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宴請一名男子吃飯，并說道：他是全國人民的老上司

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秋風帶著些許涼意，一聲禮炮劃破天空，新中國誕生。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這一切的毛澤東，也許沒有想到，十三年后自己會在豐澤園頤年堂為一個曾經的“皇帝”擺下一桌極其簡樸的家宴。歷史的轉折，總喜歡用戲劇化的方式提醒世人：時代變了，所有人都得學會從頭來過。

時針撥回到1950年8月1日，中蘇邊境的綏芬河口岸。蘇聯衛兵押送著一隊特殊戰犯上車，隊伍中最顯眼的是瘦削、近視、一臉茫然的溥儀。五年前他在奉天機場鉆進日本飛機時還是偽滿“皇帝”，此刻已是戰敗囚徒。列車慢慢開動，他聽見身旁有人低聲嘀咕：“回國了，怕是再也當不了陛下。”這句話像一記悶雷，重重地撞在他心口。

撫順戰犯管理所為這位末代皇帝準備了一間普通宿舍，木板床、臉盆架，沒別的。頭兩年他固守舊習，連寫“自白書”都用豎排繁體；第三年開始，他發現管教干部與工友愿意聆聽他講清史時，不再稱呼他“皇上”，而是直呼其名——這才明白身份真的變了。1954年，他主動請纓參加勞動，指甲里第一次嵌進黑泥，那種粗糲的感覺，記錄在他日后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手稿上。

1959年國慶前夕，特赦消息傳到撫順。有人以為溥儀會手舞足蹈，可他只是長嘆一聲，說：“這一天來得太遲，又似乎太早。”12月9日，他走出高墻，被妹妹金韞馨領回胡同小院。院里掛著白熾燈，燈泡搖晃，竟讓他想起皇宮里一閃而過的金漆屋檐——那層豪奢光影，如今同這盞小燈泡一樣，都得靠新中國的電網才能發亮。

短暫適應之后，組織安排溥儀到北京植物園做園藝工，隨后調入中國歷史博物館資料室協助編寫《清史》。工作之余，他會把花圃里的銅錢草、鳳仙花剪幾枝插在茶缸里，擱在窗臺，那是他打理“大清江山”的另類方式。可他的心里始終有個愿望：見一見毛主席，親口說一句“謝謝”。

1961年春天，愿望實現。那天他穿了藍卡其中山裝、布鞋，被引進頤年堂。毛主席先是打量他：高個子，微駝背，戴一副老花鏡，然后笑著招呼：“坐吧，先別談當年的事。”緊張瞬間消散，兩人一聊就是兩個多鐘頭。會談結束，主席留他共進晚飯，四菜一湯，主食一個小饅頭、一碗米飯。溥儀原以為晚宴至少會有魚翅、燕窩，結果最貴的是一道“紫罐煨肉”。他記得毛主席說過一句話：“國家困難，我也省著點。”那一刻他發現，身為人民領袖的節儉，比昔日皇帝動輒百道菜更具分量。

時間很快走到1962年1月31日，農歷臘月二十六。毛主席這次想把“請客”變成小型團圓，邀請了章士釗、程潛、仇鰲、王孝范四人作陪。他故意賣關子：“等會兒來的客人，你們都認識——全國人民的老上司。”眾人疑惑未解，溥儀在工作人員引領下推門而入。屋內燈光柔和，他脫帽鞠躬，先向毛主席致意，再環視四周。章士釗最先反應過來，小聲嘀咕：“真沒想到是他。”

所謂“家宴”，實際上極其簡單。青椒炒苦瓜、鹽水蘿卜、蒜泥黃瓜，再配上半壺葡萄酒。溥儀被夾了一筷青椒，剛咬下一口，辣得直吸涼氣。毛主席笑問：“怎么樣？”溥儀忙點頭：“味道好！”短短一句對話，既顯尊敬，也藏尷尬，卻讓屋子里氣氛陡然活躍。毛主席隨后半開玩笑指著程潛、仇鰲：“這兩位年輕時可沒安分，當年辛亥鬧得最歡的是他們，把皇帝趕下臺！”眾人哄堂，溥儀也跟著笑，笑到眼角有淚。

席間毛主席又提到溥儀的終身大事。“再找個伴，不算晚。”溥儀靦腆，低頭不語。毛主席接著說：“成家了，心里有牽掛，做事更踏實。”其實早在第一次會面時主席就提過同樣的話，這次再次叮囑，可見用心之深。

菜很快見底，主食上桌，主席端起酒杯，沉聲道：“今天的年飯，簡樸些，但咱們心里亮堂。過去那一套，翻篇了。”眾人舉杯，葡萄酒映出燈影，像一灣微瀾的水，把舊與新的界線映照得清晰。

飯后拍合影。第一張拍完，主席忽然示意：“客人應站上首。”于是兩人位置對調，再拍一張。照片洗出沒多久，送到溥儀手中，他鄭重其事掛在書桌上方，與那只英國女王贈送的懷表并列。懷表丟過一次，他急得寢食難安；照片丟失的消息則在1966年傳來，那比懷表的遺失更讓他痛心。直到1967年10月17日，溥儀因尿毒癥離世，他仍念念不忘那張照片的下落——或許在他眼中，那不僅是與偉人同框，更象征著自己作為普通公民被接納的證明。

縱觀溥儀由“宣統皇帝”到“特赦公民”的曲折歷程，一桌家宴濃縮了時代的巨大落差。毛主席一句“全國人民的老上司”，既是幽默，也是歷史的注腳：封建皇權徹底成為過去式，而新的國家機關把昔日的至尊拉回塵世，讓他重新學習如何做一個勞動者。歲月無聲，卻在臘月的青椒苦瓜里留下咸辣交融的味道，那味道提醒所有親歷者——真正的權力屬于人民，任何人都別想再做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