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一
洪思愚認為,當務之急還是要先找到閻望仕。
不過很遺憾的是,就在四組投入尋找閻望仕,卻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
閻望仕死了!
原來當年閻望仕帶著四個人去抓捕趙寶昊,被趙犧牲前反戈一擊,不僅人沒抓住,還死了一個特務,熊式輝聽說了消息后,大怒之余,就把閻望仕連同那個姓郭的年輕人攆出了偵緝大隊。
閻望仕本人被調到了漕河涇鎮的江蘇第二監獄當了獄卒,雖然地位上不如往昔,但也憑借著能力,滋潤的生活了許多年。
偵查員順藤摸瓜摸到了原來江蘇第二監獄(當時稱漕河涇監獄)調閱檔案,才知道閻望仕1936年3月就辭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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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聽才知道,當年閻望仕因為貪財,收了五兩黃金,放走了監獄里一個自稱是強奸犯的人,后來上面追查下來,閻望仕才發現,這個人根本不是什么強奸犯,而是橫行奉賢一帶的江洋大盜梁六龍。
害怕自己被追責,閻望仕干脆辭了職去投奔了梁六龍,本來還指望著梁六龍念及他救命之恩照顧他,但后來兩人一言不合,一氣之下,梁六龍干脆就殺了閻望仕。
鑒于閻望仕已死,專案組只好把方向放在當天抓捕趙寶昊的另外幾個人身上。
根據守門房的老吳稱,除了閻望仕外,他還認識那個偵緝大隊一中隊姓郭的年輕人,不過一中隊的宿舍和直屬分隊的不在一處,而是在楓林橋,距離楓林橋監獄不遠。
偵查員到了地方后,才發現原來的一中隊宿舍所占的花園洋房,已經是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所在。
根據之前的查案思路,偵查員還是照例在周邊走訪,根據當地派出所雇傭的兩名舊巡警回憶,當年一中隊宿舍門房雇傭了兩個人,其中一個已經去世,另外一個姓何的還在世。
在派出所出面下,老何被請來了辦公室,他雖然不是一中隊內部的人,但是一聽偵查員說起姓郭的年輕人,老人立刻便想起來:
“您幾位先生所說的小郭,名叫郭風云,無錫人,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鉆,還很勢利,只要是當官的,不管是哪個部門的官,他都會像哈巴狗那樣圍著人家打轉搖尾巴,軍法官“活閻羅”對他很器重。”
老何回憶了1930年6月18日抓捕當天的情況,是閻望仕給郭風云打的電話,要他跟著自己一起出任務,郭風云掛了電話后,帶著同隊的李連升、榮富貴開著一輛掛“大牌照”的三輪摩托走了。
從這兒以后,三個人再也沒有回隊。
李連升、榮富貴后來都受了傷,領了一筆錢被開除了,郭風云也被開除了。
幸運的是,上述三人當時都還活著。
1950年6月,在案件調查期間,下面的派出所根據發布的協查通報,鎖定了當時在轄區居住的李連升、榮富貴,兩人當年被開除出偵緝大隊后,流落在社會上,一個靠著擺攤算命過活,一個做流浪藝人。
李連升、榮富貴被捕后,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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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連升、榮富貴的說法,他們兩人以及閻望仕、郭風云都是隸屬于一個小組的,德康醫院槍擊案后,他們代表軍法處負責審查的趙寶昊。
在審查了三天后,閻望仕基本上已經確認趙寶昊本人沒什么問題,于是他們小組撤回,趙寶昊也被批準出院回隊。
可李連升、榮富貴也沒想到,就在差不多一個月后,他們接到了閻望仕、郭風云通知執行任務的消息。緊跟著,就發生了6月18日那天的槍擊案。
李連升、榮富貴的供詞證實了專案組之前的分析。
專案組一開始就分析,趙寶昊應該是躲過了敵人第一遍的審查的,趙寶昊后來暴露,是因為在6月18日之前,敵人獲得了足以顛覆他們之前所做結論的證據,即證實趙寶昊在德康醫院槍擊案中存在問題。
之所以這樣分析,是基于客觀事實得出來的結論。
趙寶昊的暴露無非只有三種情況下,要么是德康醫院槍擊案后第一時間就發現,要么是在第一階段審查過程中,要么就是在執行“四號方案”時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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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趙寶昊本身雖然是黨的地下組織成員,但他并非是重要崗位上的領導者,即便是身份暴露,敵人最有可能采取的也只能是放長線釣大魚,或者說,敵人即便是認定趙寶昊本身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抓捕的行動也不應該是閻望仕這樣一個普通的軍法官,最起碼也應該是警備司令部軍法處處長一類的高官。
