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長安的荔枝》：歷史爽文又當又立

馬伯庸是相信前蘇聯勞模的，應該沒錯吧。

前文回顧：

馬伯庸的小說精彩嗎？

我看過他三本書。最好的是《太白金星有點煩》，有巧思。

《大醫》就太爛了。人物高度臉譜化，劣質煽情，情節也多Bug。所以我只硬著頭皮看了破曉篇，日出篇堅決不看了。

《長安的荔枝》介于《太白金星有點煩》與《大醫》之間吧。《太白》與《大醫》看過的時間有點久，細節記不太清了。《長安的荔枝》剛看過，就聊聊這本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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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長安的荔枝》的創作靈感來自愛晚唐袁郊《甘澤謠》：“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誕辰，駕幸驪山，命小部音聲，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未有名。會南海獻荔枝，因名《荔枝香》。”

這體現了他標志性的創作套路，為一個虛構的故事精心嫁接一個真實的歷史“話頭” 。這種手法能迅速賦予故事歷史厚重感與話題性，讓讀者在“真實”與“想象”的邊界上獲得閱讀樂趣。

《長安的荔枝》男主李善德就因此成了皇帝的“荔枝使”。可是欽差大臣怎么被描述成了一個內卷的打工狗？按照馬伯庸的說法，這是因為他在文史檔案看到一個叫周德文的歙縣人的經歷：

“他充任廂長，負責催辦錢糧、勾當公事，去全國各地采購各種建筑材料，支援新京城建設。這份工作十分辛苦，他“東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閩，舟車無暇日，積貯無余留，一惟京師空虛、百職四民不得其所是憂，勞費不計。凡五六過門，妻孥不遑顧”。周德文作為負責物資調度的基層小吏之一，因為太過勞碌，病死在了宛平縣德勝關。”

周德文代表了“奉公守法、勞碌至死”的典范。馬伯庸基于此，將李善德塑造成一個引發當代打工人深切共鳴的“悲情英雄”，這確實是文學創作的巧妙之處。

但馬伯庸能被周德文長久打動，說明他對歷史的了解都是過于表面化的。歷朝歷代，周德文這種基層官吏的小頭目身處帝國統治的末梢，直接與百姓打交道，多是利用手中權力進行搜刮的“蛀蟲”。被樹為道德典范的記載本身，就包含了官方意識形態的粉飾。將這樣的原型直接等同于“任勞任怨的職場老實人”，就和相信前蘇聯那些勞模死而后已差不多了。

李善德作為“荔枝使”，卻一個人南下的設定，也過于荒腔走板。小說當然可以隨便編，但既然明示自己如何了解并尊重歷史，就應在設定上更貼近真實。

細節想當然的地方太多。譬如第三章寫李善德在土墻上貼格眼簿子，“自左至右寫著百里、二百里、三百里……”

咳，好歹也要從右至左吧。在唐朝，無論是文書還是表格， 書寫順序均為從右至左。“自左至右”是現代才通行的規范。此類細節雖小，卻直接影響著故事歷史氛圍的營造。

2

《長安的荔枝》人物與情節的基礎設定問題很大。

李善德是“荔枝使”，要完成楊貴妃生日吃上嶺南荔枝的重任，但卻只有一個人從京城出發南下？而且沒有什么錢。

書中角色韓洄明確點出“使臣”的特權：

“這些使臣的一應開銷，皆要從國庫支錢，卻只跟皇帝匯報，可以說是跳至三省六部之外，不在九寺五監之中”，

這精準地描繪了唐代皇帝為使臣繞開官僚體系、高效辦事的常規操作。

然而，主角李善德卻被設定為一個身負皇命、卻既無充足經費又無官方隨從的“光桿司令”，只能孤身南下。這一設定與韓洄的說明形成了直接的、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相當于作者為了營造困境而自我推翻已設定的規則，自打嘴巴。其結果是，整個故事的起點——“荔枝使是個一窮二白的窮哥”，顯得極為刻意和脆弱。

馬伯庸為了強行制造一個“底層小人物對抗龐大體制”的戲劇性困境，不惜犧牲掉了歷史情境的基本合理性。

如果李善德擁有符合其身份的哪怕最低限度的資源，后續大半的個人奮斗故事便難以成立。這種為情節而情節的設定，是作者在宏大歷史框架與個人英雄敘事之間簡單粗暴的取舍。

作為故事核心驅動力的“荔枝保鮮法”，其解決過程也呈現出“雷聲大、雨點小”的虎頭蛇尾之感。 小說前期極力渲染此事如何“絕無可能”，營造出十足的懸疑感。然而，當解決方案最終揭曉時，其關鍵突破點卻顯得過于輕巧，與此前鋪墊的艱巨性不甚匹配。

