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真正的現代化，絕不是變成另一個“美國”！

編者按· 2025.11.28

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探索，正引發世界重新審視發展的邏輯。當某些國家高筑壁壘、強推模式時，中國卻以開放合作的姿態，為世界注入確定性，不僅在自身尋求可復制的一條創新之路，更為其他國家搭建了一條不一樣的發展路徑。

本文節選了鄭永年教授近期的三場媒體專訪，從“中國如何成為全球發展的‘穩定錨’”，到浙江以“新三駕馬車”驅動科技與產業深度融合，再到西藏從“線性發展”走向“文明躍遷”。三篇內容雖視角各異，卻共同指向一個內核——中國的發展，不是依附，也不是封閉，而是“既要擁抱世界，又要走自己的路”。正如鄭永年所說，“擁抱世界的結果如果是喪失自我，這樣的現代化必然失敗。”這組專訪，從全球格局、區域創新到邊疆治理，層層拆解中國方案的現實路徑與文明底氣。

“中國方案”賦能

全球南方現代化破局

中國社會科學網：

開放合作為動蕩世界注入穩定性，您如何看待中國發展對全球的“穩定錨”作用？

鄭永年：

討論開放合作，首先要明確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擁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單一市場。從這一現實出發，中國的開放本身，對世界、對國際社會而言，就是重要的國際公共品。

各國與地區皆有自身比較優勢：你在某些產品生產上具備優勢，其他國家則在另一些產品上更具競爭力，這種差異需要通過貿易與交易實現互補，而開放是前提——沒有開放，交易便無從談起。

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的開放多年來始終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作為單一經濟體，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在30%以上。這樣的成績實屬難得。當前中國仍在持續發展，市場規模的重要性愈發凸顯。需指出的是，小經濟體的開放對自身發展固然重要，但難以拉動世界經濟；而中國的開放，不僅體現在市場層面，更體現在產能層面。我一直強調“產能改變世界”，這一點尤為關鍵。

尤其在全球南方議題上，其核心矛盾仍是發展與現代化。如何破解這一矛盾？當前西方的做法存在雙重性，一方面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投資附加諸多條件。這顯然不利于全球南方的發展。

那么全球南方該如何實現發展？我此前已強調，中國的現代化路徑與發展模式，與西方存在本質差異。西方的邏輯是，自身發展起來后，便抽掉其他國家可借鑒的“梯子”，阻止其他國家跟上發展步伐；而中國發展起來后，卻主動將“梯子”伸出去，助力其他國家共同發展。這并非抽象的哲學命題或理論表述，而是付諸實踐的行動。

當前中國的技術體系已基本覆蓋從低端到高端的各個領域，盡管在高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但中低端技術及相關產能已相當成熟。以“一帶一路”為例，西方曾污蔑其為“新帝國主義”，但事實是，“一帶一路”的核心是助力發展——建設基礎設施、學校、醫院，這些都是任何經濟體實現發展的必備條件，這正是中國向全球南方伸出的“梯子”。

從根本上看，我們的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若一個國家實現發展，而其他國家深陷貧困，這樣的格局絕非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更不是理想的命運共同體。國內層面，我們追求共同富裕，國際層面則是追求共同發展、共同現代化，這是邏輯的延續。

中國社會科學網：

您曾探討全球南方的結構性困境破解之道，也提及中國現代化的開源范式，從這一視角出發，中國應如何向世界展現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鄭永年：

理解全球南方的結構性困境，首先要明確其與“全球北方”的對應關系。其次，全球南方自身也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但我認為，當前全球南方面臨的問題，根源之一在于“全球北方”自身出現了危機。

自特朗普政府推行“退群”政策、不再重視傳統盟友關系后，“全球北方”的發展已陷入困境。美國雖在經濟與技術領域有一定優勢，但發展中的矛盾已十分突出——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失衡，分配不公導致社會分化加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歐盟的問題更為顯著，過度監管與高福利政策導致福利社會難以為繼，創新能力也因過度監管受到限制，無法充分釋放。

