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建筑中山路1號：“青島俱樂部”的門里門外

在20世紀的前半葉，青島俱樂部所在的中山路1號都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城市符號，隨著時代的變遷更替，也隨著潮流的變化沉浮。在這里發生的故事，即使是忽略了細節，也足以編輯成為一本顛覆掉大部分時尚標準的教科書。

青島俱樂部建成后，與海關倉庫和檢疫所構成了棧橋入口的完整景觀。

一個城市地標的出現

20世紀黎明時分，興建青島俱樂部的地段，是這個剛剛誕生的城市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地理節點。其位于人工棧橋與岸邊林蔭道相交處，由其作為先導的中山路從此向北展開，已逐漸成為青島新城最繁華的商業大街。當時，這條街叫弗里德里希。有文件顯示，該處早在1904年便被定為修建俱樂部的地址，6年后的1910年，德國職業建筑師庫爾特·羅克格按照青年派風格，為預留地塊設計了一座功能齊全的俱樂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青島俱樂部由弗里德里?！だ锵Ｌ亟M織完成施工。

出現伊始，青島俱樂部的城市地標意味就顯露無遺。這個“有名之建筑物”的形成過程，1919年被哲學博士張武在《最近之青島》概括為，“始以懸賞募集東亞內外建筑專門家之設計圖案而建筑之”。彼時與青島俱樂部一同被張武列為“青島市中重要之建筑物”的，僅有總督公署、總督官舍和兩座兵營。另外如警察署、港務局、郵便局、海軍病院、山東鐵道公司、山東礦山公司、德華銀行、天主教堂、信號臺及無線電信局等處，張武則以“概屬有名之建筑焉”籠統描述，顯現出重要性的些許差異。

1920年代拍攝的中山路一號北立面。

1910年代中山路1號建成后拍攝的建筑南立面。

一個上下沉浮的符號

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到來的時候，盡管建筑師羅克格試圖以與時俱進的青年派風格示人，但青島俱樂部的整體面目，其實依然算得上循規蹈矩。階梯式遞進的南立面講究尺度，坡頂與主立面凸出的巨大山墻交匯，形成了露天平臺下面的寬大入口，由此通向俱樂部與海岸之間的一個花園?；▓@設有露天酒吧，一年中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可以盡情享受海景。

工程指導拉察羅維茨完成了青島俱樂部的內部設計。一如德國人在家鄉已經習慣的做法，設計者在大型樓梯間的前廳里沒有忘記留出一個存衣處。直到20世紀晚些時候，廳內那座藍色的墻壁上鑲有金鉑的德意志帝國鷹徽始終沒有被鏟除掉。俱樂部的底層有一間游戲室、一個臺球廳和一間有若干舒適座椅的閱覽室，同時還有若干辦公室。二層設有一個很大的餐廳，其東南兩面各有不同規模的露臺出挑。此外，當時的經理室和秘書住房也設在這里。俱樂部在地下室里還設有一個造型粗樸的酒窖、一個帶配菜室的廚房、一個洗衣間、樓內設備及工具間、幾個儲藏室以及若干仆人用房。

關于俱樂部在當時青島社交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島時報》曾發表過這樣的感慨：在殖民地建立之后的六年中，竟沒有人想到修一個俱樂部，一個幾乎在每一片歐洲人開辟的新土地上大約都不會缺少的俱樂部。這篇報道分析說，俱樂部是英國人的發明，而住在青島的這些德國人多數認為，同老酒友湊在一起泡上一個上午或晚上，已經足以代替俱樂部的作用。報道說：“俱樂部作為商人、政客、衛戍部隊和巡洋艦隊軍官的聚會中心，在殖民地的社會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無拘無束和愜意的形式，促進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間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青島德國租借地1898年3月確認建立，報紙所寫“之后的六年中”，是指1904年，而中山路1號青島俱樂部建成的時間，是1911年10月。那么，至少有接近7年的時間，用以公共溝通的青島俱樂部，是以租賃房屋的方式存在的。零星文獻記錄，青島俱樂部至少臨時租賃過兩處不同的房屋，都距離后來的中山路1號這個理論上的“永久性”地址不遠。

