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饑荒少于中國原因：被隱藏的太深，西方歷史果然可疑

1640年，河南蝗災連月。災民李二捧著半塊觀音土，看著妻兒在破廟里斷氣，轉身抄起鋤頭加入了李自成的隊伍。

同一時期，英格蘭東南部暴雨成災。農奴湯姆在領主的莊園里啃著發霉的黑面包，第二天被發現餓死在田埂上，沒人記錄他的名字。

中國史書中，“崇禎十三年，河南大饑，人相食”的記載觸目驚心。而歐洲的文獻里，只輕描淡寫提了句“那年收成欠佳”。

于是有人說，古代歐洲風調雨順，少有饑荒。可只要翻開考古報告和零星檔案就會發現，真相藏在領主賬本的夾縫里，埋在農奴的骸骨中。

歐洲饑荒的“缺席”，從來不是歷史的事實，而是記錄的特權。

一、記錄權的壟斷：誰在書寫歷史

東漢末年，張角振臂一呼“蒼天已死”，背后是“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大饑”的記載。這些文字，出自宮廷史官之手。

中國自商代就有專職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哪怕是改朝換代，新王朝也會為舊王朝修史，饑荒作為民生大事，從未被刻意遺漏。

歐洲的情況恰恰相反。中世紀的歐洲，95%以上的人是文盲。會寫字的，只有教會僧侶和貴族文人，他們的筆，從不為農奴而舉。

1315年到1317年，歐洲爆發“大饑荒”。萊茵河泛濫，英法德三國顆粒無收，餓殍遍野。可留存的記載里，多是貴族如何縮減宴會規模。

法國修道院的編年史家讓·德·韋內特寫道：“不少人因饑餓而死”，卻沒提具體數字。倒是領主的法庭記錄里，有“農奴約翰因偷半袋麥種被絞死”的條目。

這種記錄偏好延續了千年。直到1845年愛爾蘭大饑荒，餓死100多萬人，英國議會的報告仍在討論“土豆減產對關稅的影響”，對災民苦難一筆帶過。

中國的史官記錄饑荒，是為了“以史為鑒”。歐洲的文人書寫歷史，只為歌頌領主與上帝。當記錄權掌握在特權階層手中，底層的饑餓自然會被抹去。

二、制度的鴻溝：救濟體系的有無

公元前54年，漢宣帝時期的關中地區糧價飛漲。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緊急上奏，請求在邊郡設立“常平倉”。

這位出身平民的官員，提出了天才的構想：糧價低時官府高價收購，糧價高時平價賣出。《漢書·食貨志》評價這一政策“民便之”，唐代《通典》更是稱其“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

從漢到清，常平倉制度雖有中斷，卻始終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推行“青苗法”，災年給農民放貸，進一步完善了救災體系。