由此可見，“全球北方”已自顧不暇，連歐洲、美國都難以解決自身問題，又怎能指望它們幫助全球南方？

不過，這種由“全球北方”衰落引發的結構性變化，對全球南方而言反而是機遇。從這一角度看，全球南方的核心議題仍是發展與現代化。今天的論壇我們也邀請了印度、拉美學者，探討全球南方如何擺脫過往困境，答案的關鍵在于：重新確立適合自身的現代化模式。

在論壇上，我梳理了幾種過往的現代化模式：體制外依附模式（如拉美國家）并未成功；體制內依附模式同樣失敗；還有體制外獨立模式——完全不與西方互動，也無法實現發展。而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對全球南方國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與創新價值，其核心是“既要擁抱世界，又要走自己的路”。若擁抱世界的結果是喪失自我，變成另一個“美國”或其他國家，這樣的現代化必然失敗。因此，開放是前提，要主動擁抱世界，但同時必須堅守自身的發展道路。

在這一過程中，“走自己的路”是核心。所以，中國現代化成功的關鍵經驗可概括為：擁抱世界，且堅持走自己的路。這就啟示每個國家既要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又不能喪失主體性——若在發展中迷失自我、失去主體性，后果將不堪設想。

2025年11月21日，鄭永年教授在全球南方現代化論壇上發言（圖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網公眾號。

以“新三駕馬車”驅動科技創新

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浙江日報》11月10日思想周刊/智庫版

（圖源：《浙江日報》）

浙江日報：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浙江省委強調，加快打造創新浙江，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發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兩篇大文章”。您提到，科技進步“新三駕馬車”（基礎科研、應用轉化、金融服務）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核心支撐。這“新三駕馬車”如何賦能“十五五”期間浙江發展的延續性？當前國際國內環境又對“新三駕馬車”的協同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鄭永年：

發展的延續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也是“新三駕馬車”發力的根基。對浙江而言，這種延續性更具體。從早期的溫州模式、義烏發展經驗，到如今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始終圍繞民營經濟與開放型經濟，這是浙江發展的鮮明特色，也是“新三駕馬車”的實踐底色。

但“延續”不代表“固化”，國際國內環境的“變異性”已倒逼經濟發展動能必須升級應變。從全球看，最大的“變異”是不確定性風險加劇。一是美國對華戰略從泛領域競爭轉向核心技術遏制，芯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卡脖子”領域的封鎖不是短期現象。二是分散式地緣沖突常態化，歐洲沖突、中東動蕩、拉美博弈沖擊全球秩序。浙江外向型經濟占比大，與委內瑞拉的大豆貿易、與東盟的電子元件合作，任何一個沖突都可能打斷供應鏈，這要求“新三駕馬車”必須更注重安全韌性。

從國內看，“變異”體現在增長邏輯的切換上。“十四五”時期我們還在討論做大產業規模，“十五五”時期必須轉向提升產業質量。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齊全”不等于“先進”。浙江數字經濟雖領先，但底層算法、核心硬件仍依賴外部；2024年民營經濟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67.4%，但在“卡脖子”領域的研發投入強度相對欠缺。這些矛盾，本質上是“新三駕馬車”協同不足的問題，基礎科研“卡源頭”、應用轉化“卡中間”、金融服務“卡耐心”，這正是浙江“十五五”時期要破解的核心問題。

我們看到，全國層面的“新三駕馬車”還需進一步協同，教育、科技、人才分屬不同部門，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轉化還存在一定的部門壁壘。浙江要在突破部門和制度壁壘上先行探索，特別是提高“新三駕馬車”與民營經濟活力的匹配度。浙江民營資本活躍，但很多資本去炒房、炒股票，不愿投長期科創項目；數字經濟規模全國領先，但“數字安全”“數據主權”能力較為薄弱；目前通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底層數據和算法創新研發有待提升。浙江作為數字經濟先行省，必須先讓“新三駕馬車”與民營經濟深度綁定，解決“活力有余、能力不足”的問題。

浙江日報：

您對浙江“十五五”時期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前景有何預期？牢牢扭住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這一核心任務，浙江如何以“新三駕馬車”鍛造新優勢？

