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核心助手接連出走，支持率創下新低，英國首相已經走到懸崖邊

一年前，基爾·斯塔默是英國政治舞臺的“明星”，他帶領工黨一舉翻盤，結束保守黨長達14年的執政，讓許多英國人看到希望：經濟或許會有起色，社會或許會更公平。

然而僅僅一年時間，這股希望就變得支離破碎。

最新民調顯示，不滿意度高達79%，創下英國首相史上最低的支持記錄，黨內同志開始毫不遮掩地討論“換人”，一些媒體甚至已經在盤點繼任人選。

從被寄予厚望的領袖，到成為黨內負擔，斯塔默的轉折堪稱墜崖式。

是什么原因，把他從權力巔峰一步步推向岌岌可危的懸崖？

三個困境正環環相扣，把他鎖死在一個幾乎沒有解的局面里。

斯塔默接手英國政府時，賬本上已經躺著一個大坑——高達幾百億英鎊的財政缺口。

這個數字對很多普通英國人來說可能很抽象，但放在財政部，它代表的是無法回避的支出和無法兌現的承諾。

前任保守黨政府留下的爛攤子，本就需要時間和靈活的手段去填補。

然而斯塔默自己在競選時就給自己戴上了枷鎖，明確表示不會增加主要稅種，同時立下嚴格的財政紀律，要求政府控制借貸水平。

這種做法聽起來像是在向市場和選民傳遞穩健信息，但現實中的經濟壓力根本不按競選承諾來走。

日常開支、美化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投資，這些都要錢，缺口卻在越拉越大。

到了秋季預算前，德意志銀行的測算給出了更加嚴峻的數字：缺口高達180億到320億英鎊，這已經不再是小修小補可以解決的水平。

經濟是一環扣一環的系統，英國的醫療體系、教育體系、交通基礎設施都在等待資金支持，福利開支更是關系到成千上萬普通家庭的生活。

面對這種局面，斯塔默終于不得不做出違背承諾的選擇——增稅，同時縮減福利。

這是政治上的雙重高風險：一方面它直接打臉了去年的競選宣言，另一方面它觸動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要知道，在英國這樣一個高福利國家，削減福利往往比增稅更敏感，因為它讓低收入群體立刻感受到生活質量下降。

投資者的神經也隨之繃緊，英國國債收益率迅速飆升，英鎊匯率大幅下跌，讓人聯想到2022年保守黨首相特拉斯推出“迷你預算”之后的金融地震。

對于金融市場來說，信心是最稀缺的資產，一旦動搖就會產生連鎖反應。

財政問題是結構性的，它很快就會影響政治溫度。

財政收緊意味著很多政策無法推進，民眾預期落空，不滿情緒就會積累。

過去一年里，民意的變化速度讓人驚訝。

只有13%的選民認為斯塔默做得好，不滿意度卻暴漲到79%，刷新了英國首相的歷史記錄，這個數字是1977年該公司開始統計以來的最低分。

這種不滿意不僅僅是因為經濟拮據，還因為在民眾心里，他變成了一個“無效的政治符號”：政策一旦跟他掛鉤，即便本來有合理性，也會失去支持。

這種急轉直下的變化，說明公眾對他的反感已經可以覆蓋到政策本身。

政治學上有個概念叫“負性品牌效應”，當一個領導人的聲譽跌到谷底時，他對應的政策也會自動帶上負面標簽，我們現在看到的斯塔默就是這樣。

這對工黨來說是致命的，因為執政黨首相的形象會直接影響到選戰，變成拖累而不是資產。

如果說財政困境和民意崩塌已經讓斯塔默壓力山大，那么黨內和團隊的瓦解更是雪上加霜。

政治領導不僅依賴個人能力，還依賴核心團隊的協作。

三名高級助手相繼離職，副首相安杰拉·雷納因為逃稅問題被迫辭職，英國駐美國大使彼得·曼德爾森因牽扯到愛潑斯坦案被撤職。

這些負面事件，很多都不是斯塔默直接造成的，但在公眾眼里，它們都集中到工黨領導的政治責任盤里。

媒體也樂于構建這樣的形象：一個不能控制自己團隊、甚至會讓核心崗位頻繁出問題的首相。

斯塔默在關鍵政策上的立場搖擺，尤其是移民議題。

本來工黨作為傳統左翼政黨，在移民問題上相對寬容，這是它的核心價值之一。

但為了擴大選票基礎，斯塔默多次向右翼立場靠攏，比如提出更嚴格的邊境管控。

這種策略理論上是為了爭取保守黨的中間選民，但結果證明其實并不可行。

保守黨支持者并沒有因為工黨在移民上變得“保守”而改變投票習慣，反倒讓左翼基本盤感到被背叛。

這就形成了一個尷尬的局面：原有的支持者失望，新目標選民也不買賬。

黨內的氛圍因此變得不安且充滿猜測。

議員們在會議上開始質疑斯塔默的“長期戰略”，問一句很直接的話——“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么？”

因為大家看不到犧牲的盡頭，沒有明確的愿景，支持一個低民意的首相變成了耗費政治資本的風險。

曼徹斯特市長安迪·伯納姆和幾位有影響力的工黨人物已經公開暗示要挑戰他的領導地位。

甚至有人在私下討論，在秋季預算案通過后立即發起領導層挑戰，用加稅的爭議來為“換人”找到政治借口。

當財政缺口逼得承諾難以兌現，民意快速下降，團隊又陷入丑聞和離職潮，三重壓力像一組齒輪一樣精準卡住斯塔默的政治生存空間。

黨內的焦慮感已經到了頂點，越來越多人認為，與其讓斯塔默繼續背鍋，不如提前換人爭取連任的機會。

歷史一次次告訴我們，無法解決經濟困境、失去民心且缺乏愿景的領導者，很難在西方政治環境里幸存太久。

工黨內部的討論已不僅是猜測，而是在為可能的政治重啟做準備。

在那套制度里，領導人從獲得無限掌聲，到被迫黯然退場，可能只需要一年時間。

斯塔默的下臺，或許真的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