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顧城與謝燁在成都公園的留影，最后卻親手殺妻，上吊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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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成都望江公園，陽光把竹林濾得透亮，顧城穿著簡單的襯衫，謝燁站在他身旁，嘴角帶著淺淺笑意。

照片里的兩人眼里滿是對未來的期許，但誰能想到，照片里相視而笑的伴侶，會走向上吊自盡的慘烈的結局？

1979年，23歲的顧城已經憑借幾首朦朧詩在文壇嶄露頭角，21歲的謝燁還是個熱愛文學的姑娘，在一列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顧城被明眸皓齒的謝燁吸引，悄悄打量著謝燁。

下車前，顧城把自己北京的住址寫在紙條上遞給謝燁，他沒指望這段火車上的邂逅能有下文，可謝燁是真的欣賞顧城的才華，回到北京后，她拿著地址在偌大的城市里輾轉尋覓，終于找到了顧城的住處。

這次重逢讓兩顆熱愛文學的心迅速靠近，他們開始了頻繁的書信往來，字里行間全是年輕男女的熾熱與真誠。

顧城寫給謝燁的詩里滿是贊美，謝燁也被這份純粹的愛慕打動，盡管家人強烈反對這段感情，因為顧城沒有固定工作，在那個看重安穩的年代，這樣的伴侶實在讓人放心不下。

為了證明自己能給謝燁幸福，顧城拼命寫詩賺稿費，天天睡在謝燁家門口，用這種極端的方式表達決心。

他還專門去精神病醫院做了檢查，醫生出具的證明顯示他精神正常，這才稍稍打消了謝家的顧慮。

整整四年的堅持，兩人終于在1983年8月8日在上海登記結婚，半年后搬到北京生活。

婚后的一段日子里，顧城確實格外珍視謝燁，他參加詩歌活動時，只要主辦方不邀請謝燁，他大多不會單獨前往。

謝燁也心甘情愿地照顧著顧城的生活，幫他整理稿子、處理出版事宜，甚至包攬了所有家務。

顧城在詩里把婚姻生活描繪得浪漫又美好，可現實中的相處，已經開始顯露不為人知的裂痕。

顧城的生活能力極差，除了寫詩幾乎什么都不會，他把臟衣服泡在水里幾天，就覺得水會軟化污垢，直接拎出來晾曬。

做菜從不切食材，白菜整片煮，肉也整塊燉，謝燁不在家的時候，他常常衣衫不整、食不果腹。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強烈的控制欲，他要求謝燁辭職在家，不準打扮、不準戴首飾、不準剪頭發，甚至限制她和異性交往。

謝燁起初是愿意包容的，她把這份包容當成對愛情的堅守，對才華的崇拜，可這份包容，漸漸變成了對自我的壓抑。

她原本也是個有文學追求的創作者，詩歌還被選入多種選集，可婚后她的精力幾乎全被顧城和家庭占據，自己的創作漸漸停滯。

1986年12月，四川《星星》詩刊舉辦，在這次的詩會上，他們認識22歲的北大女生李英。

謝燁一開始很喜歡這個活潑開朗的姑娘，兩人很快成了閨蜜，卻沒料到這個女孩會成為日后摧毀自己婚姻的導火索。

1987年，顧城和謝燁受邀前往德國參加詩歌節，這次出國打開了顧城的眼界，也讓他更加向往遠離塵囂的生活，之后的幾年里，他們輾轉多個國家參加學術交流，顧城的詩歌在國際上也獲得了一定的認可。

1988年1月，顧城接受新西蘭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的聘請，帶著謝燁移居新西蘭，同年3月，謝燁生下了兒子，顧城給孩子取了個小名“木耳”。

本以為新的環境能讓這段關系更加穩定，可顧城的性格缺陷卻在陌生的環境里暴露得更加明顯，他無法適應大學的教學工作，不到一年就辭職了，帶著謝燁搬到了距離奧克蘭20多公里外的一座小島，他給這座島取名“激流島”，想要在這里過隱居生活。

激流島的風景確實優美，宛如世外桃源，顧城在這里養雞種菜，潛心寫詩，看似過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可這種與世隔絕的日子，也讓顧城的偏執和控制欲變本加厲。他不允許謝燁和外界過多接觸，甚至對剛出生的兒子也充滿排斥。