根據這一情況看,趙寶昊的暴露只有可能是在第一階段審查過程中。
更重要的是,根據事實來看,趙寶昊是挺過第一輪審查的,他透露雖然是因為第一階段審查,但畢竟又隔了一段時間,所以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在第一階段審查過程中,敵人并沒有發現所謂證據,而是在隔了一段時間后,才得到的這個證據。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第一階段審查和最后抓捕都是閻望仕率領的特務小組。
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又是誰提供了這個關鍵證據呢?
二
不過,即便是這樣,專案組還是走了一節彎路。
根據李連升、榮富貴的供述,他們在1930年5月19日下午,即槍擊案發生后第二天,曾注意到一個裝扮時尚,年齡在三十多歲的女子去探望趙寶昊。本來按照規定,他們應該立即跟上去調查,只是后來路上出了意外,他們跟丟了這名女子。
專案組在排除了這名女子是黨組織成員以后,認為這名女子具有很大的嫌疑。
可順著這條線索查下去,卻發現是個烏龍。
去醫院探望趙寶昊的不是別人,正是“德康醫院”槍擊案中死者之一、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少校督察官錢祖誼的遺孀邢美蘭。
這個邢美蘭本身是個能量特別大的人物,她的父親常年在上海做生意,而母親更是有名的江浙財團徐新六的族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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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美蘭早年嫁過人,只是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在上海做接線員的工作,一次她在下班途中闌尾炎發作,被路過的錢祖誼給救了。
錢祖誼在北伐時期就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當時已經是少校軍官,后來在邢美蘭父親的撮合下,就和邢美蘭結了婚。
沒想到的是,此次婚姻更加不幸,結婚也才不過兩年,錢祖誼就遭了意外。
1930年5月18日,德康醫院槍擊案后,邢美蘭想去找熊式輝要說法,但熊式輝避而不見,邢美蘭就想著去醫院問問趙寶昊,后來她通過走杜月笙的關系(錢祖誼是青幫成員)順利進了醫院,并和趙寶昊有過一番對話。
一開始,專案組還以為,趙寶昊是在和邢美蘭的對話過程中,不慎露出了蛛絲馬跡,后來調查以后,才發現不是那么一回事兒。
趙寶昊雖然沒受過正規的培訓,但組織上的紀律他是知道的,邢美蘭也只是說當天她過去只是問了槍擊案的經過,但趙寶昊基于紀律問題,絕口不談,邢美蘭也只能無奈離開。
專案組在調查過程中,還發現邢美蘭有和中統聯系的過往,但深入調查后發現,中統的負責人徐恩曾與邢美蘭的母親同屬于江浙財閥出身,徐恩曾當年成為中統負責人后,確實有想過要吸納邢美蘭來幫忙,但被邢家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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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邢美蘭這個人,這個人身世經歷還算是清白,她也從來不過問政治工作,而且她對她丈夫錢祖誼在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到底是干什么工作也并不了解
1950年6月9日,當年受徐恩曾委派去邀請邢美蘭參加中統的汪富相被捕,其供述也基本上符合專案組已知的情況。
汪富相后來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至此,專案組也正式確認,邢美蘭與“馬字三號”案件無涉。
三
案件調查到這里,又成了一個僵局。
不過即便如此,組織上也沒有對專案組有更多苛責,畢竟這是一起近20年前的舊案,很多人證、物證均淹沒在歲月的塵埃里,不容易找出來。
在上級關懷下,洪思愚再次組織小組成員開會,梳理之前調查過程中的一些細節。
當時在會上,有人就提出,是不是趙寶昊的自傷的槍傷出現了問題,畢竟近距離自傷的槍傷與遠距離射擊的槍傷還是有細微的差別的,別的不多說,就算是衣服上也會留下痕跡。
對于大多數普通人而言,槍傷是什么樣可能不知道,但對于玩兒過槍的人來說,他們恐怕很容易就分辨出來,特別是當年國民黨特務。
那么,當年閻望仕在調查過程中,為什么沒有涉及到這一項呢?