作為一個公開的精英社交場所，青島俱樂部對租借地公共政策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包括商人、政府雇員、工程師、醫生、傳教士、公證員和自由職業者在內的俱樂部大部分成員，也并不以此為意見渠道。其真正的功能，似乎僅限于滿足客居者對大量空閑時間的消遣。在一個陌生的東方新城，這份面對面的真實交流所能夠產生的慰藉作用，是在家鄉的人們不可想象的。

然而，《青島時報》對俱樂部作用的議論剛剛過去一年，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本對青島的圍困作戰隨之來臨。這個尚散發著新建筑氣息的俱樂部，對舊主人已失去意義。1914年11月9日下午，在為大約70名在戰火中陣亡的德國士兵舉行過葬禮之后，傳教士衛禮賢整個晚上都在這個“氣氛壓抑”的俱樂部里度過。這是我們看到的，關于這個德國俱樂部在被徹底改變命運前的最后文字記錄。這個“氣氛壓抑”的晚上，成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在經過了“早晨和總督以及恭親王告別，上午援救戰俘，下午送葬”的痛苦的一天之后，衛禮賢覺得，“這個結局沒有任何崇高感”。夜里，他寫下已不能持續了的圍困日記的最后一句話：主使人富人窮，上下沉浮。

沉浮之中，主則無能為力。據1919年三船寫真館《青島守備步兵第四大隊紀念寫真帖》記載，德國人沉下去之后，青島俱樂部成為浮出水面的日本守備軍軍事法庭的駐所。時間長度跨越了1915年至1921年的幾乎整個日本殖民占領時期。其間，中山路的正式名稱，由弗里德里希大街，被修改為靜岡町。

青島俱樂部里鑲有金鉑德意志帝國鷹徽標志的壁爐存留百年。

新名字與新人群

1921年，在一些歐美僑民的建議下，日本守備軍司令由比光衛準許中山路1號的俱樂部恢復功能。第二年華盛頓會議確定中國政府收回青島主權后，隨之完成的《魯案中日聯合委員會會議紀要》的《附與希望財產問題決定案》確認：“現租與國際俱樂部（靜岡町一號）、高爾夫球俱樂部（旭町練兵場內）及網球俱樂部（旅順町）用地及房屋，由膠澳商埠局監督，使其無償經營?！?/p>

1922年12月青島主權回歸，透過中山路上飄揚的中國旗幟看出去，種族隔離的藩籬似已隨風飄散。光鮮亮麗的時尚風潮，如同海風一般蕩滌著中山路1號門前的梧桐樹，一塊嶄新的中文路名銘牌下面，新思想的種子，散落進石板路的縫隙。

九年后，作為成員顯然擴大了的新的俱樂部的一分子，德國人又回到了那里，得以重溫過去的記憶。1923年6月3日出版的《漢諾威信使報》就這戲劇性一幕描述說：“在當年威廉皇帝海岸邊上，青島俱樂部的華麗建筑已有了國際俱樂部這個新的名字，其中德國人也作為平等成員被接納。俱樂部保存得很好，如同其他從前德國的官方和非官方建筑都由日本人保存得完好一樣?！钡?，許多東西已經不一樣了，比如說權威，心情，時代。這個時候，許多本地華人士紳成為國際俱樂部受尊敬的會員，如劉子山、傅炳昭、成蘭圃、隋石卿等。這一族群構成的顛覆性轉變，對青島俱樂部而言，是歷史性的突破。

“為中外市民公共需要”的新的青島國際俱樂部，頒布了一份包括名稱、成員、候選人、入會費和會員費、訪客、缺席會員、懲罰條例、會員會議、服務員小費等內容在內的詳細《章程》。這份規則，顯示了在俱樂部制度設計與日常管理中的濃郁民主風氣。

民主意識，體現在俱樂部制度設計的全過程?！墩鲁獭芬幎ǎ喝魏卧谇鄭u社會地位良好的紳士均有資格成為本俱樂部會員。會員分為榮譽會員和正式會員。一些具有特殊社會身份或擁有特別榮譽的人，可以由總務委員會選為榮譽會員。榮譽會員雖然不具有選舉權，但在俱樂部召開的常規及特別會議上，可表達陳述觀點。

