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高育良的“愛情”謊言，是對婚姻法最大的嘲弄！

《人民的名義》里，高育良最后的結局讓人唏噓不已。

最絕的不是他受了多少賄，而是他那套神操作，跟原配吳惠芬老師早就離了婚，倆人還在一個屋檐下演著“模范夫妻”，轉頭卻跟高小鳳在香港把結婚證都領了。

這哪是什么“愛情傳奇”？這分明是一個精通法律的“人精”，在鋼絲繩上跳的一場違法之舞。

他踩著的，不僅是道德的底線，更是把《婚姻法》直接扔在地上，還踩上了一腳。

“離婚不離家”：演給誰看的“夫妻恩愛”大戲？

高育良和吳惠芬，在漢東官場，那是出了名的“神仙眷侶”。

一個省委副書記，一個大學明史教授，在家談的是歷史風云，出門展現的是相敬如賓。

誰能想到，他們臥室早就分開了，結婚證也換成了離婚證。

那他們圖什么呢？為什么還要住在一起？

其實，這是演給上面看的，也是演給同僚看的“樣板間”。

在高育良那個位置上，家庭穩定是個人素質里至關重要的一個指標。

一個離婚的副書記，在組織考察、在同僚議論、在對手眼里，都是個“不穩定因素”，容易被人做文章。

吳老師這位優雅得體的教授夫人，是高育良權力金字塔上最穩當、最體面的那塊“基石”。

有她在，他的形象才是完整的、可靠的、無可挑剔的。

他們的家，就是一個精心布置的“舞臺”，每一句對話，每一個眼神，都可能是在為權力加分。

當然，這也是糊弄社會，欺騙自己的“倫理遮羞布”。

對他們自己而言，尤其是對吳惠芬這樣極重臉面的知識女性來說，“離婚”兩個字太難聽，撕扯起來太難看了。

于是他們發明了一套“高級”說辭：我們這是“理智分手”，“文明處理”，“愛情升華為了親情和友情”。

聽起來特有格調，特有水平。可扒開這層華麗的外衣，里面是什么？

是冰冷的交易，是互相利用的共生。一個需要教授夫人的身份維持體面，一個貪戀書記夫人的光環和隨之而來的資源。

家還是那個家，但內核早就被掏空了，只剩下一個名為“婚姻”的空殼，里面住著兩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境外結婚”：在法律漏洞里“偷天換日”。

如果說“離婚不離家”是虛偽，那在香港和高小鳳秘密結婚，就是赤裸裸的違法試探，是精心設計的鉆法律的空子。

高育良不知道重婚是犯罪嗎？他太知道了！他是法學教授出身，那他為什么還敢這么做？

因為他玩的是一個“時間差”和“信息差”的游戲。

他賭的是：內地和香港的婚姻登記信息，在當時并沒有完全即時互通。

他在法律意義上，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分裂人”，在內地的系統里，他是“離異單身”；在香港的文件上，他是“已婚人士”。

他以為這樣，就能在法律的夾縫里，給自己打造一個“安全屋”，既能享受齊人之福，又能規避重婚罪的風險。

這是什么行為？這就像一個最精通交通規則的人，專門去找監控盲區違章。

他不是不懂法，他是太懂了，所以才知道怎么鉆空子。

他對法律的所謂“尊重”，完全取決于“會不會被抓到”。

這種態度，比法盲更可惡，因為它充滿了知識分子式的狡猾和傲慢。

如果有人質問，他肯定會狡辯：“我在香港結婚是合法的！”

但是他錯了，他一邊在公開場合，讓所有人都認為吳惠芬是他的妻子，享受家庭帶來的政治紅利；

另一邊在私下，又和高小鳳以夫妻相稱，生兒育女。

這不就是事實上的“兩個老婆”嗎？

《婚姻法》白紙黑字寫著“一夫一妻制”，保護的是唯一、公開、坦誠的夫妻關系。

高育良用兩張在不同地方取得的證書，就想把法律精神撕成兩半，一半用來裝點門面，一半用來滿足私欲，天底下哪有這種“好事”？

哪有什么“愛情”？全是算計的“陷阱”與“幻覺”。

高育良把自己和高小鳳的關系，包裝成“靈魂的相遇”，是甩開庸俗婚姻后找到的“真愛”。

其實呢，得了吧，扒開那層看似浪漫的紗布，底下早已千瘡百孔。

高小鳳是什么人？ 一個原本的漁家女，被趙瑞龍集團選中，當成“秘密武器”培養。

他們發現高育良喜歡明史，就給高小鳳惡補《萬歷十五年》；

發現他自詡文人，就打造出“出淤泥而不染”的柔弱氣質。

這套“組合拳”，是專門針對高育良知識分子的清高和中年男人的心理空虛“定向研發”的。

高小鳳，本質上是一件被精心打磨、用來攻破高育良心理防線的私人訂制的“禮物”。

如果她還是原來那個連鞋都穿不起的漁家女，沒有價值百萬的“知識包裝”和“精心設計”，高書記那“高貴的靈魂”，還會與之“共鳴”嗎？

高育良又“愛”的是什么？ 他愛的，可能并不是高小鳳本人，而是在高小鳳身上看到的那個青春煥發、才華被崇拜的自己。

在沉悶的官場和冰冷的家庭之外，一個年輕漂亮、對自己滿眼崇拜、還能聊幾句歷史的女性，極大地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和權力感。

這不是愛情，這是權力催生出的“眩暈效應”。

他以為自己找到了知音，實則是落入了人家用“雅賄”鋪設的溫柔陷阱。

他的“愛情”，從頭到尾，都散發著權錢交易的腐臭味。

最大的諷刺：法學教授，親手解構《婚姻法》。

這才是整件事里，最荒唐、也最可悲的一點。

高育良是什么人？漢東大學政法系主任，桃李滿天下的法學教授。

他課堂上講的，是法律的尊嚴，是社會的契約，是公平正義。

他本應是法律精神最堅定的捍衛者和布道者。

可他自己做了什么？他利用自己超越常人的法律知識，不是去維護法紀，而是去研究如何規避法紀。

他像做學術課題一樣，精心設計了一套“離婚、分居、境外、再婚”的復雜方案，試圖在法律的邊界上，搭建一個滿足自己私欲的“法外樂園”。

這是最極致的“知法犯法”，也是最頂級的虛偽。

他的行為，嘲弄的已經不僅僅是一部具體的《婚姻法》了。

他嘲弄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信念，嘲弄的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嘲弄的是公眾對權力人物理應具備更高道德水準的期待。

當一個社會的精英，一個本該傳授規則的人，開始用規則為自己編織謊言，那么他對整個社會誠信基礎的破壞，比100個小偷小摸還要嚴重。

他讓老百姓懷疑：那些滿口仁義道德、法律原則的人，是不是私下里都有一套自己的“運行規則”？

所有“暗度陳倉”，終將無路可走。

高育良的結局，在他做出選擇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了。

那張香港的結婚證，沒有成為他愛情的保鮮膜，反而成了釘死他政治生命的棺材釘。

他以為的“萬全之策”，其實漏洞百出，不堪一擊。

“離婚不離家，境外再成家”，這套把戲看似高明，實則愚蠢。

高育良最終身敗名裂了，可見無論是權力還是知識，一旦被用來給私欲鋪路，最終通向的，絕不會是幸福的彼岸，而只能是人生的斷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