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牟：鄉村振興與三農問題的龍門陣

圖源：網絡

文|老牟，作者授權首發

01

貧窮的恐懼

我對中國鄉村的認識，不是通過書本和什么理論，而是親身經歷和感悟。

我的爺爺就是農民。爺爺以上的祖宗，都是農民。曾祖父是山東棲霞人，闖關東到了遼寧省新金縣普蘭店長店鋪村。我曾祖父是那種中國農民中勤勞致富的典型。爺爺跟我說，曾祖父到人家家里去串門，背著一個糞筐，步行走幾十里，一路鏟馬糞，到了人家家里倒進圈里，是見面禮，回家又走幾十里，一路鏟回一筐馬糞，倒進自家牲口圈里。就這樣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居然給五個兒子每人掙了一個四合院。我回老家當知青時，住在四爺家的院里。爺爺是老大，住在泥土鋪頂的廂房。那種農村住宅，是用當地石塊砌成，石磚之間有凹窠，工藝非常講究，地震都震不垮。

50年代土改，農村劃分階級成分。我家四個爺爺，有地產房產，都被劃作富農。因為我老爹從小讀書好，爺爺就盼著他改換門庭，賣地賣房供他讀書，從小學、高中再到北京考上大學，光了家里的資產。于是我爹成了知識分子，我爺爺卻被劃作下中農，成為農村社會中“可依靠的對象”。我下鄉的時候，我的四爺手背上還帶著黑布條，地富反壞分子被監督勞動。

1969年，我16歲不到，在農村當知青。當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跟學校去石柱縣農村，一個是回老家遼寧省新金縣農村。我選擇了后者。我乘坐綠皮火車，長途跋涉，帶著鋪蓋卷和書籍，到了老普蘭店火車站。是半夜了，我爺爺和一個牛倌，趕著老牛車到車站來接我。月色下，順著沈大公路，走了十幾里路到了長店鋪村，開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在短暫的興奮和詩意氛圍之后，我切身體驗到了農村生存的艱難、荒誕和殘酷。那個時代的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大隊、生產隊高度體制化。農民集體勞動，土地集體所有，糧食、食物通過工分和戶籍分配到各家。每戶有幾分自留地，自己種蔬菜。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都被貧下中農和民兵組織監督勞動。

我們那個村莊里只有我一個知青。貧下中農的后代，根紅苗正，享受到了三分自留地的待遇和基干民兵的資格。執行保衛任務時，可以領到槍支，蘇式的沖鋒槍和五六式步槍都有。這個民兵持槍現象，隨著后來的改革開放，就被取消了。

前幾個月我還可以到縣城里的糧站去領給知青的配給糧。第一次秋收后，配給糧就斷了，真正被列為農民的戶籍和分配。民以食為天，為什么國人對糧食危機看得這么重？就是因為被饑餓整怕了。文革時期遼寧省的領導人是陳錫聯，老百姓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陳三兩”，是因為每個遼寧省的農民每天只有三兩（即0.3市斤）的糧食定量，并且沒有油、沒有肉。田間地頭，所有的農作物都被吃光。所以才有了民兵制度，民兵主要是看護地里的莊稼，不讓“別有用心的人”偷盜。

其實那種高壓嚴酷的秩序，哪里有人敢偷？倒是我們當民兵的監守自盜。秋收時，我們在打谷場上值崗，幾位民兵就把堆碼好的花生藤點上火，火焰騰飛幾丈高，火熄滅后，花生就烤熟了。那種香味，至今難忘。

農民自留地里的蔬菜，自己養幾個雞蛋悄悄賣掉，被抓住了就會被斗爭。那么農民是怎么解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呢？我和爺爺趁著天沒亮，把自己家種的蘿卜白菜挑一挑，到渤海邊的鹽場，給鹽廠的工人，然后工人讓我們去鹽田，擔回來白花花的顆粒很粗的鹽。大海慷慨，可以釣到胖頭魚。那時候沒有工業污染，生態很好，一退潮后可以去趕海，捕捉魚蝦章魚。

