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的反腐斗士，三青團如何一步步淪為，國民黨"反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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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民黨政權的危機感和自救意識，在三青團中表現得比較集中和突出。三青團把國民黨政權的危機歸結為腐敗，并把消除這些現象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之一。它經常以“革命集團”自居，對當時的某些腐敗現象進行批評指責，表示不愿同流合污。在充滿丑行穢聞的國民黨政權中，這種態度似乎顯得與眾不同。

1、三青團反腐的動員

三青團所反對的腐敗，主要是指官僚化、貪污腐化，以及巧取豪奪、發國難財等社會現象。

他們把反對這種現象，轉移不良社會風氣視為己任，提出了“轉移風氣”的口號：“現階段青年運動的中心任務，最基本最主要的中心任務，實在是在‘轉移風氣’。特別是在急功好利，風氣敗壞的今天。”

從三青團一成立，很多干部和團員就要求“團員要有懲治地方土劣與貪污之權”，稱“與封建勢力妥協，為熱血青年所不為。虛與委蛇又苦無圓滑手段”，表現出極大的苦悶。

但是中央團部根據當時的規定，一再強調：

“本團團員有服務及工作之義務，對于地方事業、政府法令、抗建工作，均有輔導及體行之責，但不能干預行政，執行權力，地方土劣貪污，自不妨以團員資格，層呈上級辦理，至對地方行政及教育之實施，團員應盡輔導之責，不可徑行干預。”

所以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三青團都沒有找到機會，來實現自己干預社會，轉移風氣的抱負。

1941年國統區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加上官吏腐敗，奸商猖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老百姓怨聲載道。為了在經濟上支持長期抗戰，國民黨政府決定實行以增加稅收、田賦征實和統制貨物為主要內容的戰時經濟統制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想到了三青團，想讓它在調查民間疾苦、改革社會弊端、維持戰時經濟秩序方面發揮作用。

4月16日，蔣對中央團部下達手諭：

“目前青年團工作，應注重于改革社會弊端，增進平民經濟生活，使深入民間，采取社會輿情，例如在酒肆、茶館之公論。須與民眾打成一片，先從調查鄉間土劣把持包攬之苛捐雜稅，如屠宰稅，除去官價以外，其已捐者另收三元至五元，完全中飽等類之民眾疾苦與民間不白之冤枉入手，將其調查所得報告支團部，并與當地政府合作設法解除其苦痛，并將各省各縣各地于每月每季，分別列表總核呈報，俾資考績，即以此列為本團之重要工作。”

可以看出，蔣介石這次所賦予三青團的任務，不屬于一般的團務工作，而具有某種干預社會的性質。蔣介石將其列入團的工作內容，不僅體現了對三青團的重視，也似乎顯示了三青團在發揮自身作用方面的新途徑。

中央團部根據蔣介石的指示，于同年5月3日發布《為調查地方政情、民眾疾苦，以改革社會弊端，增進平民生活對全體團員令》，其中詳細規定了進行調查時，應采取的辦法和調查的內容。命令要求各級團部“發動團員調查，應使深入民間，在酒肆茶樓采取輿情，并須與民眾公論打成一片”；“藉各種勞動服務之機會，接近民眾。

命令還詳細規定了進行調查時報告與處理的程序，作為各級團部和團員行動的依據。

第一步：“團員對調查表所規定之事項，務須隨時調查，按表填寫，面呈或密送區分隊長”。
第二步：“各區分隊長接到團員調查表后，應親自或遴派精干之同志予以復查，…應立即面呈分團書記（或籌備主任）”。
第三步：“各分團書記或籌備主任接據各區分隊長承轉調查表應慎密審核，視案件之性質與情節之輕重，分別密商或面商當地軍政機關負責人員處理，就地設法解決之。各分團認為案情重大，無法處理者，應即密呈支團部主任或書記（或中央直屬區團主任或書記）核辦”。“分團與地方政府處理案件之情形，應隨時匯報支團部備查。”
第四步：“各地支團主任或書記（或中央直屬區團主任或書記），對于各地分團書記轉呈之報告，應迅即與省市政府與有關機關協同設法解決，若案情特殊，無法辦理者，得轉呈中央，聽候處置”。

