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船祭看掀開的太陽旗：解讀日本的恥感雙標

2026年靜岡縣下田市的黑船祭海報一出爐，不少網友看懵了——美國佩里將軍一身戎裝，把日本人平時寶貝得不行的太陽旗當門簾子似的掀著。

這里先簡單解釋一下這個所謂的黑船祭，其實就是日本紀念當年被美國堅船利炮裹挾簽訂“城下之盟”的屈辱往事。

可日本人非但不惱，還年年辦黑船祭慶祝，按照中國人可以理解的視角，這畫面堪比八國聯(lián)軍踩著滿清的黃龍旗沖進紫禁城，滿清的遺老遺少們還制作成海報大肆宣傳的感覺差不多。

去過日本下田的人都知道，這地方如今衰敗得厲害，唯獨黑船博物館還在賣力“挽尊”。據(jù)日本國家旅游局（JNTO）公開資料顯示，下田開國博物館藏有超1000件和黑船事件相關的文物，包括佩里的私人物品、早期照片等，整個展館的敘事核心就一個：黑船來航雖有屈辱，卻讓日本打破鎖國、走向現(xiàn)代化，是“因禍得福”的關鍵節(jié)點。這和咱認知里的“喪權辱國必銘記”完全不是一個敘事風格。

那么問題來了，難道日本人真的不覺得這是恥辱？

咳咳，這話還真說錯了。據(jù)2021年“是日日本”發(fā)布的《笑一笑！幽默地紀念在「屈辱」中成長的歷史，靜岡的黑船祭》旅游推廣文明確提到，黑船來襲對日本而言確實是屈辱，只是他們硬生生把這份“辱”掰成了“成長的養(yǎng)分”。

咱們不妨先捋捋黑船事件的來龍去脈：1853年7月8日，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率領四艘黑色鐵甲軍艦駛入江戶灣，以武力威脅德川幕府開國，彼時日本江戶灣的海防炮射程和火力，連佩里艦隊的三成都不到，幕府只能認慫，次年簽下《日美親善條約》（又稱《神奈川條約》），開放下田、箱館兩口岸，結束了200多年的鎖國政策。

那么問題來了，同樣是被列強用武力逼簽不平等條約，咱對鴉片戰(zhàn)爭的記憶滿是屈辱與抗爭，為什么日本人卻能把這份屈辱“包裝”成榮光？

這就得聊聊日本的“恥感文化”了。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里把日本文化定義為“恥感文化”，和咱講究“內省知恥”不同，日本的恥感更多來自外在約束——簡單說，他們在意的不是“做了丟臉的事”，而是“丟臉的事被誰看見、對方是誰”。

也就是說，日本的“恥”是分對象的。

下田市從1934年起就辦黑船祭，除了二戰(zhàn)期間停辦幾年，每年都舉辦從未間斷，活動包括重演《下田條約》簽字儀式、海上煙火大會，甚至美軍大兵還會扮成日本武士游行。日本人從心底里把佩里當成“開國恩人”，還給立了紀念碑，伊藤博文甚至親筆題寫“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培理上陸紀念碑”。為啥？因為佩里是“凌駕于他們之上”的強者，被這樣的強者踩著頭簽下條約，對日本人來說，不是“恥”，反而是“認清差距、奮起直追”的契機，這份屈辱能被他們轉化成“向強者學習”的動力，甚至包裝成“光榮”。

可有意思的是，同樣是“被踩”，高市事件里日本的反應卻判若兩人。當高市早苗在國會把“臺灣有事”和日本“存亡危機”綁在一起，還暗示要動武，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發(fā)文警告“擅自闖入的骯臟頭顱應毫不猶豫斬掉”，結果日本直接破防了——大阪府議會全票通過決議逼薛劍道歉，自民黨還呼吁抵制中國駐大阪總領館活動，甚至有右翼叫囂要驅逐薛劍。

那么問題又來了，為啥被佩里踩旗不覺得羞辱，被薛劍懟幾句就上躥下跳？答案其實藏在日本的恥感邏輯里：日本只把來自“凌駕于自己之上”的強者的屈辱當成“可接受的恥”，甚至能揉成團咽下去；但如果是他們認為“和自己平級甚至不如自己”的對象發(fā)出的反擊，哪怕只是言語警告，都會被視作“無法忍受的恥”。說白了，日本人的恥感不是基于事件本身的性質，而是基于雙方的實力對比和身份定位。

