期藥物；隨后，中國開始涉足原料藥供應領域；此后，這里又成為生物科技代工生產的優選之地；如今，中國已發展成為藥物研發的核心陣地之一。

在這一發展進程中，為生物科技企業提供研發與生產服務的中國臨床合同研究機構和合同生產組織，在各類復雜的科研與工程技術領域不斷積累經驗。

這一發展歷程使得藥明康德、金斯瑞等外包企業，不僅成為支撐中國藥物研發的核心力量，更在全球生物科技領域占據關鍵地位。

舊金山生物科技行業軟件平臺奧克斯特拉創始人阿育王·拉金德拉表示：“美國生物科技行業流傳著一個說法，要是想開展一項研究，‘找藥明康德就行’。”

他指出：“中國擁有一套完整的產業體系，為歐美企業的研發工作提供支持。起初，企業僅委托中國完成DNA合成、蛋白質制備等特定任務；后來合作內容逐漸升級，不再局限于執行標準化指令，而是拓展到開展研究項目、采集實驗數據等更復雜的業務。”

伊根·佩爾坦是眾多依賴中國供應商的美國生物科技企業創始人之一。他稱：“起初，行業內選擇中國的臨床合同研究機構是因為其價格低廉。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它們的定價已與國際水平持平。我們如今選擇與它們合作，看重的是其高效的服務與時間成本的節省。”

對于初創生物科技企業而言，供應商的服務效率可能關乎企業生死。佩爾坦解釋道：“一項在美國需要六至八周才能完成的項目，中國企業約三周就能完成。對于尚無營收的初創企業來說，每多等待一天，都是在消耗寶貴的資金。”

過去十年間，這些專業技術已從服務海外客戶轉向賦能本土企業。中國生物科技行業正經歷一場轉型，這與汽車制造、消費電子乃至紡織行業的發展路徑相似——從低成本代工基地轉變為自主知識產權輸出地。這種轉型在生物藥與細胞治療領域尤為顯著，這類領域需要大量反復的實驗驗證，而在中國開展此類工作，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

麥肯錫大中華區生命科學領域合伙人張方寧（音譯）表示，如此大規模、快節奏的行業變革或許讓不少人感到意外。但她強調：“這一增長態勢源于多種因素十余年的協同作用，包括人才與資本的持續積累、利好政策的扶持、完善的本土供應鏈體系，以及廣大工程師和科研人員在執行層面的高效推進。”

中國政府將生物科技產業列為戰略重點產業，既將其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也希望通過該產業研發出更適配華人族群的藥物，這一舉措進一步加速了行業轉型。

21世紀10年代中期，中國推出多項改革措施，為生物科技企業拓寬融資渠道、開展創新研發提供了便利。2018年，中國香港放寬上市規則，允許尚未盈利的企業掛牌上市。由此掀起的生物科技企業上市熱潮，吸引了大量風險投資涌入該領域。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藥品監管部門放寬了部分創新療法的臨床試驗要求，助力候選藥物更快推進研發進程。

朗納治療公司正是這一系列政策的受益者之一。這家總部位于上海的初創企業計劃在香港上市，專注于核糖核酸干擾療法的研發，這類療法可抑制與肥胖等代謝性疾病相關的蛋白質合成。該公司成立于2021年，目前研發管線中已有15種藥物，其中3種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該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史黛拉·石（音譯）稱：“中國的藥物研發成本大幅低于其他國家，企業因此有能力布局更豐富的研發管線。美國企業或許只能聚焦于單一研發項目，而在香港上市的中國生物科技企業，其研發管線中通常至少有10種候選藥物。”

相關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轉變。麥肯錫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在全球處于臨床試驗階段的創新藥候選藥物中占比僅為8%，而到2025年這一比例已攀升至30%；同期美國的占比則從47%降至36%。

中國生物科技行業的優勢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工程技術投入和大規模實驗驗證，以優化創新療法的領域。這一點在抗體偶聯藥物和多特異性抗體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抗體偶聯藥物被譽為“生物導彈”，能精準向腫瘤細胞輸送化療藥物；多特異性抗體則是一種可附著于癌細胞表面的免疫蛋白。麥肯錫的數據顯示，在處于Ⅰ期和Ⅱ期臨床試驗的創新型抗體偶聯藥物中，中國企業研發的占比達54%；在多特異性抗體領域，這一占比為48%。

專注于腫瘤靶向抗體偶聯藥物研發的上市公司四川百鯤生物，其研發管線中已有17種療法。21世紀10年代初，抗體偶聯藥物憑借強大的殺癌效果，曾引發西方生物科技領域投資者的熱烈追捧，但由于難以控制毒副作用，許多研發項目被迫擱置。