會后洪思愚就此事專門請教了一位原在法捕房和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干過多年的留用老法醫。根據老法醫的描述,他們確實是可以看出近距離自傷和遠距離射擊的槍傷區別,但當時查案過程中之所以沒有查問,應該是當時醫生在給趙寶昊清理傷口的時候順手處理了痕跡,順便還處理了趙寶昊當時穿的衣服。
根據法醫的上述說法,偵查員發現了一個調查的新思路:找到當初為趙寶昊處置傷口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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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中旬,專案組專程去查閱了當年“廣仁醫院”給趙寶昊治療槍傷的記錄,幸運的是,雖然已經過了20多年,“廣仁醫院”也經歷了與公共租界中同仁醫院合并的經歷,但近20年的醫療記錄,還保存的十分完整。
專案組幾乎是毫不費力,就查到了當年為趙寶昊做手術的醫生——方仲知。還包括了手術過程中參與的護士鐘文雅、姜曾珠、司徒萱。
有意思的是,專案組還查到一個關鍵信息,方仲知是1930年6月18日以不辭而別的方式突然離開醫院的。三天后,他從香港寄來一封掛號信,向醫院提出辭職,但沒有說明為何辭職,而這一天恰好是趙寶昊犧牲的日子。
方仲知后來一直在香港一家英國人開的醫院中供職,而當年的護士鐘文雅也在不久之后赴香港,兩人后來成婚。
考慮到方仲知具有重大嫌疑,專案組考慮以方在上海的家人為主,詐稱方母病危,騙方仲知夫婦回香港接受調查。
方仲知夫婦回到上海后,迅速被公安機關控制。
一問之下,專案組才明白當年事情的真相。
當年趙寶昊受槍傷住院后,確實是方仲知負責的手術,而且方仲知確實發現了趙寶昊槍傷的問題,不過,在趙寶昊被送入醫院之前,方仲知就接到了一個有幫會背景的好友章某打來的電話,話里話外的意思就是,讓方仲知幫忙遮掩一二。
“廣仁醫院”是巡捕房治療外傷的指定醫院,方仲知自己就處理過很多槍傷,但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他并沒有詢問趙寶昊的情況,只是按照電話囑咐,悄無聲息的處理了。
根據方仲知描述,事后警備司令部軍法處軍法官帶著書記員來醫院向他詢問處置槍傷的情況,他“據實”而言,但臨末拒絕在筆錄上簽名,指出這是租界,得由巡捕房出面找他簽字,之后也就沒有人再問。
不料隔了一個月后,方仲知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通知他:
“剛看到一份警備司令部的緊急引渡公函,要求捕房即刻逮捕“廣仁醫院”外科醫生方仲知,引渡給警備司令部軍法處,案由是“包庇共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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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知很糊涂,畢竟自己不認識什么共產黨,本來他還想去警備司令部理論,但電話那頭勸他不要觸這個眉頭,最好是有多遠跑多遠。
方仲知這才知道,自己的事情大了,于是他毫不猶豫的啟程前往香港,這才躲過了一劫,一直到后來上海解放后,方仲知才從部分來港的友人口中得知,自己當年那個動手術的對象,確實是一名中共黨員。