中央團部對這一任務極為重視，認為要掃除不良現象，轉移社會風氣，僅僅依靠進行調查舉報，交由政府機構處理仍是不夠的，而必須廣為宣傳，造成聲勢，“展開一個群眾的社會運動”。

為此中央團部又向各級團部下達了《為克服當前之困難與爭取最后之勝利對全體團員之指示》（簡稱“六條指示”)。

其中指出：

“官僚惡習實是政治腐化無能的最大原因。凡是不負責任，因循敷衍，欺騙虛飾，及其生活腐敗者，皆為官僚惡習。本團團員應以身作則，樹立一種革命風氣，痛切矯正之。”
又指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流痞奸商為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的最大障礙，本團團員，應本不畏強御的精神，以公民資格，向合法機關檢舉懲治之。”

至此三青團明確地提出了反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口號，打出了掃蕩社會惡習，樹立革命新風氣的旗幟，并對此大肆宣傳，制造輿論。

2、反腐運動的成果

在中央團部的積極推動下，各地團部紛紛組織團員參加有關行動，如四川支團發動團員青年，參與推動征實、兵役，禁政、治安等政令，“統計所執行案件，有數可稽者已達壹千五百余件”。

四川支團部為“協助經濟法令之執行，曾領導所屬單位，檢舉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更宣導加強物資管理法案，會同黨部商籌辦法，通令所屬，組織經濟調查隊，督導限價工作之推行”，并為此而獲得國家總動員會議和行政院的嘉獎。

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有的團員也因得罪當地勢力而遭到打擊報復。江油分團部工作人員甚至被誣陷為匪，而遭拘捕下獄。

但各級團部在執行任務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

有的團部任意設立檢查機關，濫用職權，隨意扣押人員貨物；有的團干甚至巧借名義，挾私報復。為此蔣介石不得不致電張治中，命令“青年團部不得在各地任意設立檢查機關，與調查統計局等對立，應即限于本月內完全取消。以后如有檢查業務，須令青年團協助時，亦必須以協助其當地檢查機關，而不得由該團專立名目另成系統也”。

為了防止上述傾向的發展，張治中也不得不一再提醒干部團員注意斗爭的方式：“我們既已看見官僚惡習的作祟，更看見貪污土劣以及流痞奸商的活躍，這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社會改造的問題。”這些話都是針對當時團內出現的各種弊端而言的。

三青團反對貪污腐敗的主張，在昆明發生的“倒孔運動”中有了更加突出的表現。1941年12月，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同時對香港和東南亞展開攻勢。為了躲避日軍的鐵蹄，在香港的許多國內機構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向重慶、桂林等地轉移。

當時由香港飛往重慶的飛機航班非常緊張，很多人都無法搭乘飛機，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此時竟用飛機來裝運洋狗和貨物。《大公報》為此發表社評，表示譏諷和憤慨，輿論一片嘩然。消息傳到云南昆明后，立即在西南聯大學生引起了強烈反響，醞釀采取行動表示抗議。

部分學生團員要求發起抗議運動，給孔祥熙一些警告。于是西南聯大部分三青團團員自行集會，決定以個人聯名形式發表宣言，要求學生自治會立即行動起來，領導全校的討孔運動，并公推鄒文靖、汪受璧、鐘正等三人負責起草。

這份由西南聯大26名三青團員簽名的《討孔宣言》，以飽含義憤的筆觸寫道：

國家之敗，多由官邪。當前我國貪污之風，有增無已，奸官之惡，日益加劇。值茲抗戰方殷，建國伊始之際，內政不修，無以御侮；貪污不除，何以儆奸！…今日，我國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數，而其罪大惡極者莫如國賊孔祥熙。孔賊貪污中飽，驕奢恣睢，已為國人所共憤，為法理所難容，而此次風聞由香港以飛機運狗者，又系孔賊之婦！致使抗戰物資，國家碩老，困于港九，淪于敵手而不得救。嗟夫！銅臭沖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貽舉國之害。此賊不除，貽害無窮；國事危急，奚容緘默！今見我校壁端貼出聲討孔氏之文，同人等情有所感，義有同歸，愿效先驅，共襄斯舉。

