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親自過問給我做手術

周總理親自過問給我做手術

作者：魯瑞林

今天，我之所以還能夠健康地生活著，同十七年前，在我生命的關鍵時刻，得到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是分不開的。這在周總理對人們的無量功德中，只是滄海一粟，但對于我，卻是巍巍泰山。我要將它記下來，作為對周總理的永不忘卻的紀念！

那是1973年8月24日，黨的“十大”之前，中央正在開政治局會議，吸收各省的第一把手參加。我作為貴州省的一把手，也被吸收參加了。這天，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是通過中央向“十大”提出的工作報告。會議開始之前，我來到會議休息室，在一張沙發上坐下。這時，我看到總理正在另一邊來回走著。總理轉過身的時候看到了我，向我這邊走來，我趕忙站了起來。

“你的身體行不行？”總理走近我，關切地低聲問著。

“行，總理！”我感激地回答。

總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慈祥地看著我，從面部到身上。注視了好一陣，又悄聲對我說：“我害的病，和你一樣。”

“哦？”我一下怔住了，看著總理說不出話來。

這時，總理仍是那樣坦然地親切地看著我，然后轉過身，緩緩向另一個方向踱去。我望著總理的背影，許久，許久。

“我害的病，和你一樣！”這一天，我耳際老是響著總理低微的聲音，心沉甸甸的，像墜了一塊鉛。我多么希望不是這樣啊！可惜當時，既不能向可能了解情況的同志打聽什么，又不能對任何人說，只好自己悶在心里，想著，愁著。

這天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我害的病，和你的一樣！”“不，不一樣，你不能害這種病。”不知不覺，我眼前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同周總理接觸時的情景：

大約是1955年10月間，云南邊防線上一個叫黃果園的地方，出了點事。總理打電話到昆明軍區，查問情況，并要軍區去人到北京匯報。在總理打電話前，軍區領導根本不知道發生了此事。當時，我國同相鄰的有的國家某些相連地段還沒有正式劃定國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對方的部隊越過傳統的邊界線闖入我國邊防前沿哨位，搶走了一挺輕機槍和一個戰士的帽子，并搶先向我國外交部提出所謂“抗議”。我當時任昆明軍區參謀長，分管邊防工作。了解這些情況后，軍區決定我和云南省軍區副司令員丁榮昌同志等，去向總理匯報。

在未見到總理之前，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很內疚，覺得本該我國主動的事，由于我們沒有及時掌握和反映情況，給政府、給總理造成被動。我想著要好好檢討，并做了接受嚴厲批評的思想準備。見到總理后，我們匯報了事件經過，談了未能及時掌握情況的原因和應汲取的教訓。總理聽得很認真，問得很仔細，并開導我們：邊防上的涉外問題，不論大事小事，都要嚴肅認真地去對待，都要迅速準確地掌握具體情況，立即上報，領導要親自去抓。匯報完以后，總理提出：今后，邊防上一旦發生涉外問題，必須在十五分鐘以內，將情況報到北京。問我們有什么困難，可以提出來研究。我說：“最大的難題，是通信設施適應不了邊防斗爭需要。”當時，邊防部隊團一級才有一部電臺，整個邊防一線哨點不通電話，主要靠徒步聯絡。而要架通一線哨點的電話聯系，需要大量電線、載波機、增音器等設備，軍區無力解決。總理表示：可以請總參給軍區撥點錢；要我們同地方政府聯系，取得支援；還要我們軍區和部隊自力更生，也想些辦法。在總理的關懷下，總參撥來了經費，云南省當時的于一川省長批準給了幾噸銅，我們又發動部隊回收了大量空彈殼，送工廠加工電線。這樣花了一年多時間，使守衛在云南四千多公里國防線上的所有邊防部隊都通了電話，各邊防軍分區和邊防團分設了六路和三路載波機，前哨連隊加了增音器、有的還普設了通訊鴿等，從而溝通了云南邊防一線哨所同北京的直接聯系。

