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入京找工作，拜訪2位副總長，3位總政副主任，誰也不明確表態！

1977年3月的清晨，東郊火車站霧氣還未散盡，一名相貌清癯的中年人拖著帆布包緩緩邁出站口。歐陽文，64歲，胸口別著褪色的三級八一勛表，行李不多，卻帶著一句舊諾——“有機會再回部隊”。這句承諾已經在他心里壓了整整十三年。

霧氣里的北京給人冷清感，路旁槐樹枝丫剛冒出嫩芽。臨時借住處沒著落，他直奔總參招待所。“同志，對不起，這里沒有空房間。”門衛的回答干脆而客氣，卻堵死了第一條路。他提著包轉身，衣角被風掀起，老棉衣下擺露出補丁。

同年五月，張震得知此事，立刻在總后勤部大院里擠出一間舊庫房。木門斑駁，屋里只有行軍床、軍用水壺，歐陽文卻說“能伸直腿就行”。不得不說，這位當過軍委副主席的老后勤部長，替戰友兩肋插刀的勁頭一點沒變。

回到時間軸頂端，1930年他15歲投奔平江紅軍，兩個星期后被任命為兒童團指導員。抗戰時期隨343旅東進，遼沈時在四野四縱搞政工；1949年4月渡江，41軍在鎮江立腳，他的喇叭嗓子喊破幾副擴音器。作戰季節，他是戰士口中的“老政委”；和平年代，他卻接連被換崗。

1955年，總政部決定創辦《解放軍報》，譚政點名讓歐陽文頂上總編輯。辦報他是門外漢，但肯啃書。夜里趴在油燈下抄《新聞采寫學》，燈油燒干，帽沿熏黑一圈。1960年受“譚政事件”牽連，頭銜改成副總編輯，他淡淡一句“還在報社，總比閑著好”，同事聽了心酸。

1961年，他被抽調去南京高等軍事學院進修，原本計劃兩年畢業。課程結束那天，院長握手祝賀，他卻沒等到新的任命。緊接著，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來電，要他兼政委、院長。技術學院的院長要懂電子、懂兵器，他只懂政治。外人說“改行對干部是磨煉”，他苦笑，磨煉得有舞臺。

1964年9月，學院課堂上一堂黨史課被人告發“宣揚彭德懷”。工作組在校園折騰五個月，結局是院長換成戴潤生。1966年院校地方化，他的檔案被劃到西安市人事局，事實上等同轉業。十年間，他靠每月14元定量工資，帶著三個孩子繞著古城墻撿柴，心里卻一直惦念軍裝。

特殊時期落幕后，總政部文件堆積如山，要求平反的老干部一撥又一撥。歐陽文自認資格不算突出，于是選了最笨也最直接的辦法——登門請見。張愛萍家在月壇南街，王諍住木樨地，各去三次，茶喝了，話說了，答復卻始終模糊。“老歐，你的事再等等吧。”一句溫吞，像冬夜炭火始終點不旺。

時間拖到1977年10月，西山深處開始飄下第一片雪。有人從總政轉來口信，多數領導同意他回部隊，可有人堅持“早已轉業”的說法。僵持間，王諍遞上折中方案：去第十研究院任書記。研究院隸屬國務院，編制、級別、待遇，統統由中組部走程序。這既算“回歸”，也不占總政指標。

1978年春，任命電報抵達，他走進三峽路辦公區，胸前依舊別著那枚舊勛表。年輕工程師不知道這位新書記的身世，只聽老傳達員悄聲嘀咕：“他呀，打過四野，辦過報，可折騰了半輩子。”后來，歐陽文又升任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再到電子工業部當顧問，直到離休再未為崗位奔波。鏡頭定格在他離京那天的背影：灰呢大衣，綠色挎包，快步走向雪后的站臺，腳步穩健，沒有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