這種“賣弄諸多玄虛，最后不過如此”的落差，使得整個故事最核心的智力挑戰與探索精神被大大削弱，讓讀者的期待落了空。

正是這兩大基礎設定的薄弱與矛盾——主角處境的人為刻意與核心謎題的解決乏力，共同導致了故事底層邏輯的坍塌。

這讓整個故事最終停留于一個依賴強行設定來推動的有點弱智的現代職場寓言。

3

《長安的荔枝》幾乎所有角色，都像是為推進預定主題的功能性符號，行為缺乏內在一致性，使得這個本可精彩的故事失去了應有的血肉與說服力。

我們先說女一號阿瞳，是典型的“理想化工具人”，她的核心功能是提供荔枝資源與純真象征。越到最后，她越沒人味：當她的荔枝林被多毀上百株后，那種源自切身之痛的巨大創傷，竟能毫無波瀾地轉化為對李善德的原諒，這種“圣母式”的寬容缺乏真實的情感邏輯，僅僅是為了成全主角的道德救贖。

同樣，波斯商人蘇諒和宦官魚朝恩等角色都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劇情棋子。蘇諒在完成其“提供資金”的使命后便被倉促寫丟；魚朝恩的陰謀線剛有苗頭就無疾而終，轉而由楊國忠接手——這種人物布局，太過隨意性。

但楊國忠也是工具人，在寺院里召見李善德時，居然不知道自己要見誰——他是個任人驅使的下人嗎？

這些反面角色的塑造尤其顯得潦草而矛盾。

嶺南五府經略使何履光也是亮個相就沒了，他的幕僚趙辛民如果寫的精彩也行，偏偏并沒有，無論是反對李善德還是支持李善德，都像個弱智一樣。

趙辛民手下的林邑奴也沒有人味，昨天剛剛作為間諜監視李善德，為趙辛民通風報信，今天就為了反對趙辛民刺殺李善德而寧愿去死。反轉太突然，就是工具人。從嚴密監視到以死報恩的轉變毫無鋪墊，只為制造一個廉價的煽情點。

趙辛民的形象搖擺不定，其行為邏輯完全取決于劇情需要，而非穩定的性格。他前一刻可以不擇手段地策劃謀殺欽差李善德，后一刻卻僅因一塊楊國忠的銀牌就瞬間臣服（為什么比皇帝“荔枝使”圣旨好使？），放棄了對李善德進行滅口。

更可笑的是，在殺不殺波斯商人蘇諒的問題上，兩人的爭執：

李善德雙眼驟然瞪圓，他失態似的抓住趙辛民雙臂：“不可！怎么可以這樣！你們不能這么做！”趙辛民語重心長道：“尊使，既已鬧翻，便不可留手。婦人之仁，后患不絕……”

趙辛民如果是這種性格，此前謀殺李善德的事跡已暴露，此次怎么可能對孤身一人的李善德（有了楊國忠的支持，他怎么又是一個人南下？）服軟？肯定要殺了才能杜絕后患啊。

至于那個蘇諒，也是寫到中途就丟了。電影版《長安的荔枝》發現了這個bug，好歹把蘇諒寫得有了點血肉。

杜甫這樣的歷史名人被生硬嵌入，就是純蹭，其存在對主線劇情毫無影響，把他全部刪掉，一點不受影響。純粹的知識點綴。

4

最后說說男一號李善德。對他的煽情到最后一章達到頂峰：

“自從他離開石門山之后，整個人變成了一塊石頭，濾去了一切情緒，只留下官吏的本能。他每到一處驛站，會第一時間按照章程進行檢查，細致、嚴格、無情，而且絕無通融。待檢查事畢，他會立刻跨上馬，前往下一處目標。他對自己比對驛站更加苛刻，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留出，永遠是在趕路，經常在馬背上晃著晃著昏睡過去，一下摔落在地。待得清醒過來，他會繼續上馬疾行。仿佛只有沉溺于艱苦的工作中，才能讓他心無旁騖。”