鄭永年：

浙江的共同富裕可以靠“新三駕馬車”驅動發展分蛋糕，核心是國有經濟搭臺、民營經濟唱戲。國有經濟主導建設高速公路、高鐵、數字基礎設施等。這些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的領域，民企不愿投、也投不起，國有經濟必須扛起來，為“新三駕馬車”搭建基礎設施舞臺。而數字經濟、智慧物流、跨境電商等新興領域，讓民企做主角，阿里巴巴、傳化、義烏小商品城靠市場機制做大，帶動數百萬就業，這是“新三駕馬車”的實踐主體。

“十五五”期間，浙江要深化這種模式：在“做大蛋糕”上，以縣域為單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比如溫州搞智能裝備、臺州搞汽車零部件、麗水搞生態經濟，不搞“一刀切”的產業升級，讓“新三駕馬車”適配不同區域的產業基礎。在“分好蛋糕”上，推動民企建立“薪酬增長與研發投入掛鉤”機制，比如，企業研發投入每增加10%，員工平均工資增長不低于5%，政府給予稅收優惠，讓員工分享創新紅利。我去溫州調研時，看到有的民企把員工持股與技術創新結合，核心技術人員能拿企業股份，既留住了人才，又讓員工富起來，這正是“新三駕馬車”驅動共同富裕的生動案例。

此外，浙江作為開放前沿，“新三駕馬車”如何保障數字安全、產業鏈安全，也需要考慮起來。現在談“數字安全”太淺了，只盯著“隱私保護”，卻沒看到“數字主權”的核心，這需要基礎科研與應用轉化協同突破。浙江的產業大腦積累了大量制造業數據，如果只藏起來不用，就浪費了寶貴資源，難以實現創新突圍。浙江要做的，是從“數據保存”轉向“數據賦能”。一方面，建省級數據共享平臺，讓政府、企業、高校的非敏感數據互聯互通，形成“中國味”的大模型“原料庫”，比如整合制造業、電商數據，訓練自己的工業大模型；另一方面，支持之江實驗室、阿里達摩院等研發自主大模型架構，從“應用層”向“底層”突破，這才是真正的“數字安全”。

產業鏈安全則需要“新三駕馬車”與“地瓜經濟”相結合。“地瓜經濟”強調藤蔓向外延伸，但前提是塊莖扎得穩。對內，長三角地區要推動產業鏈互聯互通，形成內部核心供應鏈，靠應用轉化把區域優勢串起來；對外，向東盟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延伸“藤蔓”，在越南、印尼等地建制造基地，把組裝環節放出去，把研發、設計、銷售環節留在浙江，既靠金融服務支撐海外布局，又靠基礎科研保障核心環節不流失，這就是安全與開放的平衡。

浙江有兩大優勢不可復制，一是民營經濟的活力，二是政府構建生態的能力。這兩大優勢與“新三駕馬車”結合，“十五五”時期的浙江完全能成為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標桿。我的預期是，到“十五五”末，浙江能在三個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一是數字經濟自主可控水平，基本突破底層算法、核心硬件“卡脖子”；二是民營經濟與科創深度融合，民企研發投入強度超全國平均水平；三是共同富裕制度創新。浙江的發展，從來不是“靠政策紅利”，而是“靠改革創新”。“十五五”時期只要堅持這個初心，以“新三駕馬車”驅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就能鍛造出別人拿不走的新優勢。

在“創新融合·共筑未來”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動中，港澳青年代表與宇樹科技機器人、機器狗互動（圖源：新華社）

*本文節選自《浙江日報》。

構建西藏敘事的中國話語權

《西藏日報》11月6日頭版

（圖源：《西藏日報》）

西藏日報：

請問您對西藏的關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您覺得中國政府在西藏治理中有哪些創新案例？您對西藏“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變化有何評價？

鄭永年：

我是第一次來林芝，但西藏很多地方都曾經去過。實際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期間，我就開始關注西藏了，主要是了解西藏的歷史，比如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后來，博士論文做了關于區域研究的學術項目，對西藏的研究就涉及邊疆治理、民族問題等方面，到現在也有30多年了。

