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團與國民黨勢同水火，矛盾為何無解？罪魁禍首為何是蔣介石？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三青團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即三青團組織的性質究竟是什么？所謂三青團的性質問題，實際上就是三青團在國民黨政權中的定位問題。

1、蔣介石的設想

團的性質和黨團關系問題，是隨著三青團的產生而出現的。蔣介石是三青團的締造者和最高領導人，三青團的地位、結構和功能，都體現了他的意圖與設想。

因此，要理解團的性質和黨團關系的特點，首先必須搞清楚蔣介石關于三青團的設想以及為此而采取的有關措施。

綜前所述，蔣介石關于三青團的設想大致包括下述幾個方面：

第一，三青團是國民黨的青年組織。

三青團是以當時蘇、德、意等國的青年組織為模式而建立起來的。國民黨承認：“蘇聯、德、意、日本等國家，都有青年團的組織，專司全國青年的組織和訓練，我們是照著各國的先例，是為適應這個時代的需求才把它組織起來的。”

三青團的目的是要“使全國青年在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之中，受嚴格的組織與訓練”。因此，它始終把控制青年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它的組織和活動方式都是以青年為對象而設計的。

第二，以三青團來鞏固個人獨裁。

蔣介石為了加強個人集權，極力突出他個人與三青團之間領導和服從的關系。成立三青團，不僅是以蔣介石個人名義來號召的，而且團章里明文規定“團長總攬團務，決定一切”，確立了蔣介石在三青團內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曾有人建議將三青團改名為“蔣介石青年團”，確實體現了蔣介石的本意。

第三，把三青團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新招牌，以吸引青年。

出于這種考慮，蔣介石有意識地回避三青團與國民黨的關系，“青年團最好不給人家知道和黨有怎樣的聯系”。三青團雖然由國民黨臨全大會決議成立，但在隨后發表的蔣介石《告全國青年書》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中，對兩者的關系卻耐人尋味地一字不提。

第四，以三青團來改造、復興國民黨。

三青團是以國民黨自救運動的面目出現的，蔣介石賦予它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幫助國民黨“振衰起弊”、“起死回生”，提出要“造成三民主義青年團，為一切社會組織的楷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強調“青年團是中國革命最后的一次實驗”。

第五，三青團在組織上保持獨立，使黨團組織從中央到地方各自獨立，互不統屬，自己則作為國民黨總裁和三青團團長同時凌駕于兩者之上，這是蔣介石為加強個人獨裁而做出的一項重要安排。它使三青團在組織上相對于國民黨具有極大的獨立性，這種局面從三青團成立之日起，一直維持到三青團結束。

第六，以復興社為三青團的組織重心。

三青團是蔣介石在解散國民黨內各種派別組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所標榜的口號是實現國民黨的“統一和團結”，因此三青團包括了國民黨各個派別的代表人物。但是，蔣介石心目中仍然把復興社視為三青團的組織核心，在他的默許下，前復興社成員在三青團的組建過程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此后，即由復興社最后一任書記康澤擔任中央團部組織處長，掌握三青團的組織大權長達七年之久。由于這種情況，復興社成員往往把三青團看做是復興社的繼承者，視自己為三青團組織理所當然的主人。

根據現有材料來看，蔣介石在三青團的組織重心這個問題上，前后曾發生過一些變化。

2、三青團的死結

1938年2月，蔣在武漢對部分高級干部的講話中，對于三青團的工作范圍以及指導系統，提出過一個初步設想：

“將來青年團組成，大概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武的，一部分是文的。武的方面，無論軍隊或軍事機關、社會軍訓組織等，都以政治部作指導機關；文的方面，無論是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都以教育部作重心。這兩部工作分開，力量集中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大家都受兩部長的指導。”