那時候的農村青年們都當過紅衛兵，見過革命斗爭的大風大浪，都是一身造反派習氣。即便是同宗同村同姓的鄉青，一聽說誰是“反革命壞分子”，打起人來特狠。階級的憤怒超過了宗族的親情。正是青春期的青年們荷爾蒙旺盛，總想著一天到晚折騰點什么破壞。生產隊的勞動力去山上扛石頭，一幫青年就把古廟里的大鐘給砸了，誰也勸不住，拿了供銷社去當廢鐵賣。后來村里開始整肅，抓了不少人。抓人的時候我已經回重慶了，得以避免受懲。

月明星稀，大海無波。我跟著村里的一幫青年劃著舢舨，渡過海灣，去列了對面的復縣登陸，到人家的香瓜地里偷瓜。扎好褲腿，把香瓜裝一褲套，扛著急奔，倒進船艙。人家那邊也有民兵，但沒有開槍。只是敲打木窠威懾。對方也都知道，這幫年輕人不過是為了解決饑餓的問題，并非反革命破壞分子。

傳統的道德觀和宗族的倫理秩序全部被打破，階級斗爭、階級分化、階級秩序、集體經濟、集體主義，成為農村的一切架構。過去那些勤勞致富的人，那些敢于為自己爭取基本生活而私種私賣的人，會被扣上“走資派”的帽子予以鎮壓。農村表面上看上去是嚴謹控制，但這種控制釋放了人性的惡，壓抑了人性的善，也嚴重阻礙了農村的生產力。那時的勞動是按照工分來計酬的，強壯的勞動力可以被評為12分，我是一個16歲的文弱書生，被評為7分，相當于婦女勞動力的最低級別。到結算時，整個生產隊的GDP產值除以個人的工分，一個公分算下來也相當于幾分錢到幾毛錢人民幣不等。也就是說，一個強壯的勞動力，勞動一天也就掙一塊錢到幾塊錢人民幣，連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足。

今天的年輕人可能都無法理解，當年安徽小崗村搞改革承包的前提，就是饑餓貧窮使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十幾個農民在村黨支部書記的領導下，向上級領導寫下血書：如果承包成功，保證交公糧；如果失敗，愿受掉腦袋的刑懲。這份血書契約，現在就存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這種破壞性結構的形成，在50年代就開始了。69年到70年間，我在老家農村時，聽我奶奶和一些老年人說，58年大煉鋼鐵時，沈大公路南側的大片果園都被砍伐，去用作燒炭來煉鋼鐵。遍地都是小高爐，煉出來的自然是一堆廢鐵。可惜這些粗壯的蘋果樹是滿洲國時種的，使遼東半島的水果譽滿海內。

三年自然災害時，大白天里我奶奶聽見牛在慘叫，跑出門去看，活生生的耕牛被人用刀挖去了一大塊肉，耕牛痛苦地倒下死掉。這是饑餓所致的瘋狂行為。當時我爺爺奶奶在老家過不下去了，我父母就把他們接到重慶來。城里的戶口都是有糧食定量的，城市也在饑餓的煎熬，家里多了兩個沒有糧票的老人。今天的年青人絕對想象不出來當時的困境。由于農村的欠收，城市里的居民也都發放用糠殼和不知什么物質做的“代食品”。我媽媽是一個非常講究面子的知識分子，上下班路過菜市場，看見地下的幾匹菜葉，也要撿起來拿回家充饑。我那個時候在讀小學，早上拿著一塊饅頭去上學，只聽得的身邊一陣疾風，手中的饅頭瞬間被人搶走。重慶民間稱這種搶飯吃的人為“抓精”。

在東北農村看不到任何前途，但給家里寫信都是報喜不報憂。這時候我母親寫信給我說，要讓我弟弟也到老家農村來落戶。我這才寫信告訴家里我弟弟千萬不能來。父母于是想法把我調到離他們近一點的農村去。我老爸是一個名醫，南川縣的官員找他看病，我能轉到南川縣去當知青，當時叫“開后門”。

我插住在農戶堂屋里，屋里有三口棺材，沒有電，晚上看書都點油燈。那個時候農村有軍代表，來問有什么要求？我提出能不能把三口棺材搬走？軍代表就去給房東老人家做工作，終于選了個黃道吉日，把棺材搬出去了。

