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原諒挑釁者，更不會辜負守護人

一、歷史罪責如山，紅線豈容踩踏

日本是臺灣問題的始作俑者。如果不是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此后強占了臺灣，后面根本就沒有這么多波折。

日本對臺灣搞了50年的殖民統治，殺害了60多萬臺灣人，瘋狂掠奪臺灣的資源，實施奴化同化政策，其罪行可以說是罄竹難書。關于這段歷史，前幾天我專門寫了文章，可以看一下這個鏈接日本欠臺灣的血債，該還了！，今天就不細說了。

一部日本殖民統治史，就是臺灣同胞刻骨銘心的悲慘血淚史，也是中華民族永遠無法忘卻的黑暗記憶。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國人民負有如此深重的歷史罪責，中國沒有全面清算已經是寬容至極。我們只希望日本徹底認罪、謝罪、贖罪，然后管住自己的嘴，拴好自己的手腳。

令人震驚的是，在日本戰敗投降和臺灣光復80周年之際，日本現任首相竟然公開發出試圖武力介入臺灣問題的信號。血債未償，余孽未清，中方如果聽之任之，豈不是要任由日本再次走向侵略戰爭的歧路，豈不是要讓日本把亞洲乃至世界再次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二、背信棄義成性，反制堂堂正正

中日探討邦交正常化時，中方曾明確提出“復交三原則”：

第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荒謬主張。

第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經歸還中國。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堅決反對“臺灣地位未定”和策劃“臺灣獨立”的陰謀。

第三，所謂“日蔣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

1972年，周恩來總理同日本時任首相田中角榮舉行多次會談，就有關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達成協議。同年，中日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實現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明確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1978年，雙方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明確規定“《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此后，雙方先后于1998年和2008年發表《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和《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再次申明日方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守對臺灣既有立場。

上述四個政治文件都體現了“復交三原則”的核心要義，體現了日方對中方核心利益的尊重，共同構成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這些年來，針對日本國內一些政治勢力和政客在涉臺問題上的消極動向，中方反復予以提醒警示，推動日本政府講信守諾，加強約束。事實證明，凡是日方信守對中方承諾，履行四個政治文件的要求，中日關系就能順利發展。一旦中日關系出問題，根源必然在日方背信棄義。

10月31日，中國領導人在APEC慶州會議期間應約會見高市。高市公開承諾，在臺灣問題上將堅持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中的立場。然而僅時隔一周，高市便發表涉臺錯誤言論，而且拒不撤回，全然不顧對中方作出的政治承諾，從根本上損害中日關系政治基礎。人無信無以立身，國無信無以立世。中方要求日方必須嚴肅對待中方關切，撤回涉臺錯誤言論，停止挑釁越線，這是完全有理有據、正當合理、無可指摘的。

關于這一點，我之前的文章也有比較詳細的分析，這里也指路給大家日本，勿謂言之不預。接下來，想談談兩個更危險、更須警惕的深層動向。

三、軍國主義復辟，警鐘必須長鳴

為什么中國人對日方提“存亡危機”如此警惕，因為日本歷史上曾屢次以所謂“存亡危機”為借口裹挾民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等對外侵略，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嚴重破壞地區及世界和平。

明治維新后，日本政治上右翼當權，軍事上冒險性升級，逐步確立向中國和朝鮮進行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除侵占中國臺灣外，1875年至1910年間，日本通過軍事侵略，脅迫朝鮮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包括《江華條約》《乙巳條約》《日韓合并條約》等，逐步吞并半島，對朝鮮進行了長達36年的殘暴殖民統治。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呈給天皇的奏折赤裸裸地暴露了狼子野心：“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寥寥數語，蛇吞象的妄想已昭然若揭。

1931年，日本以“能否得到滿洲”關系“日本存亡”為幌子，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此后更將“大東亞共榮圈”粉飾為“存亡之戰”，侵略鐵蹄踏遍東亞、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

除了全面侵華，日本還先后占領了菲律賓、馬來亞（今馬來西亞西部和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地區，并在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撾、柬埔寨）實施殘暴軍事統治，犯下屠殺、強征勞工和“慰安婦”、進行人體實驗等累累戰爭罪行。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馬來西亞屠殺華人超過15萬。1945年2月，美軍反攻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日軍對平民進行瘋狂屠殺，超過10萬人遇難。

