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長城丨長城關溝（上）：一條古道貫京張

這里，是太行山與燕山的壯麗際會，也是大自然用億萬年時光劈開的山河通衢——軍都陘。陘，意指山脈中斷的地方，太行八陘便是在連綿八百余里的太行山中自然形成的東西向橫谷，是穿越太行山的八條咽喉通道。八陘之中，因太行山與燕山相挽結處的支脈叫軍都山，故此最北端同時也是最短的一條陘，便叫做軍都陘。

這是晉、陜北部以及內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之間的咽喉要道。這條南起北京昌平南口、北至延慶岔道城的悠悠古道，全長僅二十余公里，卻有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因為其上分布著五座關與城，當地人又謂之關溝。在這里既有將士的生死相搏，又有不同文明的對話。關溝既是烽煙驛道，又是國家動脈。行走在關溝上的每一步都是對歷史的探尋，這里的每一處磚石都鐫刻著防御、貿易、文化、交通層層疊加的文明年輪。沿其脈絡，一幅悠遠厚重、多元交融的長城文化史卷徐徐展開。

古今巨防

鎖鑰京畿的軍事天險

在許多人看來，關溝之上的八達嶺長城被視為中國長城的象征。然而，從古代軍事的角度來審視，八達嶺長城僅僅是明代長城關溝防御體系中的一個關鍵環節。關溝防御體系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前衛體系，涵蓋了岔道城、八達嶺關城以及水關；而主體防御體系則包括上關、居庸關和南口城。

明代在這條短短的關溝之上設置了“五重防線”——南口為唇齒、居庸關為咽喉、上關為雙肋、八達嶺為拳鋒、岔道為藩籬，層層鎖鑰，拱衛京畿。此陘之得失，直接牽動王朝興衰，是中原政權“絕險天成”的心理與物理的雙重屏障。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燕國就首次在居庸設塞，關溝也就成為燕國西北側的軍事要地。

范學新

延慶區文物局研究館員

山戎是我國北方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一度十分強盛，在延慶地區，人們發現了大量的山戎時期的古墓葬遺址，包括現在的玉皇廟地區，現在已經被考古學家命名為玉皇廟文化。

山戎文化陳列館資料圖

公元前664年，山戎入侵燕國，燕莊公向齊桓公求救，齊桓公在管仲的建議下，帶兵幫助燕國打擊山戎。從地理形勢看，齊桓公在伐山戎的過程中，有可能就從關溝古道這條線過去的，延慶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北方民族與中原文化交流碰撞的一個地帶，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山戎到后來的遼金元，延慶很長的歷史時期都處于北方民族活躍區，延慶對外交流從南往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就是關溝古道，關溝古道在延慶整個歷史上是連接著南方北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最重要通道。

當古老的長城在二十世紀的戰火中再次成為戰場，它見證的不再是冷兵器時代的北向防守，而是一場在長城防線上為民族存亡進行的面南御敵，民族精神在這里實現了淬煉與重生。

邢軍

昌平區博物館原館長

七七事變之后，日本占領了北京城，華北也基本被其控制，但日本妄圖擴大勢力范圍，沿平綏鐵路向西北延伸。中國軍隊為阻止日軍，在德勝口、橫嶺城、長峪城一線展開戰斗，阻攔日軍，戰斗慘烈。

中國軍隊第13軍6萬將士據守長城防線，與侵華日軍奮戰18天。中國軍隊最終以傷亡3.3萬人的代價，殲敵1.5萬人，阻滯了日軍西進南下的計劃，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三個月亡華”的妄想。其中南口戰役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救國斗志，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曾發表短評：“這一頁光榮的戰史，將永遠與長城各口抗戰、淞滬兩次戰役鼎足而三，長久活在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中。”

溫廷軍

延慶區教師研修中心歷史教研員

長城抗戰和血戰南口都表現出中華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際，敢于向最兇殘敵人亮劍的勇氣，是一種“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鐵血丹心。這些愛國官兵的正義之舉，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抵抗外來侵略的精神縮影，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血戰到底的民族精神的完美詮釋。抗戰精神極大地豐富和升華了長城精神的內涵，長城，不再僅僅是磚石砌成的物理屏障，更是凝聚了“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的鋼鐵意志。

當《大刀進行曲》的雷霆之音撕裂長空，南口戰役的烽火與長城抗戰的悲歌便化作民族精神的狂瀾，在燕山脊梁上燃起永不熄滅的烽火。

駝鈴聲遠

貫穿南北的貿易動脈

秋日的八達嶺長城層林盡染，游人如織。在八達嶺文化街，一座三娘子像靜靜矗立，向人們講述著蒙漢友好、貢市互貿的和平傳奇。三娘子，自幼騎射雙絕、通曉蒙漢文字，被俺答汗納為王妃后，獲封“鐘金哈屯”。隆慶五年，她力促俺答汗接受明朝“順義王”封號，雙方宣布休兵罷戰，通貢互市，史稱“隆慶和議”。一時間，蒙漢十一處馬市如繁星般點亮邊關。茶香與馬嘶交織，布匹與鹽鐵流通，百年敵意化作駝鈴悠揚。三娘子輔佐俺答汗祖孫三代執政，堅守“息兵安民”政策，始終與明朝友好相處，織就了一幅蒙漢共生的錦繡畫卷。在近40年中，長城內外出現了和平景象。長城關口從軍事要塞轉變為商貿樞紐，生動體現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積極互動，推動了漢、蒙、滿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