我下鄉的村莊離縣城不遠，大隊黨支部書記姓向，很看重我和另一位知青袁兄。我們倆編輯繪制的墻報就在公路邊巨大的黃角樹下，足過往的人們歇腳的地方，揚名遐邇。書記還讓我們去參加階級教育活動，組織村民開會，宣講各種文件、上面的指示精神，讓村民們憶苦思甜。一位老太太在會上說著說著就跑調了，她說：“想起62年63年噻，把我餓了些好的喲。”

山區的農村則更為貧窮，農民的生活基本處于“沒人管但有人收稅費”的狀態，普遍營養不良。我妻子當知青時，在南川縣豐河鄉的小學代課，全校教師的午餐就是包谷米飯，蘸一點豆腐乳的湯水。冬天的風雪中，衣衫襤褸的孩子們，手里捧著一個竹編的小火爐，雙手抱著取暖。

后來我被招進當地的兵工廠當工人。1977年，我考進大學的前夕，一個寒冷的清晨，一位農民漢子敲我宿舍的門，他是為室友送來木料，背著100多斤的杉木板走了幾十里山路。我去食堂給他買了早餐，聊天中，那漢子說：“你們知不知道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聽說主席的堂客都被抓起來了。”

貧窮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當年農村的普遍現象。1985年，我到貴州的苗寨里去寫生，與鄉民同吃同住差不多一個月，幾乎沒沾一滴油。從山里出來到了銅仁，當地畫家為我煮了一碗面，加了一舀豬油，吃了就拉肚子。有一家農民家里失了火，全家蜷在四面透風的樓板上，一堆孩子不出門，因為沒衣褲穿，赤貧。我要了地址，回到重慶后，寄了一包衣服去。

所以鄧小平對全世界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今天的國人具有強烈的發財意愿，甚至混淆了生活的目的和過程，這都是因為貧窮造成的。

02

根基的坍塌

中國是一個3000多年以來的傳統農業國。所有的政治統治、經濟結構、意識形態、倫理道德、生活方式，都是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之上。令很多學者引以為自豪的是，世界其他的古文明都斷裂了，只有中國的文明延續下來。如果深入追問，為什么中國文明會延續下來，就是因為這個基本農耕社會一直沒有改變。

靜觀中國現代史，從洋務運動開始，西方的工業文明、物質科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中國形成被動的變革訴求。經過100多年來的戰爭動亂和改革開放，尤其是加入了WTO這20年階段，搭上了國際快車。中國的發展，事實上是從農耕社會走向了工業社會、科技文明，物質成就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很大程度改善了貧窮落后的面貌。

然而，由于農耕文明和工業科技文明的巨大差異，也由于我們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和社會體制，100多年來，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始終持有一種“弱國自卑”和“帝國自尊”交織的心態。但是一個國家要真正走向現代工業科技文明，不僅僅是擁有物質科技手段，重要的是要保障每個人安全、煥發每個人能力的普世價值，獨立自主的精神思想和教育體系。如果做不到這些，那么你就還是停留在農耕社會，不過享有一些現代文明的成果罷了。

我這種狀態寫成了戲劇和歌詞，就叫做《農轉非》。農轉非是一個戶籍制度中的政策詞匯，就是由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廣而言之，如果非農業社會的一切結構建立不起來，那么農業的一切屬性要轉入非農業屬性，就有著種種不適應。農轉非的過程中，社會、人文、家庭、個人等等，都遭遇了激越的變化與荒誕的命運。

《農轉非》唱詞：

烏雞變成鳳凰飛，

江湖人稱農轉非，

走進城里不認路，

故鄉無土不愿回。

農轉非，農轉非，

三千年來第一回，

妹妹變做了秦香蓮，

哥哥變成了陳世美。

國家的發展、治國的方略，應量力而行，就是認識透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家底和文化特性。現在中國是按“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來發展：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的提法當然不錯，表達了國家全面發展的訴求。但是在具體的國情基礎和發展過程中，往往是以犧牲農業的發展來保障其他三個現代化的推進。對農業現代化的投入不足，不必深究其中的體制原因和政策原因，僅從現象上來看：