歐洲從未有過這樣的制度。中世紀的歐洲，是“領主的領主，不是我的領主”的分封制。每個莊園都是獨立王國，國王管不了領主的農奴。

14世紀的德意志，某莊園遭遇旱災。領主把存糧賣給鄰國貴族牟利，農奴們只能吃樹皮。有農奴逃到其他莊園，卻被兩個領主聯合絞死，理由是“侵犯財產權”。

唯一能提供救濟的是教會。但教會的糧食有限，且只給“虔誠的信徒”。1520年，西班牙某地饑荒，修道院規定“只有每天禱告三次的人，才能領半塊面包”。

中國的大一統王朝，能調動全國糧食賑災。歐洲的分裂格局，讓饑荒救濟成了空談。當災年來臨，中國有常平倉開倉放糧，歐洲的農奴只能等待死亡。

更諷刺的是，歐洲貴族還會刻意制造饑荒。17世紀的法國，貴族為抬高糧價，燒毀農民的糧倉。這種人為災難，自然不會被他們寫進史書。

三、生產的枷鎖：農具與畝產的真相

春秋時期的齊國，鐵匠們正用1100度的高溫冶煉生鐵。這些被稱為“惡金”的金屬，雖然脆，卻能鑄成鋒利的犁鏵。《管子》記載，齊國用鐵犁耕種，畝產比石犁提升三倍。

同一時期的歐洲，還在使用“塊煉鐵”技術。鐵匠把鐵礦石燒到半融化，打成海綿狀的鐵塊，再捶打成農具。一次只能煉幾斤鐵，成本極高。

直到10世紀，歐洲的莊園里，鐵犁仍是稀罕物。英國某莊園的賬冊記錄，全村只有三把鐵犁，晚上要鎖在領主的倉庫里。農奴們大多用木犁耕地，翻土深度不足半尺。

農具的落后直接導致畝產低下。公元10世紀，歐洲小麥的種收比約為1:2到1:4。也就是說，種下1斤種子，最多收4斤糧食，去掉種子后所剩無幾。

同期的中國，早已實現“種一收十”。北宋時期，江南地區引進占城稻，畝產可達300斤。即便是北方旱地，畝產也能達到100斤以上。

水利設施的差距更懸殊。秦始皇修靈渠，漢武帝開漕渠，隋唐挖大運河，這些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全國動員。而歐洲的領主，連修建一座小型水庫都要爭執多年。

12世紀的意大利，兩個領主為爭奪一條小河的用水權，打了20年仗。等戰爭結束，沿河的田地早已變成荒地。這種混亂，讓農業生產根本無從保障。

17世紀，歐洲從中國引進“曲轅犁”，才引發了所謂的“農業革命”。在此之前，歐洲農民的收成，連養活自己都困難。這樣的生產力，怎么可能沒有饑荒？

四、骸骨的證言：考古揭開的秘密

史書可以篡改，但骸骨不會說謊。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讓歐洲隱藏的饑荒史浮出水面。

在英國約克郡的中世紀墓地，考古學家發現了120具骸骨。其中80%的人，骨骼上有明顯的營養不良痕跡，牙齒磨損嚴重，說明他們長期吃粗糙的樹皮和草根。

更觸目驚心的是兒童骸骨。在德國科隆的一處遺址，出土的10具兒童骸骨中，有3具的頭骨上有刀痕。歷史學家推斷，這是饑荒時“人相食”的證據。

對比中國的考古發現，差異尤為明顯。河南安陽的北宋墓葬中，出土的平民骸骨骨骼粗壯，牙齒健康。即便在災年遺址，也很少發現“人相食”的痕跡。

除了骸骨，領主的稅收記錄也藏著線索。16世紀的法國某莊園，稅收賬冊顯示，連續五年的收稅比例都是“十稅七”。這意味著農奴要把七成糧食交給領主。

在這樣的剝削下，一旦遇到天災，饑荒必然爆發。可這些賬冊被鎖在領主的城堡里，直到近代才被歷史學家發現。在此之前，沒人知道這里曾發生過什么。

中國的饑荒記錄，是為了警示后人。歐洲的饑荒隱藏，是為了維護特權階層的體面。兩種不同的歷史態度，造就了截然不同的記載面貌。

五、歷史的追問：為何質疑如此重要

有人說，質疑歐洲饑荒史是“民族主義”。可真正的歷史研究，從來只以證據為依據。

西方學者布羅代爾在《物質文明史》中承認，中世紀歐洲“饑荒是常態”，只是“記錄太少”。他統計了14到15世紀的歐洲文獻，發現平均每十年就有一次“大饑荒”的零星記載。

問題在于，為何這些記載從未被整合？為何提起古代饑荒，人們只想到中國的“人相食”，卻不知道歐洲的農奴也曾在饑餓中死去？

這背后，是近代以來西方歷史敘事的霸權。為了塑造“西方中心論”，他們刻意美化中世紀歷史，把饑荒、戰亂等問題都歸咎于“東方的落后”。

中國的歷史記載，從不回避饑荒與苦難。因為我們明白，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從耿壽昌的常平倉，到今天的糧食儲備制度，都是對歷史的回應。

質疑歐洲饑荒史的“缺席”，不是為了貶低誰，而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每個民族的歷史都有光明與黑暗，刻意隱藏黑暗，只會讓歷史失去意義。

1949年，中國徹底結束了“三年兩災，餓殍遍野”的歷史。這不是因為我們突然風調雨順，而是因為我們建立了強大的糧食生產和儲備體系。

今天，當我們談論饑荒史時，不是為了沉溺于苦難，而是為了珍惜當下的糧食安全。同時，我們也希望看到一個完整的歐洲歷史——既包括文藝復興的輝煌，也包括農奴在饑餓中死去的悲涼。

歷史的價值，在于它的真實。無論是中國的饑荒記錄，還是歐洲的饑荒隱藏，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因為只有了解完整的歷史，才能走向更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