關溝之上，駝鈴聲清脆悠遠，關溝古道便成了“駝道”。原來作為“八達嶺之藩籬”的岔道城，逐漸成為南北商旅貨物往來交匯的中轉站，日益發揮著農耕與游牧文明物質文化交流通道的重要作用。

孟憲利

延慶區文化學者

岔道城因道路分岔而得名，東城門叫岔東雄關，西城門叫岔西雄關。建岔道城是為了幫助防衛八達嶺，一旦有戰事，軍隊可以快速行動到八達嶺城去防衛，這就是岔道城在軍事防御上的作用。

岔道城到清代以后，逐漸失去了防御功能，軍人就地轉業，在此生產生活。清代以后，這里面貌改變，由駐兵改成居民居住。從1907年清末時期的圖片可以看到，這里逐漸發展成為了商鋪。南來北往的貨物在這里進行交易。

另外，這條街還有驛站功能，官府傳遞緊急文件用快馬傳遞，岔道城原來也有驛站。老百姓傳遞信件則有民信局，民信局傳遞信件有特制信封。

從下面這張老照片中，還能看到岔道古城商業街的繁華熱鬧，站在店鋪位置，能看到八達嶺北八樓，以及商家設的商業招牌——“幌子”。

關溝古道由南口始，至岔道終，這只是狹義上的古道范圍。若繼續跟隨駝隊北行，關溝古道的生命線便向張家口延伸。這條連接華北與蒙古草原的戰略通道，是被駝鈴喚醒的貿易動脈，推動了張家口從邊陲重鎮到國際商都的蛻變。當其他長城關隘以“關”為號時，大境門卻以十二米高的拱形門洞，向草原敞開其包容的胸懷。

在歷史長河的奔涌中，京杭大運河自南向北將江南的茶葉、絲綢源源不斷地注入張庫大道的肌體，使其成為連接南北的商貿動脈。當大運河的波濤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浪花在寧波等港口相遇，張庫大道便悄然融入“一帶一路”的宏大敘事中，成為陸海絲路貫通的關鍵一環。今天，站在“一帶一路”的潮頭回望，張庫大道與大運河的千年對話，恰似一首悠揚的史詩，訴說著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永恒主題，也為新時代的開放合作注入了歷史深處的智慧與力量。

董其平

張家口市大境門景區講解員

大境門的“境”字取自于邊境，因為這里歷來是邊關重鎮。明朝隆慶和議開通了西境門，因其建筑形式很小，當地百姓把它稱作為小境門，與之對比，后來開通的非常大的門就被稱作為大境門。萬全縣志里記載的張家口上下兩堡圖，上堡是來遠堡，就在大境門景區內，下堡是張家口堡。張家口堡早于來遠堡180多年，建成之時只是單純用來屯兵的軍鎮，上堡建成之時是用來規范貿易的堡城。張家口因武而建、因商而興，是一座先有堡后有城的城市。

張庫大道的走向就在大境門這個方位，它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國，起始點是大境門外，沿著西北西溝這個村一直往上走，途經草原腹地庫倫，進而延伸至俄國恰克圖，最終到達圣彼得堡，全長5000多公里，被譽為草原絲綢之路、草原茶葉之路，是萬里茶道的一個部分、一個節點。

大境門則是萬里長城和萬里茶道的交匯點。當時，張庫商道上的運輸方式有老倌車隊和駱駝商隊，商人們往返經商從北京出發，到關溝，然后來到大境門，在大境門休整后再往張庫商道的方向延伸去做買賣。張庫商道鼎盛的時候，大境門內外有店鋪商號1500多家，洋行也有40多家，上堡來遠堡這片區域當時商人們交易的產品非常多，米、面、布匹、絲綢、茶葉、牲畜、藥材等等都在來遠堡里邊進行買賣。所以張家口當時被稱作華北第二陸路商埠、北方漢碼頭，貿易興盛時，能為清政府創造1.5億兩白銀的財政稅收，數額巨大。后邊修建的京張鐵路選擇北京到張家口，就是因為張庫商道的興盛使張家口這座城市備受清政府重視。

在大境門城垣之下，三娘子廟靜立如一座蒙漢友好的豐碑。這座為紀念三娘子而建的廟宇，是對明蒙和平互市政策的歷史見證，體現了貿易往來對民族融合的深遠影響。廟內壁畫生動描繪蒙漢商賈交易場景，侍女托蒙靴與順義王印，寓意貿易順利與和平約定。這位草原上的智慧女神，在明朝萬歷十年被冊封為“忠順夫人”，眉目間盡是慈悲與堅定，而柔肩擔起的則是民族和解的重任。

從八達嶺的三娘子像，到大境門的三娘子廟，再到被稱為“三娘子城”的呼和浩特，三娘子以非凡的智慧與勇氣，在長城內外架起一座和平的橋梁，將蒙漢友好的血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宏大敘事。讓我們從關溝出發，銘記這段由互市貿易織就的友好篇章，讓三娘子的文化地標閃耀光芒，照亮各民族攜手同行的永恒征程。

一道關溝，書寫著烽煙與駝鈴交織的篇章，它如同一本無字的史書，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碰撞走向融合的偉大歷程，詮釋出了“和合”二字重于千鈞的分量。這綿延的山巒與厚重的城墻，不僅承載著過往的崢嶸，也時刻提醒著人們：文明的生命力，正是在開放與對話中，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