在俱樂部會員的產生上，俱樂部章程則體現出了程序正義。對俱樂部會員候選人的產生，《章程》規定：欲成為正式會員的候選人，須由一名正式會員提名推薦，并由另外一名正式會員二次推薦。候選人的姓名、階層、職業、住址等信息將被列入正式會員候選人資料名單，然后由第一和第二推薦人簽字，他們將對候選人資格負有責任。候選人姓名將于投票表決前在俱樂部內張貼公示一個月。投票將由選舉委員會執行，這個委員會中含總務委員會十名成員及五位其他成員。須有不少于十名成員對候選人投贊成票，方可成為正式會員。如果有兩人投反對票，候選人將被排除在外。

青島國際俱樂部的所有正式會員，均需在當選后三周內繳清50美元的入會費。如果超出一周未繳納，由選舉產生的會員資格將被取消，除非該會員能夠給委員會提供不遵循此條款的合理解釋。任何會員在入會后12個月內因合理原因需離開的，可獲得一半入會費的返還。正式會員每月須提前繳納會員費七美元。正式會員候選人也需要按月繳納會費，這些會員費將被列為俱樂部收益。有意思的是，俱樂部還有一條特別規定，其任何一名離開青島的正式會員，通過支付25美元，均可被授權終生列入缺席會員名單。缺席會員若短期逗留青島不必每月交納會費，除非造訪時間超過十天。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與中山路1號發生關聯的各類人物名單里，不乏前清軍機大臣吳郁生和膠澳督辦趙琪這樣的臺面角色，也不乏野心勃勃的政治與財富新貴。之后的很長時間里，俱樂部都繼續著秩序、體面、溫情和奢華。和以前明顯不同的是，出入這里的成員中間越來越多地增加了滿面春風的中國人，有成功的本地商人，有清王朝的流亡貴族和前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員，也包括有山東大學教授洪深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據說，富足的洪深，曾在這里的二層餐廳宴請過電影皇后胡蝶。而另外的娛樂新聞，則還包括知名女星李麗華在這里所引起的交通堵塞。

紛亂中的綺麗光景

在旅行者倪錫英看來，1930年代的青島都市地理，以熙熙攘攘的中山路為提綱挈領者，而“中山路全線，又可分為南北中三個段落：南段是歐西的商店區，那里靠近海濱，多設咖啡館、酒排間及各種俱樂部，專供去青島避暑的外國水兵們取樂。中段完全是中國商店區，銀行、錢莊、百貨公司等，都開設在那里，市面最為繁盛。北段卻全是日本人開設的商店，以玩具店及百貨鋪為多?！蹦咤a英的這一判斷，被記錄在1936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旅游手冊《青島》中。

1933年青島社會局的一份統計顯示，全市俱樂部總計11家，設置在中山路周邊的有3家。中國旅行社兩年后印刷的一本《青島導游》，則將中山路1號記錄為萬國俱樂部。這一時期，這個國際俱樂部的符號性有增無減。音樂、啤酒、博彩、聚餐、舞步，以及各種撲朔迷離的花邊新聞，始終是環繞著這棟交際樂園的關鍵詞。西裝革履和綾羅綢緞在這里構成的視覺錯位，大腹便便和婀娜多姿在這里渲染的歌舞升平，老謀深算和意氣風發在這里編織的權勢更替，印證了一個等級分明的畸形時代無須掩飾的喧嘩。

除了中山路的萬國俱樂部外，同一時期青島市政當局也設置有一個青島俱樂部，地址在文登路4號，以方便夏日川流不息的政府接待，并借此調解一些棘手的社會經濟事務。1934年9月13日國立山東大學理學院長黃際遇在《萬年山中日記》記錄的“晚胡秀松、雷法章宴蔡鶴卿夫婦青島俱樂部”，便是一例。吃飯的幾個人，請客的胡秀松即青島市政府秘書長胡家鳳，雷法章時任青島市教育局長，主賓為蔡元培和夫人周峻。

同期青島另外的一些俱樂部，還有浙江路青年會聯青社俱樂部、濟南路物產俱樂部、中山路78號嶺南俱樂部、武定路31號膠海關俱樂部等。這些俱樂部服務對象不同，職能、內容和氛圍也就不盡相同。