在部分團員自行集會和起草宣言之時，聯大分團的干部曾竭力予以勸阻，但《討孔宣言》終于張貼出去，引起大量學生圍觀，并頗有贊美之詞，雖然當天晚上宣言被人偷偷撕毀，但它已經在校園里產生了很大影響。

次日，西南聯大數千師生在校園舉行“討孔”大會，許多學生發表演講，痛斥孔祥熙。發表宣言的三青團員也推舉鐘正上臺發言，盡情抨擊，詞語犀利，與部分反對運動的團員形成鮮明對比。會后師生舉行罷課，并上街游行示威，游行隊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貪官污吏”等口號。

倒孔運動雖未形成軒然大波，但它在當時國統區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部分三青團刊物也登載了有關消息：

“近傳，香港失守前有某要人，競攜帶洋狗乘飛機至渝，許多要人，反不能登機，危懸海外，這一消息，竟激起了幾個大學的學潮。”

由此可見，昆明倒孔運動雖然有相當一部分團員和干部參加，但大都是激于義憤的自發行動，而非有組織的行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記長張治中的態度。作為團務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張治中在其他方面都是比較謹慎的，唯獨對于團內反對腐敗的思潮和實踐，始終抱有欣賞、同情和支持的態度，有時甚至予以積極的倡導。

三青團一方面竭力擴大自身的政治權利，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另一方面又竭力否認自己是朝執政的團體，這是一個奇特的矛盾。三青團的這種自我意識與復興社有關。

早在抗戰以前，復興社內部就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復興社的一個最大特點就在于“團體雖在野而領袖在朝”，肯定自己是一個在野的團體，以與國民黨及其政府相區別。三青團成立之后，也沿襲了這種意識，在團的地位究竟屬于在朝還是在野的問題上，刻意保持模糊。

如康澤就宣稱，“組織的方式是半公開及以環境而定。本團法律上是取得合法地位，而亦不是在朝與在野的”。而當三青團倡導反腐敗運動的時候，這種所謂的“在野地位”就成為一種有力的論據。

在三青團看來，如果說國民黨及其政府處于在朝地位，而一般青年處于在野地位，那么，三青團作為“革命集團”，則正好處于兩者之間，對雙方都負有責任和義務。

一方面，三青團負有“擁護政府鞏固政權之義務”，“對于政府之政策與一切措施，有絕對擁護之義務，且負有協助推行政令之責任”。另一方面，三青團對青年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即要領導青年，“使現狀符合革命青年之理想與希望”。因此，當政府之政策與舉措不符合青年之理想與希望時，三青團就要在擁護政府的前提下，出面反對腐敗，以澄清政治，實現青年的理想與希望，而這正是三青團“革命性”的體現。

3、國民黨反共的工具

抗戰初期，在全國人民共同抗戰氣氛的推動下，國共兩黨團結合作，攜手抗日，聯合作戰，雙方關系比較融洽，可以說是國共兩黨關系的“蜜月”時期。

武漢會戰結束后，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此時，國民黨對中共影響在全國的迅速擴大，中共力量在抗戰初期的迅猛發展，深感震驚和憂慮。從自身的根本利益出發，國民黨急于尋找對付中共的對策和辦法。

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其重要議題之一就是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斗爭”。會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國民黨在會后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異黨活動”、“處理異黨問題”的秘密文件。

文件決定采取“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的原則，加緊組織發展，加強政治宣傳，擴大勢力范圍，以與中共相對抗。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是抗戰時期國共關系的一個轉折點，此后在繼續抗日的前提下，國民黨開始逐漸把重點放到“防共”、“反共”方面，“斗爭”日益成為國共關系的主旋律。

