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陽界牌 別墅迷局：以“新農村”之名強拆 以“拆違”之名報復?

在蘇南經濟重鎮丹陽市界牌鎮，一個名為“界牌新村”的高檔別墅小區顯得格外扎眼。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片豪宅之下的土地，十年前曾是一片村落。2013年，鎮政府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公共利益之名，未發一紙公告便將村莊拆除。承諾的公益項目不見蹤影，拔地而起的卻是國家明令禁止的別墅小區。更令人震驚的是，當年維權的村民，在購買問題別墅后，成為了全小區“唯一”被暴力拆違的對象。這場長達十余年的糾紛，折射出基層治理中程序違法、選擇性執法與打擊報復的深層陰影。

消失的村莊與“變味”的新農村

“沒有公告，沒有手續，突然就說要拆了建新農村。”村民戎女士回憶道。2013年7月，界牌鎮政府對紅燈村實施整體拆遷，她家584平米的老宅在補償嚴重不公的情況下被拆，整個村子上百戶村民的宅基地被征用。

然而，所謂的“新農村建設”很快變了味。推平的村莊土地上，沒有出現規劃中的公共設施，取而代之的是由界牌鎮政府與村委會聯合成立的“丹陽市界牌宏森新農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的高價獨棟/聯排別墅，以及大片工業廠房。

“我們用老宅換來的補償款，甚至不夠買這里半套別墅。”戎女士指著眼前的別墅區說，“這根本不是‘新農村'，這是打著我們旗號的‘商業地產’。”

從“被拆遷戶”到“被報復戶”

由于對拆遷補償不公持續進行實名舉報，戎女士一家成了鎮政府的“重點關照”對象。2018年，她無奈用補償款和一部分貸款購買了界牌新村“溫莎美墅”的一套聯排別墅，卻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整個小區因為設計缺陷，家家戶戶都在擴建這是公開的事實。通過現場走訪發現小區內違建現象普遍，并且多處都在擴建中。多家媒體也曾報道過該小區的違建亂象。

小區其他房屋違建的照片

然而，2024年，一場針對違建的執法行動，卻演變成了針對她一家的“精準打擊”。“他們只拆了我一家！”戎女士情緒激動地說，“挖掘機上來就粗暴作業，把我們家的大梁和屋頂都破壞了，房子到現在都沒法裝修入住。”

被暴力拆除后房屋受損的照片

而與她的遭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區其他違建住戶僅需繳納數千至數十萬元不等的罰款，即可“相安無事”，且從未收到任何正式票據。這種“一人拆違，全員罰款”的“以罰代管”模式，在當地引發了關于“執法經濟”和“打擊報復”的廣泛質疑。

程序正義何在？

1.程序之向：一場涉及數百村民切身利益的征收，為何能在沒有任何拆遷公告和手續下悄然進行？連最基本的拆遷補償協議都不給，其合法性基礎何在？

2.目的之問：明修“新農村”棧道。暗渡“別墅”陳倉，鎮政府聯合村委會辦公司，曾鎮委書記當董事長，村委書記當股東違規開發別墅項目是否構成對村民的集體欺詐？

3.執法之問：當違建成為普遍現象，執法者為何獨獨選擇一位長期維權者，采取如此破壞性的手段？這是否是公權力對公民舉報權的公然報復？

居民反映：“當時村里突然就說要拆，也沒見公開公示過什么正式文件，都是干部口頭通知。簽了什么字、賠了多少錢，很多老人家根本搞不清楚。我們要求看協議，他們總是推三阻四，到現在也沒拿到一張紙。這種感覺就像自家的東西被莫名其妙地拿走了，連個說法都沒有。”村民說。

“當初答應我們建新村，改善生活環境，結果地一圈，推了我們的老房子，蓋起來的卻是我們根本買不起的別墅和跟我們生活無關的廠房。這不就是騙我們嗎？說好的公共利益在哪里？”村民說。

專家觀點：一場“暗箱操作”的征收如何發生？

“一場涉及數百村民切身利益的集體土地征收，竟然能在不發布任何公告、不履行任何法定公示程序的情況下推進，這是對《土地管理法》和《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徹底無視。”一位資深政法律師指出，“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前提。沒有公告，就意味著剝奪了被征收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異議權。整個征收行為的合法性基礎已經完全崩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連作為契約憑據的《拆遷補償協議》都不提供給當事人，這不僅是程序違法，更涉嫌刻意掩蓋補償不公、標準混亂的事實，為后續操作留下空間。”

一場“移花接木”的開發如何過關？

“以‘新農村建設’這一公共利益之名，行商業別墅開發之實，這在法律上構成了典型的‘欺詐性征收’。”一位公共政策研究員分析道，“這不僅違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土地權益，更踐踏了政府行為的公信力。國家三令五申嚴禁別墅類房地產開發，為何一個鎮級單位能夠公然突破政策紅線？這背后必然伴隨著規劃的隨意調整和審批監管的嚴重失守。鎮政府聯合村委會成立公司直接參與開發，更是將‘運動員’和‘裁判員’身份混為一談，官商不分的利益共同體，是這一切亂象的根源。”

一場“選擇性”的拆違為何上演？

“當違法行為成為普遍現象時，執法者不是依法進行全域治理，而是單獨挑選一名維權者進行最嚴厲的、且具有破壞性的處罰，這不符合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則’ 和 ‘平等原則’ 。”一位法學專家強調，“正確的執法程序應先下達《行政處罰決定書》，告知當事人陳述、申辯乃至提起訴訟的權利，在法律程序全部走完后，方可執行。而此次針對戎女士家的拆除，手段粗暴并造成房屋主體結構損壞，其執法目的顯然不是為了維護規劃秩序，而是公權力對公民舉報權的公然報復與威懾。這是一種權力濫用。”

小區其他房屋違建的照片

“以罰代管”與腐敗嫌疑的追問：

“整個小區普遍違建，卻可以通過繳費‘合法化’，且這筆巨額資金無發票、無收據、去向成謎，這已嚴重違反財經紀律，并高度涉嫌設立‘小金庫’甚至集體貪污。”一位紀檢監察領域的資深人士表示，“‘罰款’本應是糾正違法行為的手段，但在這里卻異化為‘違建許可費’。這暴露出的不僅是執法不公，更是一條潛在的腐敗鏈條。 必須追問：是誰授權這樣收費？錢進了誰的賬戶？用在了何處？相關部門必須給群眾一個明白的交代。”

居民反映：“小區里哪家裝修不往外擴一點？大家都心照不宣，只要交錢就沒事。錢交給誰了也不知道，反正沒有票。唯獨戎女士家被拆了，還不是因為她一直告狀？這就是殺雞給猴看，告訴我們誰也別出頭。物業費收得高，服務卻很差，路燈都不亮，我們懷疑這些‘罰款’是不是都養肥了某些人？”

“此案典型地體現了征地拆遷領域中程序違法的嚴重性。”一位不愿具名的行政法律師表示，“從起始的程序瑕疵，到最終的針對性執法，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權力任性鏈條。保障公民權利，必須從恪守程序正義開始。”

戎女士的別墅至今裸露著破損的房梁，如同一個巨大的問號，叩問看基層治理的法治底色。她的遭遇并非個例，如何確保“新農村建設”不變味為“新別墅開發”，如何讓每一位公民的合法產權免于公權任性的威脅，這不僅是戎女士一家尋求的公道，更是推進法治社會必須回答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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