1930年代，青島國際俱樂部參與到一些重大社會事件之中，成為城市公共事務的溝通平臺，見證了危急時刻的肝膽相照與世態炎涼。1932年1月12日，因為一篇朝鮮人刺殺日本天皇的報道，青島日僑發生暴動，焚燒了前海國民黨青島市黨部和中山路《民國日報》社辦公室，局面陷入緊張混亂之中。當天晚上，在青島的歐美僑民遂在國際俱樂部緊急開會，討論預防辦法。而同一時間，夜色中棧橋和中山路的街面上已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凜凜寒風中，一丁點響聲，都會引發一片驚慌。

毋庸置疑，青島國際俱樂部的大門，并不是對所有人都敞開的。

1934年的青島之夏，一如既往的熙熙攘攘。9月1日出版的《新社會》雜志刊登《青島海濱拾零》調侃說：“今年夏天較往年特別的熱，據說世界各國都是一樣。虧我苦心設法到青島來，卻又剛碰著一場熱鬧，宋子文呀，顏惠慶呀，顧維鈞呀，王正廷呀，劉瑞恒呀，各要人紛至沓來，害得我渺乎小民避暑不成，倒成為趁熱鬧了，冤哉冤哉。”在大人物頻繁出入中山路國際俱樂部、迎賓館和文登路青島俱樂部的同時，蕭紅和蕭軍、艾蕪、孟超、臧克家、吳伯簫、梅林、李同愈、端木蕻良這樣一些貧窮的年輕知識分子，卻始終沒有機會進入到中山路俱樂部的開闊花園里，喝上一杯咖啡。這個夏天，在臧克家憤慨“脂粉的香氣散滿了庭院”的時候，梅林和蕭紅、蕭軍徜徉在棧橋，唱著“太陽起來又落山哪”，在午后則把自己拋在浴場的藍色大海里。

而對年輕的左翼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日子也不長久。1934年12月初危險逼近，某夜《青島晨報》投資人孫樂文把蕭軍約至俱樂部門外，囑其早些離開。于是，秋風苦雨中，兩蕭逃離了青島。

風和日麗的光景，經不起任何磕碰。對城市肌理如是，對城市橋頭堡上“溫文爾雅”的俱樂部，更是如此。

蕭軍和蕭紅離開青島兩年半后，東北青年端木蕻良到達青島。這一天是1937年7月8日。而7月9日的青島之夜，同樣危機四伏。端木蕻良記述說，他和一個朋友向棧橋走去。突然電燈完全滅了，許多人在跑。三秒鐘工夫，電燈復原，街上又照常了。他們向南走著，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來，仔細一聽，沒有槍聲，也沒有什么響動，只是人向北跑。中山路國際俱樂部門口的混亂一夜，成了端木蕻良青島記憶的分水嶺。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青島守軍棄城，1938年1月日軍再次占領青島。一時間，中山路1號青島國際俱樂部門前各種光怪陸離的鬧劇不斷上演，令人無所適從。太平洋戰爭期間，這座樓房的歌舞升平再次被打破，建筑被直接賦予了軍事使命，直到戰爭結束。1940年代的前5年，伴隨著前海潮起潮落，中山路1號窗口透露出的燈光，幽暗、陰森、縹渺，寒氣逼人。

1940年代從中山路拍攝的俱樂部外觀。

時間軸上的起伏跌宕

抗戰勝利后，在經過短暫的美國紅十字會俱樂部借用后，青島國際俱樂部在中山路原址恢復，并很快成為公共交往的重要場所。山海重光的太陽底下，與前海鷗鳥隨風齊舞的衣冠楚楚者，一洗昔日頹廢之色，意氣風發，躊躇滿志。

知識分子的重返故地，成為本地報紙的熱門新聞。1947年10月26日正午，山東大學旅青同學會假國際俱樂部召開全體會員大會并聚餐，是日秋陽贈暖，出席者甚為踴躍。1933年進入山大學習機械工程的浙江嘉興人陳自忠，成為現場迎來送往的活躍人物。