創新案例就太多了，比如扶貧、環保、援藏政策等等。縱觀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對本國的少數民族投入這么多的人、財、物，單說一個，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壽命只有35.5歲，現在是72.5歲，這就是在中國政府治理下西藏社會進步的最好例證。還有人文層面，我們看到，西方大部分的民族都消失了，而中國，包括藏民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都保留下來，而且發展得很好，這與中央政府特殊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

至于評價，我只想提一點，我在這次論壇主旨演講中也提到，我們現在用“巨變”“跨越式”這樣的詞匯來評價西藏的發展歷程，已經不夠了。我比較喜歡用物理學上的一個概念——躍遷來形容西藏的變化，因為無論是“巨變”也好、“跨越式”也好，都是“線性的發展”；而“躍遷”，卻是指代“不同軌道、不同性質的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類社會性質要經歷從農奴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演變，而西藏通過民主改革，從農奴制一下子跨入到社會主義制度，這就不是“線性的發展”，而是“躍遷式的發展”。

西藏日報：

作為國家政策研究方面的專家，您如何解讀西藏的發展邏輯？

鄭永年：

我想從兩個概念切入：一是戰略經濟，二是經濟戰略。從頂層設計層面講，國家對西藏的布局都是從戰略意義上來考量的，就拿生態來說，20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我的老家浙江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我這次到林芝來，感受頗深，“兩山”理念放到西藏來實施，尤為必要。西藏大部分地區海拔高，生態非常脆弱，中國有名的大江大河都發源于青藏高原，如果不保護好，不僅影響國家整體的可持續發展，還會對周邊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帶來影響，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下一步，西藏要圍繞中央政府的戰略經濟來定位自己的經濟戰略，實現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通過發展高鐵、公路、空港以及國家重大項目建設，來自各個領域的人、財、物都能很快吸引過來，從而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同時，要擴大開放，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也提出，要積極擴大自主開放，西藏是個關聯點，既是邊境地區，也是開放的第一線，對內跟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關聯很強，像林芝，跟廣東的關聯就很強；對外同周邊國家也要主動開放，不僅要開放，還要幫助周邊國家開放，實現互聯互通、互利共贏，這跟西方的發展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西藏日報：

也想請您就西藏發展的內在邏輯談談看法。

鄭永年：

是的，從更深層次來講，西藏的發展背后還存在一個內在的文明邏輯。中國是世俗化國家，從來都是多元一體、包容并蓄，比如佛教產生于印度，傳到中國，就有了佛教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起源于歐洲，后來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央政府管轄西藏，淵源有自，不同時代有不同方式，現在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是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一大特色。而西方一直沒有解決多元化問題，倡導分而治之，目前來看，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努力已經失敗了。另外我想說，以往我們對西藏的敘述，太受西方的影響了，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要回應什么。我們應該深入挖掘西藏的人文資源，把西藏的定義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創新語言表達思路，講好西藏故事，構建西藏敘事的中國話語權。

西藏日報：

“一帶一路”倡議是近些年來的熱門話題。西藏是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近年來也在積極融入區域發展格局，如何與周邊國家展開深度合作？

鄭永年：

“一帶一路”是個過程，要有基礎，我們老話說，要致富、先修路，所以首先是發展基礎設施，比如公路、鐵路、空港、邊貿口岸等，實現“硬聯通”；接著，就到了民生經濟，互相開放邊貿口岸，互相借用對方的比較優勢，在貿易、金融上互聯互通；最后就是人心相通，從人文上彼此融合。

近些年，在中國外交部支持下主辦的“環喜馬拉雅”國際合作論壇已經看到成效，比如中尼之間越來越密切地互聯互通。我個人覺得，要堅持包容式的多邊主義，把政策參與的原則運用起來，就區域間共同面臨的問題，大家“有事好商量”；西藏還有著融合中外的文化優勢，要把西藏的人文資源組織起來，讓喜馬拉雅山脈成為周邊國家和地區溝通的橋梁紐帶。

2025年4月2日，復興號列車穿行在拉林鐵路林芝段（圖源：新華社）

*本文節選自《西藏日報》。

GBA Review 新傳媒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詹蘊第

初審 | 覃筱靖 周宇笛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