但是上述文件又提出：“本黨應付異黨之對策與辦法，在此團結御侮時期，關系極為重要，應以絕對保守秘密為原則”，“須避免黨派斗爭之痕跡”，否則“不僅易滋誤會，甚且發生磨擦”。說明在抗戰的條件下，國民黨對反共仍然有所顧忌。“既斗爭又聯合”、“斗而不破”就構成當時國共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

上述文件有兩處直接涉及三青團。

其一，提出“各地黨部對于富有愛國思想及革命性之青年應盡量吸收加入本黨或青年團，使為奉信本黨主義而努力”。其二，“積極發展游擊區內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使青年不致為共黨所誘惑利用”。

表明當時在防共、反共方面，規定三青團發揮作用的重點主要是在青年運動領域和敵后淪陷區。

在上述文件中，國民黨鑒于當時有大批進步青年受到中共影響，紛紛投奔延安，提出“有厲行矯正之必要”。決定設立“西北青年勞動營”，負責收容“思想錯誤之失學失業青年”；該營以胡宗南為主任，營本部設于咸陽，在洛陽、蘭州各設一獨立大隊。并命令西北各省政府、各部隊，于各要隘處分別設置盤查所，將前往延安的進步青年“一律扣留，甄別受訓”。

西北青年勞動營是關押、迫害進步青年的集中營，它在一開始并不屬于三青團的組織系統，但其處理進步青年的方式，無疑對后來中央團部設立“戰時青年訓導團”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

從抗戰時期的情況來看，三青團的反共傾向經歷了一個由隱而顯、逐步升級的過程，并且一直打著“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維護統一”、“維護抗戰”的旗號，在當時具有較大的欺騙性。

三青團后來更把反共作為它的主題之一，指出“就目前環境而論，反三民主義之勢力，仍潛伏滋長，影響甚大”；“革命斗爭之工作，仍為主要任務之一”，提出了所謂“掃除國民革命一切障礙”的口號。

上述文件綱領雖未直接點名，但其實際所指都是共產黨，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

為了配合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加強宣傳工作的針對性和“戰斗性”，并指示各級團部對于中共的宣傳方針，中央團部從1942年7月起開始編輯、頒發《特種宣傳指導要點》，分發海內外各級團部參考，為反共宣傳提供資料；還匯集各有關機關發布的重要情報，編印了《奸偽資料特輯》等“特種宣傳資料”。

隨著國共關系的惡化，三青團內對中共的稱呼，也隨著國民黨由“某黨”而“異黨”、由“奸黨”而“奸偽”，層層加碼，不斷升級。在許多三青團文件中，都將中共與日偽相提并論，視為國民黨政權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之一。

上述反共主張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理論宣傳上，而是很快進入了行動階段。

中央團部在《團員行動指導綱要》中，公然提出要“厲行肅清奸黨國賊”，并要求干部、團員完成下列任務：

“（一）國內外奸黨份子有違背三民主義與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原則之一切言論行動者，均應喚起民眾，同心協力予以嚴重打擊，并徹底肅清之。
（二）團員在敵后戰區發現奸黨破壞統一、破壞抗戰之事實，應毫無猶豫與之斗爭，并動員民眾，直接加以制裁。
（三）團員在學校中發現有奸黨煽惑同學，利用青年之陰謀事實，應以學生團體意志及力量予以痛斥，必要時并應報告學校當局，予以制裁，其有思想幼稚盲從附和者，應根據主義與國策，努力說服并設法感化。
（四）團員在一般社會青年中，應注意駁斥奸黨散布之各種謠言，揭露其動搖抗戰信心，影響社會治安，擾亂戰時經濟之各種陰謀行動。”

它還特別將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要求民主自由的主張列入打擊的對象，提出“團員應隨時注意維護政府法令，領導社會輿論，對于奸黨假借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口號，以掩護其破壞國家軍令統一、政令統一之陰謀，應公開予以嚴厲之駁斥，并結合民眾，予以有力之制裁。”

上述內容規定了反共活動的行動領域、具體對象和制裁方式，可以說涵蓋了三青團當時的主要活動范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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