山東大學旅青同學會的是次聚會，計到名譽會員趙太侔、劉次簫、楊季璠、周鐘岐、童第周、丁山、王貫三等十余人，會員四十余人。濟濟一堂，融融洩洩，中午一點宣布開會，中國全國工業協會青島分會總干事陳自忠以主席身份報告開會意義及一年來工作概況，旋請山大校長趙太侔、訓導長劉次簫、教務長楊季璠、會計長皮達吾及周總務長、丁山教授等先后致辭，繼即討論會務，修改會章。除同學會改稱校友會外，余皆一仍舊貫。最后進入改選環節，選出張佩甫、張希周、王華文、牛星垣、陳自忠、佟元俊、祝楣高、哲生、王濟誠九人為理事，張懷新、孫鳳英、嚴曙明三人為候補理事，劉次簫、丁山、周鐘岐三人為監事，皮達吾為候補監事，三時餐畢散會。1947年的深秋，中山路國際俱樂部里林林總總的這些知識分子喜形于色，并不知道大時代的變局已近在咫尺。

重新擺上臺面的中山路國際俱樂部，給戰后青島經濟社會的全面“復興”提供了討價還價的平臺。鑒于曠日持久的抗戰給國內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損耗和破壞，1946年5月出任經濟部長的王云五，竭力推行以官營為重心向民族工商業轉變的施政方針，向行政院提議在多地設立工商輔導處，以指導與扶助民營工礦電商事業為職志。1948年3月21日正午，青島商會全體理監事與工業協會及所屬行業公會各頭面人物群體出動，在國際俱樂部設宴招待天津工商輔導處專員郝瑞亭。宴會前兩天，青島商會向各個行業公會專門發出通知，希望將本地“工商業困難問題”拿到餐桌上“商討”。不過，商會在宴會通知中一并說明，被宴請出席宴會的本地工商界人士，當天每人25萬元的飯錢，需要自付。一頓飯吃下來，郝瑞亭心滿意足，返回后隨即電報經濟部長，請準將青島用煤交由天津燃管會統籌，同時籌備設置工商輔導處青島辦事處。

1948年6月22日，姍姍來遲的青島工業會在中山路1號國際俱樂部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尹致中當選理事長，于普天、范澄川、楊子南、張明庭、周志俊、王紹文當選常務理事。瞬息萬變的時局下，這份本地工業領袖在夏日前海的集體亮相，精氣神已今非昔比。

在恢復后的國際俱樂部，諸如山東大學同學會、青島商會、青島工業會組織的各種聚會、聚餐屢見不鮮，直到戰爭的威脅再度迫在眉睫。一個在青島采訪的美國記者描述：“在青島，你所到之處都可看見生存斗爭的劇烈。人死在水溝里連餓狗都不理睬。”而許多人對城市責任的麻木，卻讓他困惑不已：“那些年青商人在國際俱樂部賭二十一點，每點美鈔兩元計，對防御城市毫不出力。”

1949年2月7日，多次出入青島國際俱樂部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乘飛機抵達滄口機場。這是他對青島的最后一次訪問。作為美國政府的代表，司徒雷登在中國的使命也即將結束。時正草木零落，街面上凌亂的鞭炮聲，如同一場四處張揚的葬禮。在一株迎春花的襯托下，1949年早春乍暖還寒的蕭瑟，構成了青島國際俱樂部在舊制度軌道里的最后遺像。幾個月后，細雨霏霏，物是人非。

1950年，被新政權解散的國際俱樂部由中蘇友好館取代，有關蘇聯文化和藝術的高亢符號開始蔓延在整個建筑的所有空間。1951年1月開始擔任青島市民政局長的陳自忠，有機會多次出現在這里。而這個時候，中山路1號的里面與外面，劉子山、傅炳昭、劉次簫、尹致中等都已不見人影。中蘇交惡后，一個大眾化的科技館又取代了暖色的中蘇友好館，使這里成為當地普通民眾科學和思想的集體加油站。對很多人來說，在那里看電影的記憶，都是愉快的享受。

進入新世紀之后，時間已經不是過去的時間了，時尚也已不是昨天的時尚。但中山路1號曾經的浪漫和溫情，卻依然彌漫在這個百年建筑的里里外外，不曾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