中國的城市化相對而言已經很發達了；

工業制造業已經形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科技的發展也已經達到滿足基本應用的層次；

國防軍事更是日益加強；

高鐵動車、高速公路網遍布全國。

只有農村還基本上停留在傳統工作方式和傳統生活方式。

一是對鄉村投入不足，二是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滿足城市建設的需求，形成中國獨特的“農民工”現象。很多鄉村里幾乎沒有年輕人，都是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耕地大量拋荒，人才資源匱乏，農產業空心化。城市發展正在日益吞噬農村的耕地。全中國的貧困戶也絕大部分是在農村。作為政府重點工作的“脫貧”為什么艱難、需要“攻堅戰”？說到底就是欠農村的太多。

中國現行的農業科技化，也是高度缺乏倫理準則的。大量的化肥農藥使用和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經營心理，導致農產品安全性令人擔憂。土地是有“生命值”的，所謂生命值就是它能產出的物種，是不是能保障作物的有機性質？

據有關方面統計，近30年以來，中國的農業耕地已經耗盡了300年的土地生命。全國民眾都感覺到：蔬菜水果沒有以前的味道，肉類、奶類、魚類失去了自然的本質。國民的食品安全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危機。農作物的污染和變異，加上空氣、水源的污染，導致了各種疾病的蔓延和增生。

所謂“農產品高科技”的目的，往往也只是為了“發財”。譬如說把小麥的胚芽提取出來，做成所謂“胚芽面粉”，能賣到幾十塊錢一斤，余下的面粉成分就失去了營養，就賣得便宜。為了賣出去，用各種添加劑增加面粉的口感。中國農產品加工添加劑的使用為世界之最。

這背后的邏輯，就是讓“有錢的精英們都活著”，沒錢的“韭菜草根們”自為之。科技，尤其是生命科技，是要有倫理準則的。對面粉的這種分類產品設計，就是違背了人類的倫理準則。農業和農作物是人類生命的保障，你破壞和失去了這個基本保障，人類的發展還有什么價值？

你開著最豪華的高科技電車飛機，還可以去月球太空；你住著豪宅；你的高科技武器可以致人死命；你用人工智能編織著各種各樣的神話，但你每天卻吃著“慢毒”的蔬菜、肉類、奶類。這是多么的荒誕、本末倒置。

去年我到了俄羅斯邊疆州考察，俄羅斯的糧食生產規模和糧食食品安全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俄羅斯的土地嚴禁用化肥農藥；

有些農場的牛直接就趕到莊稼地里去吃；

他們的牛奶、蜂蜜、面粉、牛肉、魚都是原生態的；

你走到任何一個超市，進門就聞到一股撲鼻的水果香味：蘋果是蘋果的味道，梨是梨的味道，草莓是草莓的味道。

這個現象在中國的超市里已經是多年沒有見到。中國的水果都失去了本原滋味，充滿著“科技的狠活”。而在俄羅斯，食品摻假的犯罪代價是很高昂的，會被課以重罪。而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深層次地形成于各種利益環鏈之中。

03

中國農業的真實問題

一方面是對農業的投入不足，另外一個方面是對農產品產業的失控，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連帶的。宏觀投入不足，農民所有的發展幾乎都是依靠自己，生產力極其有限。政府也很著急，于是便給農業補貼。補貼是最不具效率的財政政策，反而養成了農民的惰性依靠。

我舉一個例子：我所在的設計公司為畜牧業發明了一款讓奶牛過夏天酷暑的防護衣，成效顯著，成功解決了奶牛在夏天高溫高濕度的環境中不吃食、不產奶、甚至中暑死亡的普遍現象。這個問題在畜牧業科學中被稱作為“奶牛熱應激”，是世界性的難題。我們的發明得到世界專業權威的認可和贊譽，在銷售上卻碰上了瓶頸。因為現在奶農連擠奶器都是政府補貼的，奶農說：“你這個衣服的確好，政府買單我就要。”

