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王海容第一次到中南海，毛澤東好奇：你這個人挺怪的

1960年初冬，北京的北風直鉆脖領，王海容踩著那輛掉漆的鳳凰自行車，車鈴哐啷作響。她按約定時間在西門下車，衛士認出她，抬手敬禮。三點一刻，毛澤東要同這位二十出頭的女徒工聊一篇稿子，《我的經驗》就在她的挎包里，紙張已經被寒氣吹得微微卷邊。

屋里爐火燒得旺，毛澤東翻著稿紙，蘸筆畫圈，又抬頭看她：“工廠的夜班吃得消嗎？”王海容點頭，說得干脆：“苦倒不苦，就是蒸餾水瓶太重。”毛澤東笑了笑，將“徒工王波”四個字寫在標題旁：“就用這個筆名，省得別人拿你說事。”這一幕落筆無聲，卻把她推向了另一條道路。

短暫的靜默里，她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進中南海。那是1950年深秋，三歲的弟弟躲在她身后，她提著書包跟著外公王季范穿過長廊，紅墻綠瓦在陽光下鮮亮得晃眼。豐澤園里，大人們坐在頤年堂談事，她蹲在門口數金魚。聽見腳步聲，她抬頭，見一位高個子老人，頭發蓬松，笑容隨意。她小聲問外公：“怎么喊？”外公用長沙口音答：“叫主席公公。”湖南話里，“公公”就是祖父。

她沒磕頭也沒拘謹，抓了把炒花生自己吃。毛澤東看了半晌，好奇地搖頭：“你這個人挺怪的，第一次見我也不害怕？”小姑娘脆聲回道：“嘛怕你啊？又不會吃人！”一句童言，惹得滿屋子人失笑。那一刻的坦然，日后在她身上再沒丟過。

若追溯得再早些，故事得從1941年說起。父親王德恒在桃花江突遭特務，子彈劃破水面，他再沒上岸。年僅三十，他留下的只有一張泛黃的留影、兩行寥寥家書。父親犧牲后，王海容和弟弟寄養在外祖父長沙老屋，鄉鄰喚她“海伢子”。名字寄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可誰也想不到，這個女孩后來真跑了半個世界。

新中國成立不久，外公赴京開會。臨行前她寫了人生第一封信，收信人是那位從未謀面的“三爺爺”毛澤東。信不長，先問安，然后討要一個籃球。小姑娘盤算得明白：北京的球肯定比長沙的圓。外公回來時，只捎了幾只蘋果，她撅起嘴說：“球呢？”外公無奈搖頭。童心失落，也就那一晃。

1958年，高中畢業的王海容沒考上大學，被分到北京化工廠當徒工，月工資十八塊。三班倒，白班裝桶，夜班搬蒸餾水瓶，臂膀常被勒出淤青。她咬牙堅持，還憑空多了個愛好：記錄。小本子密密麻麻寫著溫度、壓力，也寫著哪個女工因想家掉眼淚。那些零散筆記后來擴展成《我的經驗》。

稿子送到《〈中國青年〉》編輯部前，她先寄給葉子龍，請他轉毛澤東把關。兩個半月后，才有了那張“下午三時十五分來談”的紙條。毛澤東不僅細改，還添加編者按，理由是“徒工也能寫好文章，別小瞧自己”。按語結尾，他特意署“1959年11月”。

文章發表后，王海容被勸回學校。1960年秋，她考進北京師范學院俄語系。課余時間，她抱著四本詞典啃英語、德語和法語，圖書館熄燈，她就跑到樓梯口背單詞。毛澤東偶爾把她叫去談讀書，說《紅樓夢》《聊齋》都該看，還拋出一句讓她迷糊的話：“翻譯得好，要懂圣經、佛經。”這番見解后來成為她學習外語的注腳。

1964年畢業分配，她意外進入外交部。原因不只在親戚關系，更在語言儲備與處理事務的冷靜。短短幾年，她從科員升到參贊，外電稱她是“五朵金花”之一。升遷之快，引來不少猜測，她一笑置之：“文件寫錯字，照樣得返工。”話說得辣，卻擋住了閑言。

工作忙，個人生活反而空白。追求者絡繹不絕，最高紀錄一天收七封信。她向來不回，統統塞進抽屜。偏有人不死心，一位退役飛行員跑到外交部門口，自稱“王海容的丈夫”。門衛按規定詢問，她聽電話時冷聲道：“我目前還是光棍女士另一個，把他請走。”尷尬的戲碼當場收場。看熱鬧的同事說她心狠，她只抬眉：“講原則。”語氣淡，卻無人反駁。

1979年冬，孔東梅第一次進李敏家，恰逢王海容到訪。門一開，那位身穿舊綠軍大衣的女客朗聲打招呼：“小東梅，叫我海容姐姐！”屋里頓時暖和了幾度。半個下午，她陪李敏翻相冊，提到父輩舊事不多言，喝完熱茶便匆匆離開。

2004年，王海容正式退休。藍夾克、白襯衫、布鞋，打扮和二十年前沒差多少。偶有人勸她寫回憶錄，她擺手：“說不說都在那兒，寫了反叫人琢磨。”有人起哄：“那就找門路做點生意，掙點小錢也好。”她沉下臉：“不義之財，餓死也不要。”四周立即安靜。

從童年的“海伢子”到外交部的“王參贊”，再到如今的布衣長者，這位湖南女子的脾性沒改——直來直去，有話就說。當年毛澤東一句“你這個人挺怪的”，倒像句預言，準確得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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