有意思的是，如果翻翻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日本這種雙標其實早有端倪。

明治維新后，日本一邊抨擊幕府簽的條約“不平等”，一邊卻又全盤繼承，甚至簽了更不利的《安政五國條約》，可轉頭就把佩里捧上圣壇視為恩人——因為他們認定，正是這些不平等條約，逼著日本放棄鎖國、學習西方，最終實現(xiàn)明治維新，成為強國。這種“以結果倒推過程”的邏輯，讓他們能無視事件本身的屈辱性，只盯著“最終是否獲利”。

從文化層面看，這和日本的集體主義、等級觀念分不開。據(jù)維普期刊發(fā)表的《芻議日本恥感文化及其對處理中日關系的啟示》一文，日本的恥感文化受儒家文化、等級思想影響極深，在他們的認知里，等級秩序高于一切：強者對弱者的壓制是“合理的”，弱者反抗強者才是“可恥的”。佩里代表的是當時的世界強國，他的施壓符合“等級秩序”，所以日本人能接受；而薛劍的警告，在他們看來是“非強者”對“日本”的“冒犯”，打破了他們認定的等級秩序，自然要跳腳。

筆者認為，日本這種恥感邏輯，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體現(xiàn)——只要能獲利，來自強者的屈辱可以被美化。只要觸及其自尊，來自非強者的反擊就會被無限放大。

這種邏輯帶來的影響其實很深遠。一方面，它讓日本在面對強者時，能快速放下身段學習，這也是明治維新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這種雙標也讓日本缺乏穩(wěn)定的是非觀，對歷史的認知容易出現(xiàn)偏差——他們能美化被美國侵略的歷史，自然也能淡化二戰(zhàn)中的侵略行為，因為在他們的邏輯里，只要最終“成為強者”，過程中的屈辱或惡行都能被合理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這種恥感文化，也體現(xiàn)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比如職場中，員工被上司當眾訓斥，會覺得是“自己不夠努力”，而非“上司過分”；比如國際交往中，對美國的要求言聽計從，卻對周邊國家的合理訴求百般刁難。這種以實力和等級為核心的恥感觀，讓日本的外交和文化呈現(xiàn)出極強的功利性。

更關鍵的是，這種邏輯還會反噬。二戰(zhàn)時，日本正是因為過度崇拜“強者邏輯”，妄圖成為“凌駕于他國之上”的強者，才發(fā)動了侵略戰(zhàn)爭，最終戰(zhàn)敗。可即便如此，他們依然沒改變這種恥感邏輯——戰(zhàn)敗后對美國俯首帖耳，卻對被侵略的國家缺乏真誠道歉，本質上還是因為美國是“強者”，而被侵略的國家在他們看來“不夠格”。

不容忽視的是，黑船祭的海報和高市事件的反差，其實折射出日本當下的心態(tài)：一方面，他們依然抱著“強者崇拜”的恥感邏輯，對美國言聽計從；另一方面，面對中國的崛起，他們既不甘心又充滿焦慮，所以會對中國的反擊格外敏感。這種心態(tài)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很容易走向極端，要么過度妥協(xié)，要么過度強硬。

說到底，日本對“恥”的定義，從來都不是基于公平正義，而是基于實力對比和自身利益。被佩里掀旗不覺得辱，是因為他們從這份屈辱里找到了“崛起”的借口；被薛劍警告就破防，是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中國不再忍讓”的現(xiàn)實。如何理解這種獨特的恥感文化，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外交雙標，或許有助于我們看清對方的底層邏輯，從而在對日交往中掌握主動。

參考引用來源：

日本國家旅游局（JNTO）《下田開國博物館》官方介紹

維普期刊《芻議日本恥感文化及其對處理中日關系的啟示》

“是日日本”《笑一笑！幽默地紀念在「屈辱」中成長的歷史，靜岡的黑船祭》

百科《黑船事件》、《佩里來航紀念碑》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