如果按照這個設想，分別以教育部和政治部作為團的指導機關，就會在團內形成文、武兩個重心，造成CC派與黃埔系、復興社平分秋色的局面。但后來蔣沒有堅持這一想法，而是認為“青年團和政治部兩個機關，名義雖不相同，而其性質與所負任務，卻有相同之點。前者是建設社會的基礎，后者是改造軍隊的核心”。因而強調要“把政治部和青年團工作打成一片”，并在實際工作中放手讓康澤操縱團務活動，從而使三青團向黃埔系和復興社的勢力傾斜。

由此可見，蔣介石所設想的三青團是一個奉其為最高領袖、機構高度獨立、并以復興社為骨干的青年組織，其使命是“外求統一，內求復興”，以克服國民黨組織的各種弊病，挽救國民黨政權的危機。然而蔣介石所設想的這一組織模式，卻包含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并立刻在實踐中導致了預料不到的結果。

首先，它造成三青團性質不明，黨團關系嚴重含混不清。

一般的青年組織，是在某一政黨領導之下從事青年活動的社會群眾團體，其地位和活動范圍都是有限的。按照國民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政治理論來說，在訓政時期國民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它和三青團的關系是領導和服從的關系，應當沒有問題。但根據蔣介石的設想，三青團則不僅要單獨出面號令全國青年，而且應當具有比國民黨更高的質量，賦有改造國民黨的特殊使命。很顯然，蔣介石所設想的這種功能與三青團青年組織的地位是無法相容的，它在國民黨已有的理論和制度上也沒有任何依據，其結果使黨團關系從一開始就陷入紊亂。

其次，促使三青團形成嚴重的“第二黨”傾向。

三青團作為國民黨政權新招牌和改造者的身份，以及它在組織上的獨立性，所有這些因素都使三青團從一開始就不像一個“團”，而更像一個“黨”。“第二黨”傾向的存在，使三青團的地位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處于動蕩不定之中，對其本身的性質和任務不能形成一致的意見，對團務發展影響很大。

再次，導致三青團內宗派情緒濃厚。

蔣介石指定由復興社骨干主持三青團組織工作，同時也就把復興社所具有的嚴重宗派情緒和派系因素引進了三青團。由于蔣介石的扶持和縱容，復興社的干部和骨干態度“十分驕縱”，自命不凡，唯我獨尊。他們進入三青團之后，多方暗示三青團是復興社的繼承者，極力強調三青團的特殊地位，大肆鼓吹三青團的優越性，并利用三青團組織的獨立性，處處與CC派掌握的國民黨組織相對抗。

這種論調迎合了三青團干部和骨干的情緒，并與三青團的切身利益相結合，成為團內帶有普遍性的傾向和基調。三青團的“第二黨”傾向就是在這樣的土壤里不斷滋長起來的。由此造成了以國民黨組織為一方，以三青團組織為另一方，互相對立、彼此抗衡的格局，這是抗戰以前CC派與復興社矛盾的繼續和擴大。

由此可見，團的性質不明，黨團關系不清，與蔣介石本身的設想和做法，與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以及國民黨政治制度的紊亂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是三青團從娘胎里帶來的病根，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

3、黨團勢同水火

1939年初，三青團中央團部遷抵重慶辦公，開始著手充實機構，選拔干部，在各地建立和擴大團的組織。隨著三青團組織的發展，關于黨團關系的不同觀點之爭更加激烈，原來還處于萌芽狀態的黨團矛盾，現在很快呈現蔓延之勢，很多地方都發生了黨團摩擦的現象，不能不引起國民黨高層的關注和重視。

書記長陳誠對黨團關系的狀況感到焦慮，為此，他在中央團部和重慶支團發表的多次講話中，企圖澄清團的性質，緩和黨團雙方的關系。

陳誠指出：“青年團決不是本黨之外的另一個政黨，也決不是黨內的一個小組織。青年團顯然是本黨所領導的一個革命的新生命，一個黨內的革命青年的組織。”

陳誠則認為造成黨團摩擦，三青團各級團部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與其自身缺點有很大的關系。