四川百鯤生物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朱毅表示：“抗體偶聯藥物的殺癌能力更強，但21世紀10年代時，行業內始終未能攻克其毒性控制難題。”他認為，這一難題本質上是工程技術問題，關鍵在于找到合適的技術路徑，確保高毒性藥物在精準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不會損害健康組織。

他還指出，在這一領域“中國企業具備天然優勢”，因為國內擁有大量專業技術人員可開展高頻次實驗，且臨床試驗的推進也相對順暢。

麥肯錫的數據顯示，中國臨床試驗的受試者招募時間約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每位受試者的試驗成本僅為歐美地區的約50%。

這一高效率得益于多方面因素：中國人口基數大且老齡化程度加深，大量患者難以承擔高價治療方案，對臨床試驗的接受度較高；同時，中國的醫院體系布局合理，患者還能通過社交媒體了解正在開展的臨床試驗并主動報名參與。

中國生物制藥行業的實力不斷增強，吸引了眾多跨國制藥企業來華收購創新藥物或開展聯合研發。麥肯錫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藥物授權出海交易占全球此類交易的比例僅為2%，而2025年這一比例已升至20%。

這類合作交易的激增，徹底改變了上海漢坤律師事務所顧亞倫（音譯）等律師的工作內容。五年前，他的業務主要集中在中國企業引進國外藥物在華權益的相關法律事務；如今，他的核心業務變成了協助中國企業將自主研發成果授權給跨國制藥企業。

他表示：“對于大型制藥企業而言，與中國企業簽署的這些合作協議的金額，相較于這些藥物未來可能產生的收益，以及專利到期后可能遭受的損失，其實微不足道。”

盡管見證了中國生物制藥行業的快速成熟，顧亞倫仍提醒道，中國企業要成長為強生、阿斯利康這類規模的跨國制藥巨頭，仍需“數十年時間”。目前，在全球市值排名前20的上市制藥企業中，尚無中國企業的身影，而前三名均為美國企業。

再鼎醫藥首席運營官喬希·斯邁利稱，中國企業建立“具備全球視野的發展體系”尚需時日。他說：“未來幾年，中國必將持續涌現出優質的創新成果，但多數創新企業仍需合作伙伴助力推進后續研發工作。”

此外，這些企業還需組建國際化銷售團隊、熟悉海外監管體系，并搭建海外供應鏈。尤其是當前西方各國政府正推動制藥等關鍵產業本土化生產，這進一步增加了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難度。對于多數尚未盈利、營收波動較大的中國生物科技企業來說，這類海外布局所需的巨額投資往往難以承擔。

在宿遷，一名工人正在測試一種抗炎藥物。中國企業在日益復雜的科學和工程流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知識。 ? CFOTO/NurPhoto/路透社

在北京創立的百濟神州已將總部遷出中國，該企業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生物科技企業中全球化運營最成功的范例。但它的擴張離不開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巨額資金支持，而這樣的資金規模是其他中國生物科技企業難以企及的。

盡管如此，四川百鯤生物的朱毅仍對企業成長為跨國制藥企業充滿信心。2023年，該公司與美國百時美施貴寶公司達成合作，聯合研發一款針對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等實體腫瘤的抗體偶聯藥物。

對于計劃進軍利潤豐厚的海外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中國生物科技企業而言，這類合作至關重要。麥肯錫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創新藥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比例僅為1%，而截至2025年，這一比例已升至6%。

中國監管部門對藥品定價管控嚴格，企業若想實現長期發展所需的盈利規模，就必須開拓海外市場。朱毅表示：“跨國運營會讓企業的管理復雜度和資源投入呈指數級增長。與跨國企業合作，能讓我們近距離學習全球化運營模式，就像有一位專屬導師手把手教我們搭建全球化業務體系。”

他還補充道，與大型外國企業合作，幫助四川百鯤生物理清了企業規模化發展所需的組織架構和核心能力。“我們借鑒了它們的經驗并在實踐中學習成長，同時也看到了大型制藥企業存在的弊端，比如機構臃腫、效率低下，這讓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成功避開了很多彎路。”

不過，中國生物制藥行業的海外擴張之路或許還會遭遇更多阻礙。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生物制藥行業崛起的擔憂之聲日益高漲。美國議員已提議限制本國對中國原料藥供應商以及臨床合同研究機構、合同生產組織的依賴。2025年10月，一群美國參議員對制藥企業加大在華投資的行為提出質疑，并呼吁行業將生產環節遷回本土，保護本國的創新成果。

中國生物制藥行業專家布拉德·朗卡爾指出，各國政府未來或許會直接介入干預行業發展。

他表示：“美國及全球其他國家的企業，正在為中國生物制藥行業的崛起提供資金、培養人才并傳授技術。目前，中國生物制藥行業就像一名大學生，而美國等國家正在資助它完成學業。但終有一天，它會學成畢業，獨立闖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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