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任劉少奇的秘書，嫁給了劉少奇，離婚后終身未婚未育

很多人都知道，謝飛是劉少奇的前妻，卻不知道，她的人生有多傳奇。

謝飛出生在一個漁民家庭，謝飛的父母生下八個孩子，謝飛便是最小的那個。7歲這年，謝飛被父母送去學校讀書。謝飛自己也爭氣，一步步考進廣東省立第六師范學校。

多年后，謝飛的三個哥哥都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受到哥哥和老師們的影響，謝飛也走上革命道路，甚至在1929年光榮地成為中共黨員。

次年，謝飛接受中共黨組織的委派，前往馬共中央委員會當了一段時間的秘書，不過時間并不長，兩年后，也就是1932年，謝飛奉調回國，隨后前往福建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不僅如此，謝飛后來還參加了長征。

30名女紅軍跟隨8萬紅軍進行轉移，她們可謂是精英中的精英，其中最小的是19歲的鐘月林，最大的是34歲的蔡暢，彼時，謝飛才21歲。這一路下來，她們不停地宣傳黨的政策，還在休養連照顧那些老弱病傷的干部們等。

1935年7月，部隊整裝待發，準備穿過草地，然而，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擺在大家的面前，休養連需要帶著傷病員的口糧，還得運輸很多物資，任務繁重。謝飛他們經過商議后，當即找到劉少奇，謝飛開門見山，希望上級可以批準給休養連增加一個民夫。劉少奇一刻也沒耽誤，當即答應下來。

謝飛此次不但和劉少奇見面，還講了話。之后，他們來到瓦窯堡，謝飛和劉少奇之間因為工作的原因聯系也多了起來，劉少奇也逐漸對她產生了好感。這一切都被鄧穎超看在眼里，她干脆當了一回紅娘，將兩個人撮合在了一起。謝飛和劉少奇舉行了一場簡單的婚禮，后來更是當起了對方的秘書，跟隨他輾轉南北，一直到1938年3月中旬，他們才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以后，謝飛給自己“充電”，進入延安中央黨校進行學習。不僅如此，劉少奇還將謝飛帶到自己孩子們的面前，告訴他們，以后她就是他們的媽媽。

謝飛每兩周回去一次，和劉少奇的孩子們住在一起，視如己出，平日里劉少奇公務繁忙，就由謝飛照顧他們，之后，謝飛進入中央黨校學習，也忙的腳不沾地，回去的次數也隨之減少。

1939年，劉少奇前往中原局開辟新的工作領域，作為夫人的謝飛要繼續留在中央黨校學習，并未同行，不僅如此，劉允斌和劉愛琴兄妹還在延安讀書，需要有人予以照顧。

同年年底，劉少奇和夫人謝飛在三黃家村見面，只是，相聚的時間過于短暫，畢竟，日寇還在不停地進行“掃蕩”，為了反擊敵人，他們二人雖然都在皖東，卻沒有多少時間見面。

次年，謝飛奉命執行一項新的任務，只是，她在皖南完成任務之后，卻不幸碰上日軍“掃蕩”，沒辦法渡過長江返回皖東，至此，這對有情人被阻隔在了長江兩岸。

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謝飛不得不留在了蘇南，也是從這個時候起，謝飛和劉少奇在事實上脫離了婚姻關系。

1942 年底，謝飛受命擔任余上縣委書記，兼任縣自衛大隊大隊長和特務營政委。 那年初春，日軍突襲姚江岸邊的村莊，謝飛帶著特務營在河汊里設伏，借著晨霧端掉敵據點，繳獲的糧食全部分給了受災農戶。百姓們偷偷給她塞雞蛋，她總笑著推回去：“戰士吃了才有力氣打鬼子”，久而久之，“謝團長” 的名號在浙東傳開，成了敵偽聞風喪膽的代號。

抗戰勝利后沒多久，謝飛又被調去華東局工作。

1950年，謝飛又擔任了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主任，在看到祖國的發展后，她深刻的意識到，日后想要參與到國家建設何總，需要掌握科學文化知識，于是，37 歲的她報了夜校，每天下班后啃書本到深夜，兩年學完高中課程，1952年又考取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成了校園里年紀最大的學生。

1957 年，周恩來總理親自任命謝飛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長。她主編教材時，總把革命經歷寫進案例，講 “程序正義” 就提當年在蘇區保衛局的機要工作，說 “證據為王” 就講浙東伏擊戰的偵察經驗。

特殊時代，謝飛受到劉少奇的牽連，不過，即便自己身陷囹圄，她都沒有說過劉少奇一句壞話。五年牢獄里，她的眼睛熬花了，背也駝了，出獄時連路都走不穩，卻依然攥著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1973 年國慶節獲釋那天，她第一句話是問：“政法干校還在嗎？”

1979 年，謝飛官復原職，回到重建的中央政法干校。年近七旬的她拄著拐杖查房，看學員的被子是否疊整齊，問食堂的飯菜是否合口味，仿佛還是當年那個浙東的 “謝團長”。1984 年退居二線后，她擔任公安大學顧問，依然每天泡在圖書館，眼鏡腿用線綁著也舍不得換。1991 年公安部授予她一級金盾榮譽章，頒獎典禮上，她摸著勛章說：“這該給犧牲的戰友，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 晚年的她住在公安部宿舍，客廳掛著長江渡口的老照片，她沒有再婚，也沒有生育，養子謝冰說，母親常對著照片發呆，嘴里念叨 “當年的船要是再快些……”

2000 年離休后，謝飛依然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提案里全是法治建設的建議。有記者問她一生最驕傲的事，她既沒說長征，也沒說抗日，指著書架上的法律書籍說：“這些學生成了政法骨干，比我當年打勝仗更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