專案組聽了方仲知的描述,雖然不確定他說的是否是實情,但也無法斷定他說的就一定是假話。
就在案件陷入膠著之際,又有了一個新的突破口。
之前在調查過程中,專案組還專門走訪了當時還在醫院的護士姜曾珠、司徒萱,并叮囑兩人想起什么情況要及時報告。
姜曾珠后來到派出所舉報:
“司徒萱可能有問題。”
原來,自從專案組上門調查后,司徒萱整個人就變得有些奇怪,渾渾噩噩不說,工作中還經常出錯。
一天下班,司徒萱偶然說起:
“我老公說,最近公安系統正在整頓,以前但凡參與過迫害地下黨和民主人士的留用警察,都要主動交代,他們要被收審,有的被查出來也會判死刑。有些人是平時話太多說出來,被人檢舉的。我們也一定要注意。”
姜曾珠回家之后將這件事隨口和丈夫閑聊說起,丈夫是個數學老師,馬上反應過來:
“司徒萱又沒做什么事,為什么要多注意一些?”
專案組據此決定,立刻控制司徒萱。
司徒萱被捕之后,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原來當年同在一家醫院上班,司徒萱對醫生方仲知情有獨鐘,但方仲知卻喜歡另外一名護士鐘文雅,對她的求愛置之不理,時間一長,司徒萱就產生了報復的心理。
1950年5月18日手術完成以后,方仲知特意拿走了趙寶昊的衣服,并叮囑鐘文雅焚毀,可就在推著患者走出手術室以后,鐘文雅被該病區的外籍值班醫生喚住走不開,情急之下,她只好叮囑送患者到病房的司徒萱去處理這件衣服。
司徒萱后來并未焚毀衣服,而是自己悄悄藏了起來,當然她并不知道這件事其中有什么貓膩,只是私底下聽人說這件事是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的人在盯著。
大概不到一個月后,司徒萱聽說方仲知約鐘文雅去看電影,惱羞成怒的她立刻決定,把衣服交給警備司令部,并寫了一封檢舉信。
也正是這封檢舉信,導致了趙寶昊的暴露,方仲知因為有好友提前透露消息,這才幸免于難。
司徒萱干了這件事,自己也沒有討到任何好處,因為方仲知逃到了香港后,很快就和鐘文雅結了婚,她自己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至此,“馬字三號“案徹底真相大白。
1950年10月27日,上海市軍管會判處“馬字三號”案的有關罪犯司徒萱、李連升、榮富貴死刑,立即執行。
不過,案件調查至此,還是有一個疑問,趙寶昊的暴露源于司徒萱爭風吃醋,可司徒萱到底不是我黨組織成員,當年我黨在德康醫院開會的消息,是哪個叛徒泄露的呢?
洪思愚后來接到組織命令,稱當年“馬字三號“案的真相已經全部大白,案卷封存,所以他并沒有接著調查下去。
一直到許多年后,洪思愚才偶然聽人說起,原來當年趙寶昊犧牲時喊的那句話,正是透露叛徒的關鍵,當時趙寶昊連說兩個“十三點”,并強調“無錫”兩字,是利用其寧波口音巧妙地傳遞了一條四字信息——“滬西二十六”,這是當時地下黨在滬上一個秘密交通員的代號,此人系迎接“兩會”代表并把他們送往成都路“德康醫院”秘密會場的地下交通員之一。
盡管趙寶昊犧牲前傳遞出的暗號并沒有發揮作用,但黨組織還是及時查出了叛徒。
1930年冬,“滬西二十六”因出賣其他同志被組織發覺,被紅隊鋤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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