我們古代的圣賢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農業問題上，應該給予農民以基本的生產方式、有效的生產關系，經營上給他相應的利潤空間，和嚴格的安全技術規范。農民自己就會去努力。只是補貼糧價或其它單項，是沒有多大作用的。

首先在土地所有權上，要給農民以安全感。

中國自古以來，“耕者有其田”，“有恒產者有恒心”，這是中國成為三千年農耕大國的基本保障。中國革命成功的秘訣，也是對農民許下“打土豪分田地”的諾言。農業現代化是要靠對所有權保障農民的信心動力，否則農業現代化就沒有生根的基礎。

我去過諾曼底的農村，法國的糧倉，放眼望去，幾百公頃土地，幾十輛農業機具，幾個人，收完莊稼后，農民就用電腦和全世界做交易。這就是法國的農業。以目前中國農業的體制和運作方式，規模化的農業工業化機械化不太容易推進。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就更加重要。土地資源多么貧瘠，農民對土地有產權，就會盡心盡力去料理。當下土地國有制、土地承包制，這都不能夠真正調動農民耕種的積極性。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農村土地制不改革，農業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甚至不能保障耕地的充分利用。

04

城鎮化誤區

中國農村發展的另外一個障礙就是城鎮化。城鎮化雖然有集中管理的優長，但并不適合中國農業發展。中國的鄉村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都是按照城市化的規律和模式去發展，而不是按照農村的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去發展，這就違背了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的真實內核。而地方政府的權力又很大，農民沒法拒絕，出現了許多混亂荒誕的景觀。

我舉一個例子：2005年起，我為重慶電視臺拍攝《巴渝古鎮》的紀錄片，歷時兩年，走遍了重慶市轄各縣區鄉鎮。有一個古鎮，我就不說它的名字了，為了擴張城鎮規模、打造旅游項目，征收了很多土地和民宅。農民沒有了土地，被安置在鎮邊的安置房，就是跟城里的住宅一模一樣的5、6層的群居房，2廚1衛1陽臺那種。

我一.看就被震住了：整棟樓的陽臺上都種滿了莊稼，樓梯過道上都搭起了雞窩，在底樓的廁所還被改做豬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荒誕的景觀？這就是發展政策的毛病。農民的生命根基就是土地，你把他的土地收了，沒有給他提供另外一種生產方式，只給他提供了一種城鎮化的生活方式。然而，生活方式是必須依附于生產方式的。農民們還停留在傳統的農耕生產方式之中，也就保留了農耕時代的傳統生活方式。他不適應你這個城市化的住宅樓，沒有土地去種莊稼，他當然要在陽臺上去種；沒有土地去蓋豬圈，當然就在廁所里養豬；樓梯過道上養雞。

這個景觀就是我所寫《農轉非》的真實寫照：“走進城里不認路，故鄉無土不愿回”，農民被抽象化、符號化的存在。

05

農民工困境

隨著近年城市經濟下行，大批的農民工就業發生困難，返回農村。許多農民工已經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第二代，已經習慣于城市里的生活，但是城市又始終不能真正接納他們。他們已經不適應農村的生活和勞動方式，他又失去了農村的根，又沒得到城市的身份。億萬農民工的這種狀態，是中國社會的極大的不安定因素。

我有一次在重慶北站候車，與一個年輕人聊天，他對我說：“我爸是農民工，我也是農民工，我在重慶工地上出生，重慶話說得比老家話還溜，但我沒有正式城市戶口，回不去農村，也留不下城市。”

這不是一個人的困境，這是整整一代人的身份迷失。

06

向印度學習

當下，印度正在準備在農業現代化上超越中國。中國應該虛心向印度學習。

中國是一個幾千年的農業大國，現在卻在擔憂糧食危機。農業應該是中國的立國之本，食品安全才應該是國之重器。

四個現代化的根基應該是農業現代化。沒有立國根基的傳統+現代化，其他的三個現代化極易遭受挫折。

印度近十年把“農業現代化”當作國家意志來推，目標寫得很直白：2022 年“農民收入翻倍”、2030 年“糧食出口額全球第一”。圍繞這兩條硬指標，新德里連續出臺了三輪“國家農業轉型行動（NAP）”，把政策、資金、技術、市場、金融五股繩擰成一股，形成了以下 7 套“組合拳”。不少做法正好擊中中國現行體制的“空檔”，值得直接“拿來”所用。

