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榮高棠堅持讓何振梁排在奧委會委員候選人首位：莫要短視

“1980年2月3日深夜，燈滅人散的體委大樓里，下屬低聲問：‘榮老，名單真改？’ ‘改，年輕人要頂上來。’”這一段不足十秒的對話，成了中國體育史上一次關鍵轉折的序幕。

那年春節尚未收尾，中國剛剛回到國際奧委會的大家庭。按照規矩，必須從本國推舉三位候選人，由國際奧委會最終確定一人擔任委員。外界普遍猜測，資歷最深的榮高棠理所當然會排第一，他本人卻在出差返京后提出“全部推倒重來”，把自己放到最后，把年僅五十出頭的何振梁推到最前。理由只有四字——“莫要短視”。

消息傳出，體委內部議論聲四起。有人稱贊榮老胸襟開闊，也有人替他惋惜，畢竟國際奧委會委員是一份會寫進史冊的榮耀。榮高棠只是笑笑，說：“運動場上講成績，管理崗位也要講可持續。我的外語已生疏，何振梁卻還在更新詞匯。”

從1980年往前追溯近三十年，中國體育的制度雛形幾乎都刻著榮高棠的名字。1952年7月，他奉周總理之命，帶著草草組建的代表團奔赴芬蘭赫爾辛基。隊伍趕到時，開幕式已進行了一周，真正具競爭力的選手只有游泳健將吳傳玉。但那場比賽最終被后人銘記，并非因為成績，而是因為奧運村上空第一次升起了新中國的五星紅旗。榮高棠在駐地門口給隨隊翻譯何振梁拍了一張照片——后來那張照片常被兩人拿來調侃“青春和膽量”。

回國途中，榮高棠走訪了蘇聯體育事務委員會，發現政府主導加群眾基礎的模式非常高效。他寫出詳細報告，建議在中央政府下設立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并請賀龍元帥坐鎮。短短幾個月，體委掛牌成立，榮高棠被任命為秘書長。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看見他，笑稱：“來了位管六億人民大事的人！”這一句玩笑，也無形中為體育工作定下了“國家大事”的基調。

然而，歷史并非一路坦途。特殊年代里，榮高棠被迫離開崗位，直到1979年全面平反，才重回體委。當時恰逢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的談判尾聲，他熟悉流程、精通外事，被視作“救火隊長”。一年后就出現了那份候選人名單的風波。

何振梁為何能得到榮老的全力托舉？除了外語過硬，更因為他對奧林匹克文化的理解與生俱來地契合國際話語體系。震旦大學工科出身的他，好奇心旺盛，既能跟理工記者討論電子計時的誤差，也能與歐洲官員交換對《奧林匹克憲章》的最新修訂意見。這份跨學科背景，讓榮高棠判斷他更像下一階段的“橋梁型”人物。

體委召開碰頭會時，有人擔心國際奧委會會首選“履歷資深”的榮高棠，以免冒險。榮老擺出一份分析表，逐條列出各大洲委員年齡結構、語言結構和專業結構——他用紅筆圈出“55歲以下”“英語法語雙通”“非部長級政要”幾項指標，幾乎與何振梁完全重合。最后一句話擲地有聲：“這是國際奧委會的需求曲線，不是我們的情感曲線。”會場短暫沉默后，全票同意調整順序。

文件重新送抵國務院，名單改為“何振梁、牟作云、馬啟偉”。1981年國際奧委會會議上，薩馬蘭奇主席宣布：何振梁當選委員。中國體育界不少老同志回想那一刻，心里一松，仿佛多年的外事斷裂終于接上。

此后二十余年，何振梁在國際奧委會先后擔任執委、副主席等職務，上百次奔走各國游說，為中國贏得1990年亞洲運動會、2008年奧運會出力甚多。有人問榮高棠，當初堅持是否值得？他一句玩笑：“老樹該讓新枝去迎風。”

退居二線后的榮高棠依舊操心。1988年漢城奧運會，他每天守著收音機和傳真，自己在稿紙上逐場記錄獎牌變化。助手提醒，“新聞聯播晚上會播”。他搖搖頭：“抄一遍，記得才真。”那年中國隊摘下5金9銀8銅，排名第十一。他把總表貼在家中書柜，對來訪者說：“這不是數字，是人，是汗水。”

1993年，北京首次沖擊2000年奧運會失敗。投票結果公布那一刻，他茫然張開雙手，壓低嗓子對同事說：“兩票，就差兩票。”短暫失落后，他又在信中勉勵何振梁：“機會不止一次，耐心和專業是關鍵裝備。”八年后，當北京申奧成功的消息傳來，年屆九旬的榮高棠笑到流淚：“難事做成，才顯得香。”

2006年冬天，距離北京奧運會揭幕還有不到二十個月，這位終生將體育視為“萬歲事業”的老人離開人世。臨終前，他還囑托家人把奧運籌備簡報擺在床頭。第二年，國際奧委會特別會議專門提到他的貢獻，稱“沒有榮先生的遠見，就沒有今日中國在奧林匹克家庭中的地位”。

回看1980年的那個深夜，榮老讓名單“全部推倒重來”，表面是一次人選調整，本質是一位老一輩體育人對未來方向的精準判斷——國際視野、青年意識、專業語言。這種不短視的思維，為后來中國融入世界體育體系奠定了價值基線。如果要給那段往事加一個注腳，不如就用他常掛嘴邊的那句話：“體育是萬古長青的事業，夠我們干一輩子，也留得住下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