新加坡官方數據也表明，日本占領新加坡3年多，造成至少5萬人蒙難。1942年2月，日軍命令18至50歲的新華人華僑前往聚集點，在進行簡單盤問后將被拘留者運至海邊或偏僻的郊區加以殺害，這一屠殺事件被稱為“華僑檢證大屠殺”。之所以被稱為“檢證”，是因為日軍對被放行者發予印上“檢”字的小方紙，紙張用罄后則將“檢”字肆意蓋在被放行者的衣物上或身體的任何部位。今天，新加坡市中心仍矗立的“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就是這段歷史永不沉默的證人。

再說回日本，軍國主義橫掃亞太，忘乎所以，終至瘋魔。1941年，日本無視美日實力的巨大差距，孤注一擲偷襲珍珠港，妄圖以賭國運的方式扭轉戰局，終于引火燒身。而直到投降前的最后一刻，軍國主義者還不惜“一億玉碎”頑抗到底。

如今，高市上臺才一個多月，便迫不及待拋出一系列危險擴軍設想，包括大幅調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衛預算，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謀求發展進攻性武器，圖謀放棄“無核三原則”。她炒作臺灣問題，背后也是實現強軍擴武的執念。

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滿口荒唐言的高市毫無實際政績，她的民調支持率卻不降反升。民調當然未必等于真實民意，但這至少說明軍國主義思想在日本社會還有很大市場。日本一些勢力和媒體更是熱衷炒作高市的“高支持率”，變相為危險行徑擂鼓助威。這種危險趨勢如果不及時制止，讓日本社會上一些人知道“疼”，那軍國主義只會變本加厲，更加肆意妄為。

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國家需要搞清楚的是，中國當前對日方的堅決反制，絕非僅僅捍衛自家門戶。中國守的是二戰用數千萬生命換來的國際公理，護的是亞洲不再被鐵蹄踐踏的集體安全。這不是單選題，而是關乎良知與歷史的必答題。

四、綏靖換不來和平，妥協只會助長野心

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慣用欺騙手段迷惑國際社會，突破國際秩序和國際法的限制。一些國家對其采取姑息、妥協、縱容的綏靖政策，助長了侵略者的野心，最終殃及自身。

1931年，國際聯盟雖然在九一八事變后派出李頓調查團，但僅對日本侵華行徑輕描淡寫予以譴責，而未采取任何實質行動。日本軍國主義嘗到甜頭，更加肆無忌憚地加快侵略步伐，最終導致二戰東方策源地的形成和蔓延。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美國仍在其后數年間繼續向日本出口石油、鋼鐵等戰略物資，直到珍珠港的爆炸聲震醒“隔岸觀火”的幻夢。這又何嘗不是一場助紂為虐的悲劇？

1939年，英國曾為維護自身在長江流域的經濟利益與日方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承認日本有權在華采取軍事行動，并表示“無意贊助有礙于日軍達成戰爭目的的行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對英國卻沒有一絲手下留情，英國艦隊在馬來海戰中慘遭日軍重創，主力戰艦被擊沉，幾乎全軍覆沒。1942年，“里斯本丸”號上的英國戰俘慘遭日軍虐待殺害。關于這段歷史，大家可以去看看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

1945年初，太平洋戰爭末期日軍強迫山打根戰俘營的英國、澳大利亞等盟軍戰俘進行強行軍，共造成2345名戰俘死亡，僅6人幸存，被公認為二戰期間日軍對盟軍戰俘最嚴重的暴行之一。

歷史總是如此諷刺。今日的妥協，往往就是明日的墳墓。今天若對日本右翼打“臺灣牌”裝聾作啞，就是在默許其重劃亞太勢力范圍；此刻若對其擴軍備武姑息縱容，就是在為地區的未來埋設炸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結果，就是再也沒機會睜開兩只眼睛。

和平不是跪來的、求來的，而是用決心與實力筑牢的。國際社會如果珍視穩定與和平，就當認清，對挑釁者亮出底線，才是對和平真正的背書；與正義者并肩而立，方能為歷史寫下清醒的注腳。當侵略者故技重施，愛好和平的人們就必須攥緊拳頭。歷史不會原諒挑釁者，更不會辜負守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