1. 把最低支持價（MSP）做成“成本保險”，而不跟市場價格掛鉤

印度每年由“成本與價格委員會”公布 23 種作物的 MSP，定價公式＝（實際投入成本＋家庭勞動力折薪）×1.5 倍，保證農民有 50% 的毛利；政府只按 MSP 收 10% 的“緩沖儲備”，其余全部放給私營商人自由采購，市價高農民就賣市場，市價低政府“托底”收，既保住收益又不打壓市場信號 。

中國 2008 年以來持續提高最低收購價，結果出現“產量、庫存、進口”三高的現象，市場機制失靈。如果把定價錨定“成本＋合理利潤”而非“行政目標”，就是真正利用市場杠桿。可讓國有糧企真正回歸“儲備”而非“收儲”本位 。

2. 先定“公共糧食需求量”，再倒算“儲備規模”，剩余庫容全部拆給民企

印度 2018 年后改用“以需定儲”，中央儲備只留 3 個月的全國口糧，邦級再留 1 個月，其余庫存指標通過競拍交給民營倉儲、超市和出口商，財政按量給予 6%–8% 的保管費，既減少陳化浪費，又培育出 200 多家大型私營糧商 。

中國目前小麥、稻谷庫存夠 1 年以上，倉容緊張、霉糧屢發。如果把“超額儲備”指標公開競價外包，可一次性盤活約 6000 萬噸倉容，減少財政保管費支出約 180 億元/年 。

3. 用“電子地籍＋生物識別”把補貼直補到“實際種地人”

印度 2014 年啟動“土地數字化 + PM-KISAN 直補平臺”，先給 1.6 億塊耕地確權拍照、生成二維碼，再把化肥、種子、農機、灌溉四項補貼合并為每畝 6000 盧比/年，每年分 3 期直接打進農民與指紋綁定的銀行賬戶，徹底繞過村社和經銷商“雁過拔毛” 。

中國耕地補貼仍按二輪承包面積發放，很多“地主”已進城，真正種地的經營主體拿不到錢。如果學習印度“先確權、后直補”的技術路徑，可把 2200 億元農資綜合補貼精準到田、到人，減少 20% 左右的“跑冒滴漏” 。

4. 把“化肥補貼”改成“營養券”，農民可憑券買有機肥、生物肥或水溶肥

? 印度 2020 年起把 210 億美元化肥補貼中的 30% 換成可交易“營養券”，農民在授權網點買一袋有機肥可抵 400 盧比，買尿素只抵 200 盧比，引導主動減氮。兩年間全國尿素銷量下降 7%，有機肥銷量翻了一番 。

中國化肥施用量是全球平均 3.3 倍，面源污染貢獻率 50% 以上。如把 1200 億元化肥補貼拿出 30% 做“營養券”，可形成 150 萬噸生物肥新增市場，替代 200 萬噸尿素，折合減碳 580 萬噸 。

5. 全國推廣“合同農業法”，把訂單變成可抵押、可轉讓、可仲裁的金融工具

印度 2020 年通過《農民產品貿易與商業法案》，允許農民與加工企業、電商、出口商簽訂三方電子合同，合同可在全國農業交易所（NAM）掛牌、質押，銀行按訂單面值 70% 給予“倉單＋應收賬款”融資，違約方可被快速仲裁并列入信用黑名單 。

中國訂單農業覆蓋率不足 15%，核心痛點是“履約難、融資難”。引進印度“電子合同＋交易所質押”模式，可把 2.3 億噸商品糧中的 40% 納入訂單體系，撬動 3500 億元信貸資金，顯著降低龍頭企業原材料波動風險 。