我沒想明白，運輸荔枝，他要一個人先去各個驛站去視察的意義在哪里？時間那么趕，他沒正經事干了嗎？

看到下面這種煽情降智的描述，我心理不適：

這人（李善德）一頭斑白頭發散亂披下，渾身衣袍全是被藤刺劃破的口子，袍上沾滿了蒼耳和灰白色痕跡，那大概是在山石上蹭過的痕跡。他走起路來一瘸一拐，右腿一直拖在地上，似乎受了很嚴重的傷。

看到這里大概能猜到結局了，原來除了突出李善哉遭受的苦難，馬伯庸更重要的是為了讓李善德發現有“逃驛”。好讓楊國忠最后要給他加官進爵時，言辭拒絕，為生民請命，而且是直接當著楊國忠的面指控他貪黷。

發現沒，李善德道德覺醒的時機與動機充斥著“機械降神”式的虛假感。

李善德在順利完成這項勞民傷財的“獻荔”工程后，突然轉變為為民請命的斗士，這在敘事上缺乏必要的心理過渡。他的憤怒更像是作者強行注入的，而非源于角色內心的、有鋪墊的質變。

這是沒有人味的生硬拔高啊。后來還扯來一個高力士（！）暗中保護讓李善德落得善終。

這場看似悲壯的對抗，其安全網竟來自于高力士一句輕描淡寫的“保護”。 這種“上面終究有好人”的設定，徹底消解了批判的銳度，將一場可能的個人悲劇轉化為一場有驚無險的道德表演。 它暗示著系統的確黑暗，但總有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這與前面試圖展現的制度性腐敗形成了價值上的矛盾，最終淪為一種安全的、自我安慰式的批判。

所以我前文說馬伯庸是相信前蘇聯勞模的，應該沒錯吧。

這個過程中，最雷人的情節是：楊國忠要30株荔枝，急于跪舔李善德的趙辛民卻砍了數百株。阿瞳等人欲哭無淚，關鍵是李善德就在現場，他覺得層層加碼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右相要三十叢荔枝，到了都省就會增加到五十叢（指令直接到經略府，哪有都省的事兒——小編注），轉到經略府，就會變成一百叢，辦事的人再留出些余量，至少也會截出兩百叢。李善德無法苛責任何人，這與貪腐無關，也與地域無關，而是大唐長久以來的規則。

這么復雜的事，他實在沒法跟阿僮解釋清楚。可這女子仍在哀哀地哭號著，雙眼一直停在他身上。她打不過那群如狼似虎的城人，只有這一個城人可以相信，可以依靠。

“阿僮啊，你等等。等我從京城回來，一定給你個交代……”李善德的口氣近乎懇求。

“我本以為你和他們不一樣……”

阿僮猛地推開李善德，一言不發地轉頭走開。她瘦弱的身體搖搖擺擺，像一棵無處遮蔽，被烈風摧殘過的小草。

李善德急忙要追過去，卻被眼神不善的峒人們阻住了。

李善德的脖頸被曬得微微發痛，他知道，如果不立即繼續執行掇樹，這些荔枝都將迅速腐壞，讓過去幾個月的努力徹底成為泡影。而如果自己再不出發，也將趕不及提前檢查路線。

他從來沒這么厭惡過自己，多審視自己哪怕一眼，胃部都會翻騰。”

這冗長的煽情段落，把我看吐了。就算層層加碼是潛規則，但層層加碼或是為了斂財或是嚴防KPI完不成，總有個目的。除了腦子壞掉，我想不出李善德只運30株卻砍砍數百株的意義的在哪里？

更何況現在你是老大，你在現場，你一句話就可以阻止的啊。你搞這么煽情，一副我沒辦法啊的弱智樣子，真他媽惡心到我了。

李善德在“砍樹事件”中完全失能的、令人費解的懦弱，這純粹是為后續“請命”戲碼而設計的機械鋪墊。 作者需要他此時“懦弱”，以便后續“勇敢”，人物的真實性便為主題的功利性服務而犧牲了。

這種刻意營造的無力感，與后續他在楊國忠面前慷慨陳詞的“勇敢”形成了無法調和的斷裂，使得兩者都失去了可信度。這不是一個有機成長的角色，而是一個被作者隨意擺布的木偶。

馬伯庸知道自己在寫什么嗎？

為了達成預設的“主題升華”與情感沖擊，不惜讓人物的行為邏輯、情節的合理性乃至整個故事建立的現實感全面潰散。 這種對李善德形象生硬拔高的嘗試，非但沒有成就一個悲壯英雄，反而讓整個故事的精神內核變得虛偽而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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