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逝世后，潘蘭珍離開，陳松年為何仍舊呆在江津不離開？

1942年5月25日上午，江津城外飄著牛毛細雨，木樓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陳松年推門而入，看到父親躺在竹榻上，他心里一下“咯噔”——這是他第一次真實地意識到，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陳獨秀就要走到終點了。

父親囑咐完身后事，叮囑潘蘭珍自立，叮囑松年“回家把棺木都帶回去”，隨后長嘆。短短數語，卻把松年的擔子壓得更沉。兩天后，陳獨秀閉目，遺體暫厝鼎山山麓。

消息傳開，江津的冬青樹下圍滿了聞訊而來的名流與學生，議論聲此起彼伏。有人好奇：抗戰正酣，前路艱險，何苦堅持把遺骨送回安慶？陳松年只是搖頭，不肯多言。他知道父親骨子里的那份“落葉歸根”倔勁，也知道祖母同樣的遺愿。

潘蘭珍在守喪滿月后離開江津，投親靠友去了昆明。臨行前，她對松年低聲說：“你還年輕，別把自己困在這兒。”松年苦笑，他不是沒想過走，可問題擺在眼前——安慶仍在日軍鐵蹄之下，水陸交通時斷時續，帶著兩口棺木穿越戰區，無異于豪賭。

更現實的麻煩是錢。松年在江津第九中學做總務，每月薪水勉強糊口，二女一子接連出生，柴米油鹽都得精打細算。就算擠出路費，也很難一次性湊齊長途運棺的船費、護送人的車馬費與安葬費。

有意思的是，九中原本是安慶二中西遷而來，校舍簡陋，老師們白天上課、夜里當警衛。松年利用課余種菜、養雞，算下來年景好時能貼補十幾塊現洋。有人問他：“你堂堂革命烈士之后，何必如此？”他淡淡一句：“種菜不丟人，求人才丟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電報傳到江津。同學們放鞭炮、唱歌，氣氛熱鬧得像趕場，松年卻趴在案牘上算賬——從江津到重慶上水四十里，再轉長江回安慶兩千余里，沿途需換船三次、雇腳夫四次，粗略一算要四百萬法幣。數字把他嚇了一跳。

值得一提的是，江津的浙江會館管事聽說“陳家要運靈柩”，主動提出免船租；九中教務主任則發動師生捐助，一人一塊、兩塊，硬是湊出了一萬多法幣。松年把錢攥在手里，鼻子酸得不行——這是一群跟父親政見并不一致的人，卻給出了最大的善意。

1947年春水漲，運棺的木船才能出灘。靈柩啟程那天，陳松年跪在父親墳前：“爹，祖母，我們回家。”他沒再哭，心里卻像被抽空。船抵重慶浙江會館時，川江號子在夜色里拖著悠長尾音，松年獨坐船頭，想到父親當年“南陳北李”的壯闊場面，忽覺世事好像轉了一個巨大的圈，又回到原點。

抵安慶后，他按照父親遺囑，將祖父祖母合葬，把父母安置在葉家沖。地方政府并未設置障礙，只是簡單一句：“烈屬應得安寧。”這句平靜的話，比任何褒獎都來得體面。

抗戰結束，國共內戰緊隨而至，安慶陰云未散。親友勸他離開，“往上海、往北平去，謀個差事”。陳松年擺手，“江津呆過，戰火都沒躲，現在圖什么捷徑？”他帶著家人種地、做窯工，領三十斤糧票，日子過得干干凈凈。

1953年，毛主席詢問“陳獨秀后人近況”，地方很快給了烈屬補貼。窯工們為他高興，有人打趣：“老陳，你終于不用拿肩膀扛磚了。”他卻把補貼一半寄給重慶浙江會館，說是償還當年的船租人情，另一半拿去修繕九中破屋。

1970年代末，墓碑被雨水侵蝕，名字模糊不清。陳松年再次申請維修。有人揶揄：“你父親褒貶不一，修墓怕惹麻煩。”他回答：“碑上只寫生卒，不評功過，后人自會考證。”一句話堵住眾人之口。

1984年夏，新墓落成，碑頂沒有華麗辭藻，只刻“陳獨秀之墓”。揭碑時，松年站在烈日下，汗水順著鬢角往下淌，他沒說任何話，只抬手抹了抹碑身的灰塵。

多年以后，學者來訪，問他為何當年不隨潘蘭珍離開江津。陳松年放下茶盞，沉吟片刻：“父親既未回鄉，我怎敢動身？老人家停在江津，我就得守在江津。這不是孝，是分內事。”短短一句，道盡二十余年堅守。

在江津的那段時間，陳松年照料的不僅是兩口棺木，更是與父輩、與時代剪不斷的羈絆。外界怎樣評價陳獨秀，他從不多嘴；但提到送靈柩回鄉，他從未遲疑。有時歷史選擇了某個人做一件事，這個人便別無選擇。陳松年深知，自己就是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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