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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供應規模常被大眾關注,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總量看似偏高,這一現象背后實則與金融市場結構、經濟運行機制等多重因素密切相關。結合官方數據與國際對比,我們可清晰拆解這一問題的核心邏輯。
官方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0月底,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335萬億元人民幣,折算成美元約48萬億美元。
若與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同期數據對比,這一數字確實呈現顯著規模:美國M2約22.3萬億美元,不足中國的一半;歐元區27國合計約18.5萬億美元;作為發達經濟體的日本,人口超1億,M2規模僅約8.2萬億美元。
從經濟總量與貨幣供應的匹配度來看,中國GDP規模約為美國的65%,與歐元區27國總量大體相當,但M2規模卻達到美國的兩倍多,接近歐元區的2.6倍。
更直觀的對比是,中國M2規模幾乎等同于美國、歐元區與日本三國的M2總和(三國合計約48.5萬億美元)。
僅從數字表面觀察,不少缺乏經濟金融常識的大眾可能會直接得出“中國貨幣超發最嚴重”的結論,但這一判斷忽略了不同經濟體貨幣供應結構的本質差異。
核心差異:貨幣供應結構與金融體系特征
貨幣供應總量的對比需結合資金流轉效率與使用場景,中國M2規模偏高的關鍵原因在于金融市場結構與發達經濟體存在顯著不同,具體體現在定期存款占比與資金流向的差異上。
中國335萬億元M2中,家庭、企業及政府部門的定期存款占比高達68%-69%,合計約220萬億元。這部分資金并未直接進入消費或投資領域,而是以定期形式沉淀在商業銀行體系內。
反觀其他經濟體,美國22.3萬億美元M2中,定期存款占比僅10%,意味著90%的資金用于消費和投資;歐元區定期存款占比不足30%,70%的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循環;即便是同為東方文化圈的日本,定期存款占比也僅20%,80%的資金用于投資和消費(其中更偏向購買債券等金融資產)。
這種差異本質上反映了金融體系的運行邏輯:中國金融體系以商業銀行為核心,定期存款通過銀行信貸轉化為投資,形成“存款-信貸-投資”的循環模式;而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經濟體以資本市場為核心支撐,直接融資(發債、發股等)占社會融資比重遠高于中國,貨幣資金更直接地流向消費和投資領域,商業銀行信貸的核心地位相對弱化。
數據顯示,中國約70%的社會融資依賴商業銀行信貸,這與定期存款高占比形成直接呼應。
補充因素:社會保障與投資渠道的影響
除金融體系結構外,社會保障水平與投資渠道多樣性也進一步放大了定期存款的高占比特征。
一方面,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仍在完善過程中,家庭為應對醫療、養老、教育等潛在支出,傾向于增加儲蓄、減少即時消費,這直接提升了定期存款規模;另一方面,大眾可選擇的投資產品相對單一——房地產市場經歷調整后財富效應減弱,股市長期財富效應不顯著,缺乏多元且穩健的投資渠道,導致家庭和企業更傾向于將資金以定期存款形式避險。
結論:總量≠超發,結構決定實質
綜上,單純以M2總量判斷“貨幣超發”并不嚴謹。中國M2規模偏高是金融體系結構(銀行主導型融資)、社會保障水平、投資渠道特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沉淀在銀行體系的定期存款通過信貸轉化為生產性投資,支撐了經濟發展,而非簡單的“貨幣空轉”。判斷貨幣供應合理性,需結合經濟結構、融資模式等底層邏輯,而非僅對比總量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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