他指出這些缺點如：

“第一，風頭主義，在他們一切言行中，都充滿了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造成他這種傾向的完全是支配欲（亦可說是領袖欲)在作祟。記得有一位訓練班的同學，這樣問過我：‘一般人說黨高于一切，假使青年團與黨部在同一地舉行大會時，應當推誰作主席呢？’他像煞有介事提出一個這樣幼稚而又可笑的問題。…第二，青年的缺點是好高騖遠，夸大喜功，不肯虛心，不肯認過，目空一切，有時甚至在家人父子之間，亦有狂妄的乖舉，致引起周圍的人們的反感，而取消了自己的工作和對人的信任。例子太多，茲不細舉。”

國民黨政府遷抵重慶后，即在重慶浮圖關（后改名“復興關”）設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輪流訓練全國各部門黨政干部。

黨政訓練班內既設有國民黨的組織，又設有三青團的組織；既講授黨務課程，又講授團務課程；訓練班學員既有黨方干部，又有團方干部；學員既可以入黨，又可以入團，黨團關系錯綜復雜。黨團組織都在黨政訓練班積極活動，競相發展，矛盾四起。由于黨政訓練班的特殊地位，使它成為當時黨團矛盾的一個焦點和縮影。

從下面黨政訓練班黨務工作人員談話會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黨方干部對三青團簡直可以說是怨聲載道，恨之入骨。

國民黨江西省委書記長范爭波在發言中稱：

訓練課程里某教官“要青年團以代替黨”的言論，令“大家覺得發生很大問題”，“誰懷疑黨，當然黨員要向他進攻”；團內“不但有許多干部不是黨員，且是一向看不起黨的，而那天教官還說是盡了多少選擇而找來，黨員聞之，焉得不氣憤”。

國民黨貴州省委陳惕廬也發言稱：

“青年團成立以來，發生問題太多了，也有青年團說黨根本沒有用，找到的幾個縣黨部都是和青年團對立的；青年團甚至有把年紀很大的土豪劣紳拉進去，作為和黨部對立的力量。…因為青年團最高年齡規定到三十八歲，于是乎有人說黨員都是昏庸老朽之輩，這種印象到民間實在是很不好的。”

反映出當時地方黨團矛盾的尖銳。代理書記長朱家驊則竭力安撫黨方人員，調和黨團矛盾，他解釋說：“有人以為青年團為什么不交黨部來辦，就是因為應付環境，年齡提得這樣高，也是這個意思。青年團最好不給人家知道和黨有怎樣的關系。”

1939年3月，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一期學員（其中有中央團部所派團干48人)入黨入團問題，以蔣介石親自核準不受年齡限制，黨員可以入團，團員亦可以入黨。于是，黨與團的關系究竟如何確定，遂在學員中間“引起熱烈之討論”。

這場發生在中央機關內部的爭論引起了蔣介石本人的注意。3月28日至30日，中央團部召集派往中訓團黨政班的第一期畢業學員舉行工作討論會，再次討論黨與團之關系。為了消除各方的分歧，澄清混亂，統一口徑，蔣介石借此機會親自到中訓團黨政班發表了題為《黨與團之關系》的重要講話，試圖對三青團的性質和黨團關系加以明確的解釋。

蔣介石的講話為三青團的性質和黨團關系問題奠定了基調，成為國民黨官方的正統結論，并由此開始了黨團關系的調整過程。為了消除三青團的“第二黨”形象，中央團部于1939年4月發布通令稱：“現查有一部分團員不明情形，每于公文書或同志談話間，稱本黨為‘國民黨’，有如二體，實屬不當，以后應改稱‘本黨’，以明體系。”