由云南邊防通訊問題的首次解決，又使我想起一次等待總理電話的情景：

時間是一九六七年國慶節前夕。昆明市慶祝國慶的各項活動已經安排就緒。這時得知：某些造反派頭頭策動，從一些地區、縣調了二千多人到昆明，借口參加慶祝活動，很可能挑起武斗。當時已經是九月二十八日晚上了，再過一天，這些人就會進入昆明。如何制止這場迫在眉睫的大武斗，令人焦灼不安。我當時受命參加云南省的“三支兩軍”領導工作，更是心急如焚。有同志建議馬上報告總理。我說對，看來只有這一著了。

我當即來到軍區作戰部，用保密機給總理辦公室撥電話。接電話的是總理的軍事秘書周家鼎同志，他聽我匯報情況以后，要我當晚不要離開電話機，他去報告總理，再給我回電話。這天晚上，我就守候在電話機旁。二十九日凌晨三時，電話來了，總理指示：不開慶祝大會，不搞大型活動，由各基層單位搞小型慶祝活動。聽后，我心里的一塊石頭放下了，馬上按照總理指示，重新作了部署。就這樣，一場可能發生的大武斗被制止了！

總理啊！現在全國這么亂，黨需要你，人民需要你，你怎么也害上了和我一樣的病呢？可我患的是癌癥啊！想到我的病，總理親自過問給我做手術的情形，又一下子涌現在我的眼前：

這年六月間，我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前一天，我發現大便出血。會議保健醫生第二天就帶我去檢查。經過專家們會診，確診為胃癌。解放軍三〇一醫院按慣例很快將我的病情，以及如果手術可能出現的種種預后情況向總理寫了報告。總理當即批示醫院作進一步研究，要認真、細致、負責，不能“粗疏”，到底動不動手術，提出意見。

醫院遵照總理的批示，請有關專家再次進行討論，一致認為應該為我作手術治療。醫院把專家們的意見報告總理后，總理要求醫院更細致一些，做出方案來，誰是手術的一把手，誰是二把手，誰是預備手，都要定下來。

醫院對總理的批示很重視、很認真。院領導和有關專家反復作了研究，精心為我設計了手術方案：請黃國俊、黃孝邁、陸維善三位專家，分別為手術的一、二把手和預備手，并對配合手術的其他專家和醫護人員，以及手術后的護理工作，都做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和充分準備，確定了手術時間。總理批準了醫院第三次提出的這個報告，并指示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過問檢查手術的準備工作，要昆明軍區也派人到京處理有關事宜。我當時仍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軍區委托副政委王硯泉同志，省委秘書長張玉環，省軍區副政委薛光同志專程來京關照我的手術，還讓通知我的親屬也來京照顧。

魯瑞林在廣州

六月二十九日，專家們以精湛的技術和高度的負責精神，用了整整八個小時，精心地成功地給我做了根治的手術。醫護人員不僅耐心地細致地對我進行了科學護理，而且還為我輸了他們寶貴的鮮血。手術后，又為我進行了中西醫結合治療。特別是為了增強我身體的抵抗力，盡量避免感冒，總理又關照給我注射了一段時間的進口丙種球蛋白，當時這種藥物我國還生產不了。就這樣，在總理的深切關懷下，在專家們和醫護人員的認真負責治療下，我的健康恢復很快，不久即重新投入工作！

今天，是我手術后第一次看到總理，我是很高興、很感激的！然而，當我得知總理患了同我一樣的病的時候，我不僅心情沉重，而意識到總理正是在身患重病、日理萬機的情況下，還為我這樣一個老戰士的病而無微不至地操心，我實在過意不去!

總理離開我們已經十四年了，但總理依然活在我們心中，總理的精神永遠在人民中生發、茂盛！

▲魯瑞林

魯瑞林（1911年10月13日－1999年7月14日），甘肅臨夏人。1931年11月參加寧都起義，加入中國工農紅軍，走上革命道路。193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88年7月榮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曾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共云南省委書記、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1999年7月14日于廣州逝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