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警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驅逐日本漁船的消息傳出后,高市早苗大概才真正意識到,自己點燃的火已經燒到了日本家門口。表面上,她和高市內閣還在擺出一副強硬姿態,嘴上不肯退半步;但在東京官邸和外務省里,很難有人看不懂這一動作的指向。
這是中國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日本:是誰在臺灣問題上不斷挑釁,是誰在琉球島鏈上擺弄進攻性武器,下一步就要為釣魚島方向的緊張升級負責。中國用實際行動提醒東京,再往前邁一步,就不只是“表態”這么簡單了。
要弄清這一步為何來得這么快,還得從中國第一次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起。那封信發出之前,北京已經敏銳地察覺到,日本政壇在高市早苗問題上存在一種系統性袒護:明明她拋出了嚴重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涉臺錯誤言論,卻幾乎沒有重量級政治人物站出來嚴厲駁斥;相反,高市在權力布局中不斷被加碼,被視為未來的“首相熱門”。
在中國看來,這已經遠遠超出一個政客個人“口無遮攔”的范疇,而是以高市為代表的日本極右翼,乃至更廣泛右翼思潮的集中外溢。往小里說,這是全民反華情緒的前兆;往大里看,則是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直接體現。于是,中國在第一時間選擇把問題搬到聯合國,在寫給古特雷斯以及全體成員國的第一封信里,既揭露了高市相關言論背后的真實目的,也向世界發出了“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回潮”的預警。
12月1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又向古特雷斯遞交了第二封信。和第一次不同,這一次中國不再滿足于單向陳述事實,而是把矛頭直指日本自己反復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傅聰在信中明確指出,日本上一封來函不過是胡攪蠻纏,真正被回避的問題,是日本敢不敢在國際社會面前,把這份所謂“一貫立場”完整、準確地講清楚:到底承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不承認戰后秩序是自己必須遵守的底線。
恰恰是這一點,戳中了高市內閣最軟的地方。自從高市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引爆這場中日矛盾以來,日本政府一次次被記者和輿論追問:在臺灣問題上,你們到底怎么想。可無論是外相在記者會上的回答,還是外務省對外發布的表述,核心內容始終只有一句話——“日本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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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反復重復幾個字,卻從來不愿意把那份“一貫”具體展開,更不愿意對照戰后相關文件,告訴大家這份立場和以前是否完全一致。這只說明一件事:高市內閣嘴里的“一貫”,并不是歷屆日本政府在戰后形成的那套立場,而是為高市個人政治野心量身定做的“高市立場”,既想在國內迎合右翼情緒,又想在對外場合保留模糊空間,好從中撈取最大政治利益。
對北京來說,話術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話術背后配合著實打實的軍事動作。高市早苗一邊放任涉臺錯誤言論在國內發酵,一邊默許自衛隊在島鏈上加緊部署進攻性武器,把一整條島鏈往“前沿陣地”方向推。嘴上說“不尋求軍事對抗”,預算和裝備卻扎堆往前線送。從北京角度看,這比嘴上嚷嚷更危險。因此中國才一再強調,不怕日本出來當面講理,怕的只是裝死。只要高市內閣肯把話說到桌面上,中國就在聯合國有辯的空間、有用的籌碼。
在中國第一封信公開后,日本那封“回信”很快出現。高市內閣先對外擺出“強烈抗議”的姿態,一邊狡辯,一邊往中國身上潑臟水,拼命塑造“是中方惡化局勢”的形象;隨后,日本政府照葫蘆畫瓢,也給古特雷斯寫信,把中日關系惡化、東亞局勢緊張的責任全部推給中國,好像只要搶先把文字塞進聯合國檔案,歷史就會按它寫好的那一版運行。
問題在于,越是這樣表演,越顯得底氣不足。如果日本真有底氣,大可以把所謂“一貫立場”完整攤開:以前文件里怎么寫,現在還怎么寫;以前怎么遵守,現在照樣遵守。高市內閣做不到,只能讓外務省官員在記者會上一遍又一遍念那句空洞口號,生怕多說一個字,就踩上戰后條約和既有文件的紅線。真正寫在紙面上的“一貫”,是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尊重戰后秩序;而他們現在想推的,卻是在那條紅線上再挪半步的“高市版本”。
中國的做法,是把一切擺到陽光下去。傅聰在第二封信里,用不帶情緒但非常明確的方式寫明:高市涉臺錯誤言論,已經實質性觸犯中國主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并公開挑戰戰后秩序。這三條,不會因為高市將來是否下臺就自動消失。換句話說,吵可以繼續吵,但界線已經畫清:誰在破壞戰后框架,誰在提醒世界警惕,早晚都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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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在用具體行動提醒高市內閣:耐心是有限度的。中國海警這次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驅離非法闖入的日本漁船,看上去是一場常規執法,實際上釋放出來的信號很清楚——中國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更不會因為東京在話語上胡攪蠻纏,就放松在一線海域的存在和管控。如果高市內閣繼續在臺灣問題上玩火,繼續放任自衛隊在一線島鏈上加碼試探,那么等著他們的,就不只是聯合國信函里的文字交鋒,而會是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直接的后果。
從某種角度看,日本自己比誰都清楚這一點,否則根本沒必要急匆匆給古特雷斯寫那封信。一個真正心里沒鬼的政府,會選擇用公開政策文件和完整歷史脈絡來說明立場,而不是在被點名之后,倉促塞進一封“申辯書”,試圖通過倒打一耙來蒙混過關。高市內閣如今這種一邊害怕國內右翼不滿、一邊又不敢明目張膽撕毀戰后承諾的窘態,本身就是寫進聯合國檔案的心虛證據。
對比之下,中國在這一輪交鋒中反而顯得更加從容。中國一再強調自己熱愛和平、習慣用道理說服人,而不是像某些國家那樣,動不動就把航母開到別人家門口,用軍演和制裁逼對方下跪道歉、承認錯誤。換句話說,北京選擇的是一條更費時間、也更講邏輯的路:通過一封又一封寫給古特雷斯的信,通過在聯合國場合持續把事實攤開,讓世界自己判斷,高市早苗以及日本高層這些年的言行,究竟把日本往哪條路上推。
到那一天,高市早苗真正需要面對的,就不只是黨內派閥和選民的算計,而是整個戰后國際秩序的追問:中國一早就把話講得夠明白、把風險提醒得夠清楚,日本究竟是準備回到自己簽過的那些文件里,還是打算跟著高市一起,一步一步向軍國主義的老路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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