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素中的真實：屏幕界面作為紀錄片的新語言

本文轉自：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

2025年10月25日晚，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IDF）“紀錄之光”巡展杭州站主題論壇——“像素中的真實：屏幕界面作為紀錄片的新語言”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舉行。本次論壇圍繞本站主題之一“屏幕之上”及展映片單中的《尼特島》《逃離性勒索》《納亞》《妖糖》展開，聚集近年來涌現的一批以屏幕界面、游戲引擎、遙感影像等數字媒介為載體的紀錄片實踐，探討當紀錄影像經由像素中介，我們如何解讀“真實” ，以及紀錄片語言如何隨之演變。論壇由紀錄片導演、策展人徐瑋超主持，邀請藝術家曹澍、武子楊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陸曄展開對談。

論壇活動回顧

論壇信息

主題 | 像素中的真實：屏幕界面作為紀錄片的新語言

時間 | 2025年10月25日

地點 |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

學術主持 | 徐瑋超

嘉賓 | 曹澍、武子楊、陸曄

機器記憶：《妖糖》中的控制論與偶然性

曹澍，任教于中國美術學院。其藝術實踐聚焦于記憶、夢境與技術媒介的交互關系。

論壇從曹澍的IDF2024“紀錄之光”展映單元作品《妖糖》切入。紀錄片設定在未來世界，垂直農業已將一切作物生長納入算法控制。一個負責照看甘蔗的人工智能無人機，在第3億9千5百萬次例行巡邏中，因一只螞蟻的意外出現，突然回憶起20世紀集體主義崩解之后、被全球化精準預測行為所摧毀的一座糖廠。

曹澍坦言，創作源于他對社會主義國家技術實踐的興趣，尤其是控制論如何試圖通過系統化手段消除不確定性。“但歷史恰恰是由那些無法被預測的‘偶然’推動的。”在他看來，那只螞蟻不僅是干擾項，更是對絕對控制的詩意抵抗。而紀錄片的任務，正是為這些微小卻關鍵的“褶皺”留出空間。

他引用諾伯特·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指出：在控制系統中，人類的價值恰恰在于其“有限性”與“不可靠性”。“所以那個無人機不是冷冰冰的機器，而是一種帶著控制論時代想象的‘人的狀態’。”

虛擬田野：《尼特島》中的紀錄倫理

隨后討論轉向法國紀錄片《尼特島》（Knit's Island）。該片完全在末日生存游戲《DayZ》中拍攝，團隊沉浸虛擬世界963小時，以觀察式方法記錄玩家如何建立信任、分配資源、應對危機。

武子楊，藝術家，間歇性策展人。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開放媒體系副系主任，前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NEW INC孵化器項目成員。

武子楊提到，自己疫情期間長期困居海外，大量時間在VR Chat、游戲等虛擬空間中度過。“那時線上世界反而成了更安全、更可交流的‘附近’。”因此，《尼特島》中玩家說“我在現實中不愿說話，但在游戲里可以成為別人愿意傾聽的人”，讓他深有共鳴。

曹澍特別注意到片中一個細節：攝制組會向被拍玩家詢問：“我們可以使用你的聲音和形象嗎？”——這完全是現實紀錄片的操作規范。他認為，這種做法并非簡單地“模擬”紀錄片，而是在游戲自身的規則系統內，重建了一套可行的紀錄片工作方法。

陸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傳播學研究分會秘書長，國際中華傳播學會會員。

陸曄補充道，紀錄片刻意保留了現實身份的不可知性。“我們不知道這些玩家現實中是誰、從事什么職業、屬于哪個階層——所有社會標簽都被拿掉了。”她認為，這反而讓觀眾更專注于他們在游戲中的選擇與關系，形成一種“去身份化的共情”。

林中千眼：《納亞》的非人類凝視

論壇還深入探討了西班牙導演貝爾塔·帕拉西奧斯的作品《納亞》（Naya）。本片記錄了一匹名叫納亞的狼，她戴著GPS項圈從德國東部走到了比利時。作為比利時100年來出現的第一匹狼，納亞迅速登上了新聞頭條——但她的蹤影卻成了謎。本片通過隱秘的野外窺視影像和監控記錄探索人類與這只網紅動物之間的關系。

陸曄將此類創作與《紐約時報》視覺調查組、藝術家團體“法證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相聯系。她指出，《納亞》雖采用類似技術路徑，但更強調生態視角與空間詩學。她特別提到紀錄片的核心意象——“林中千眼”：“這不是一個上帝視角，而是無數雙眼睛同時睜開：衛星在看，海浪在記錄，樹木在見證。真相不再由單一主體宣告，而是在多重感知中浮現。”

武子楊補充道，這些數據大多來自公開平臺，“意味著每個人都能成為調查者，但也意味著無人能真正‘隱身’。”這種矛盾，正是數字時代見證倫理的核心困境。

多重自我：虛擬身份的合法性

徐瑋超，紀錄片導演、策展人，現為中國美術學院電影學院博士候選人。 獨立紀錄片作品有《告別十二歲》，目前正在完成《流浪歸途》與《百灣家園》。

關于數字身份，武子楊引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表演理論”指出：“性別、身份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過重復行為建構出來的。”他認為，在虛擬空間中，這種建構更為自由。“一個人可以在不同平臺扮演不同角色，這些不是虛假人格，而是真實自我的不同面向。”

曹澍分享了一個觀察：有些人在現實中溫和友善，在網上卻言辭激烈。“但這并不矛盾——他可能只是在釋放現實中無法表達的黑暗面。”他認為，藝術創作的價值之一，就是讓人有機會面對那個被日常面具遮蔽的自己。

陸曄提醒：不要急于用現實標準評判虛擬行為。“年輕人早已習慣在不同場域切換身份。這不是分裂，而是一種應對復雜生活的策略。”她舉例：一位玩家說“我很喜歡我的游戲伙伴，但我們沒必要在現實中見面”——這種關系的有效性，應由其內部邏輯決定，而非外部標準。

形式即政治：在語言腐敗前抓住感應點

面對算法推薦、信息繭房與語言通脹，創作者還能如何行動？

武子楊分享了自己的嘗試：疫情期間在TikTok發布作品、開發AR濾鏡、利用NFT智能合約實現收益自動分配。“我想跳出當代藝術的小圈子，看看作品能否在更廣泛的網絡環境中產生反應。”

曹澍則強調語言本身的敏感性：“喜劇的力量在于對‘預期的違背’。一旦某種表達被主流收編，變成流行語，它就腐敗了。”他認為，藝術的政治性不在于喊口號，而在于找到那種尚未被歸類、難以言說卻能引發遙遠共鳴的細微感受。

陸曄最后總結：學者和創作者的責任，是拒絕簡化復雜性。“很多事情就是沒法用一句話講清楚。如果你為了流量把它簡化成非黑即白，就是在助長極化。”

結語：真實從未消失，只是換了

像素的形態

論壇尾聲，一位觀眾提問：“如果拔掉電源，一切都會消失，那這一切還算真實嗎？”

陸曄回應：“那一刻的共情、孤獨或互助，并不會因為斷電而變得虛假。”

正如本次論壇所揭示：當紀錄片不再局限于物理在場，當鏡頭可以是衛星、無人機、游戲角色甚至AI代理，真實并未消逝，只是換了像素的形態等待被看見。而創作者的任務，是在技術洪流中保持對人的關切，在界面背后，尋找依然跳動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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