6. 用“小型農機 + 傳感器”下沉到 2 公頃以下的小農戶

印度 90% 農場小于 2 公頃，政府 2018 年推出“小型農機 50% 補貼 + 傳感器共享”計劃：農民花 3 萬盧比就能買一臺 18 馬力自動駕駛拖拉機，配套贈送土壤濕度、NDVI（植被指數）傳感器，作業數據上傳云端，平臺根據實時墑情給出播種、施肥、灌溉指令，平均節本 18%、增產 12% 。

中國小農戶數量 2.1 億，大型農機利用率僅 55%。如果把“自動駕駛 + 傳感器”做成 25 馬力以下模塊化機具，中央和地方各補貼 30%，可讓 6000 萬畝丘陵半丘陵耕地實現“無人化”作業，單產提高 8%–10% 。

把“農業出口”做成外交談判籌碼，反向倒逼國內標準升級

印度 2022 年把稻谷 MSP 提高 5% 的同時，宣布對外出口精米最低離岸價下調 8%，迅速擠占泰國、越南份額，當年出口大米 2150 萬噸，占全球貿易量 45%，躍居世界第一；政府用超額外匯收入設立 15 億美元的“農產品升級基金”，全部用于冷鏈、質檢和品牌建設 。

中國稻米出口均價高于印度約 120 美元/噸，但國際品牌影響力弱。如果借鑒印度“以量換價、以價提標”的策略，可在 5 年內把 300 萬噸陳化稻轉化為東南亞速食米市場，再倒逼國內稻谷分選、烘干、倉儲標準整體提升一個檔次 。

虛心學習印度農業政策，可立即啟動三項“中印對接”:

在東北、華北各選 1 億畝玉米、小麥主產區，試點“成本＋50% 利潤”目標價格，差價直補到種植戶，同步壓縮臨時收儲。

把現有 2200 億元農資補貼的 30% 轉為“營養券”與“綠色券”，允許農民購買有機肥、生物農藥和節水器材。

3. 依托商品交易所，建立“訂單農業登記平臺”，引入印度式電子合同、倉單質押和仲裁機制，先行覆蓋中國北方地區5000 萬畝小麥。

農業政策的核心不是“誰更先進”，而是“誰更能把技術、市場和農民利益綁在一起”。印度用一套“低成本、高彈性、可退出”的制度組合，把 1.6 億小農戶卷進了全球價值鏈，又守住了糧食安全底線——這一點，恰是中國在“鄉村振興”下半場最該學的真功夫。

07

先農社稷

北京有兩個祭壇，一個叫先農壇，一個叫社稷壇，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也就是國家朝廷。先農，就是以農業為先導的國家存在的根基。歷代皇上每年都要去這兩個地方祭天。這就是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

農耕社會產生了儒學倫理，農耕社會產生了皇朝的政治秩序，農耕社會也決定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方法論。中國人從古到今基本的思維方式，可以說就是一個農耕時代的方式，和現在科學文明不靠譜、不兼容。

所以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扔掉農耕社會的思想方式，而采用西方的科學系思想和方法論。中國百年以來遇到的問題和矛盾，根本上來說就是“跟時代的思想”和“現代科技文明”的矛盾。中國高科技在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和障礙，很大的原因就是這個思想觀念的問題。非科學的思想和方法論，我們做模仿、做山寨可以，做創新、做原創就不行了。原創必須有非常系統的科學基礎，和民主自由的教育和體制培育出來的思想解放。

08

結語：農業是最后的堡壘

在這樣的條件和現實當中，立國之本、國家的發展更要認清現實：什么是最重要的基礎？什么是必須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可要可不要的？都必須要有清晰的思路。

所謂現代化，也不是全盤的現代化、各個領域的現代化。每個國家要根據自己不同的國情和條件，來制定自己現代化發展的側重領域。

我認為中國的現實條件、社會機制和思維方式，都決定了發展基礎和側重領域就是農業。就是在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中，確定最重要、最重要的現代化目標就是農業現代化。如果再仔細地描述，就是在3000年農耕文明的傳統條件上，以現代科技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原則，來加持提升的農業現代化。

農業不是落后，而是根。

鄉村不是邊緣，而是源。

不把農業現代化做扎實，

中國的未來就永遠懸在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