顧城一直反對生孩子，他覺得孩子會搶走謝燁對他的愛，謝燁之前兩次懷孕，都在他的堅持下做了人流。

這次在新西蘭懷孕，謝燁實在舍不得，一拖再拖才保住了木耳，可兒子的出生，果然讓顧城變得更加焦躁，他經常對謝燁發脾氣，還不準她過多照顧孩子。

謝燁無奈之下，只能把木耳托付給當地的家庭撫養，甚至被顧城禁止去探望兒子。

作為母親，不能陪伴在孩子身邊，這種痛苦是難以言說的，可謝燁還是選擇了隱忍，她依舊抱著一絲希望，覺得顧城只是一時無法適應，總有一天會改變。

1990年，顧城把李英接到了激流島，此時的李英已經和已婚的詩人劉湛秋有過一段感情，可她始終對顧城念念不忘，覺得顧城才是自己的靈魂伴侶。

顧城邀請李英來島上，謝燁雖然內心痛苦，卻還是默認了這件事，就這樣，三人開始了一段畸形的 “三人行” 生活。

顧城曾說，李英和他骨子里是一樣的，而謝燁是他造就的，這句話道破了這段關系的本質，顧城把謝燁當成可以隨意掌控的附屬品，而把李英視為精神共鳴的知己。

在這種荒唐的關系中。謝燁開始變得憔悴，幾乎停止了創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維持這段畸形的關系上。

三個人的空間實在太過擁擠，矛盾很快就爆發了，顧城既想擁有謝燁的照顧，又想得到李英的精神慰藉，可這兩個女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底線。

1992年3月初，顧城和謝燁受邀前往德國從事文學工作，李英被獨自留在了激流島，留在島上的李英很快接受了一個英國移民的求婚，前往悉尼定居。

李英的離開，對顧城造成了巨大的打擊，他無法接受自己被“靈魂伴侶”拋棄的事實，他把所有的怨氣都撒在了謝燁身上，動輒打罵。

謝燁此時也已經心灰意冷，開始為自己的生活尋找新的出路，而顧城在這段時間里，開始創作《英兒》，書里面滿是對李英的懷念和美化，字里行間都在指責謝燁的“背叛”。

學者陳力川曾在1992年年底遇到顧城和謝燁時，當他小心翼翼地詢問兩人近況時，顧城竟然直言：“我早晚要殺了謝燁。”，謝燁不是沒有意識到危險，可她始終無法下定決心離開。

1993年10月8日，謝燁已經下定決心要離開顧城，開始新的生活，可這個決定，徹底激怒了顧城，當天，顧城用斧頭重傷了謝燁。

事發時，顧城的姐姐顧鄉正好在場，她看到謝燁倒在通往住所的小路上，還有微弱的呼吸。而顧城則在一旁冷靜的洗手。

顧鄉趕緊去查看謝燁的情況，等她回頭再找顧城時，他已經在家門口的大樹上上吊自盡了。

謝燁被緊急用直升飛機送往醫院，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搶救，最終還是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年僅35歲，顧城死時37歲。

顧城的遺書里，沒有絲毫對自己行為的懺悔，反而充滿了對謝燁的指責和對自身遭遇的抱怨，他給兒子木耳留下的遺言只有一句：“愿你別太像我。”

這句話或許是他一生里最清醒的認知，可惜這份清醒來得太晚，已經無法挽回任何悲劇。

顧城的姐姐顧鄉處理了兩人的后事，之后把木耳接到自己身邊撫養，家人一直對木耳隱瞞真實情況，直到2006年，18歲的木耳才得知了全部真相。

幸運的是，木耳沒有受到父母悲劇的過多影響，他長成了一個獨立開朗、聰明溫和的人，過著平靜幸福的生活，真正做到了“別太像我”。

顧城和謝燁的故事，成了中國文壇史上一道難以愈合的傷疤，它不僅是一段個人婚姻的悲劇，更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和人性困境，那個詩歌狂熱的年代，人們過分追求精神的契合，卻忽視了現實生活的復雜，美好的愛情需要相互尊重，健全的人格遠比出眾的才華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