在三青團內部，從中央到地方，從直屬團部到學校團部，也都根據蔣介石和陳誠的講話，對團的性質及黨團關系進行了重新解釋，以消除團內存在的“第二黨”觀念。

4、調整黨團關系的失敗

調整黨團關系，糾正團的“第二黨”傾向，對于三青團來說是一個充滿痛苦的過程，下面就是團內進行調整的一個實例。

1939年11月29日，中央訓練團國民軍訓干部舉行小組討論，討論題目是《軍訓干部與“黨”“團”之關系》，中央團部特派四位干部參加，予以指導。

作為指導范圍依據的就是蔣介石關于《黨與團的關系》的訓詞，以及陳誠關于《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性質及其展望》的講話。“題目是這樣的重要，時間又是這樣的緊迫”，“各組學員極感興趣”。對于有的學員提出的關于團的職權問題，指導干部回答：“本團的職權，是在組織青年，訓練青年”，“本團決不是將青年視為私有工具，拿來供自己的驅使”。

又有學員明確表示：

“一、黨團關系不明確，青年每多迷惘。二、團章修改，與本意相違，團員及青年每多失望。”

指導干部答復道：

“凡屬本團團員，切勿以黨團關系不明確，而自生彷徨，須知不管任何黨團，若不求其本身之健全，工作之表現，必然退步而為時代所淘汰。本團同志，應確切體認此點，努力在工作上求表現，在工作上所建立之基礎，方系一顛撲不破之基礎，若徒在法理或文字上求自釋自慰之道，究于事實無補。”“此次修改團章，原系根據一年來工作經驗，力求切合實際及需要在組織機構上加以若干增修，至本團之意義、目的，及所負使命，并未絲毫改變，團員或一般青年自生貓膩，應亟自改正。”

從上述問答中，不難看出團員中存在著濃厚的抵觸情緒，以及中央團部為糾正這種現象而大費口舌與周章。

黨團關系調整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眾說不一。

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堅持認為，黨團關系已經大為改善：

“黨和團的關系，在團成立的初期為一般人所顧慮的，也因了逐步的改進而漸次獲得了良好的成效。本來黨團在工作范圍上要完全的清楚的劃分是不可能的，因為團的工作和黨的工作不是全然隔離的，而是應當期待一致，互相合作的！所以黨和團最正常的關系是，團尊重黨，接受黨的領導；黨愛護團，扶植團的發展。到最近，這關系已經鞏固的建立起來，除了在中央方面我們已經和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各部取得經常聯系之外，在地方上，各級團部也已經和各級黨部獲得很好的聯系，在各種活動上漸收分工合作之效，這一點是最進步的征象。”

但實際情況則與康澤的說法大相徑庭，如四川支團下屬某分團就在一份有關提案中稱：

“黨團聯系雖經中央屢次明示其重要性，無如縣以下組織之領導人員及工作人員，多數昧于認識不清，無關緊要，甚有自弄聰明，以為各有上級，始而各行其是，繼則相互嘲弄，終致傾軋陷害，如是無故生波，徒自抵消黨團力量，一遇真正奸敵，便行崩解。”

這種情況具有很大普遍性。

書記長張治中也承認：

“這些書面辦法是頒布了，但是事實上并沒有收到多少的效果。這是由于黃埔系（復興社、力行社）和CC的斗爭摩擦無法消除的關系。”

美國學者易勞逸認為：

黨團關系的調整，表明蔣介石“完全改變了他關于三青團的設想”，把三青團從國民黨政權的“政治領導力量之一”的地位，下降為單純的國民黨的青年組織。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黨團關系調整對三青團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由于它重申了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在形式上明確了三青團作為國民黨青年組織的法定性質，確定了黨領導團的原則，并把三青團的工作任務和活動范圍主要限制在青年組訓和學生運動的領域內，從而抑制了三青團的“第二黨”傾向。

然而，黨團關系的調整并沒有取消三青團在組織上的獨立性，仍然維持了蔣介石一人之下黨團平行分立的格局，而這種格局正是黨團沖突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三青團“第二黨”傾向屢禁不絕的根源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團關系調整對三青團地位的改變，仍然只是形式而非實質的，也因此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黨團矛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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