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進城，殘酷鎮壓“抗議者”——細說美國這段“黑歷史”

1950年代的美國是什么樣的呢？此時距離林肯總統《簽署解放黑奴宣言》已經過去了將近100年。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黑人族群雖然在憲法層面獲得了自由，但并未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平等，或者更應該說他們也有平等，但僅限于黑人與黑人間的平等。

比如1890年，路易斯安那州通過了《隔離車廂法案》，其規定：本州所有鐵路公司之客運列車應為白人和有色人種提供平等但隔離的車廂，或者在車廂中以擋板分開，保證座位隔離。后來有人站出來挑戰這一法案，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終被法院以7: 1的大比分裁決判定控方敗訴。其給出的理由是《隔離車廂法案》并不意味著歧視黑人，只是確定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由于膚色不同而存在差別，因此并不涉嫌違憲，這就叫做隔離但是平等。

有了判例之后，南方各州紛紛出臺法律將這種受到法律保護的種族隔離措施推廣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幾十年后，實行種族隔離的場所不僅包括各種公共交通工具、學校、餐館，甚至還擴展到了公共墓地，可謂是生前隔離，死后也隔離。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荒誕的一幕發生在1940年——黑人女演員哈蒂·麥克丹尼爾憑借電影《亂世佳人》中的奶媽一角斬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成為了歷史上首位捧得小金人的非裔演員。不過由于種族隔離的限制，她竟然無法與費雯麗、克拉拉·蓋博等大牌明星一同參加該片的首映禮。換言之，黑人可以與白人一同拍電影，卻不能一起看電影，哪怕這個電影是自己演的。

從我們今天人的角度出發，這種隔離但平等的說法無非就是個文字游戲，平等必然是每個人之間的平等，而不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平等。如果根據膚色去區分平等，那么這就叫做不平等?？梢粋€制度一旦實行久了就容易形成思維慣性，甚至是被當做傳統來對待。上個世紀40年代之前長大的美國人，包括白人與黑人，都把種族隔離視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當時人們的腦中，這種制度就像是太陽系中行星的位置一樣，是客觀存在的，其中不存在什么對與錯。

然而，一場殘酷戰爭的到來終于撬動了這枚看似堅固的思維鋼印——二戰中大量黑人青年參軍入伍，投身世界反法西斯事業。在戰場上，他們與白人或其他族裔流著同樣的血，為他們自己的祖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8年2月2日，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交了民權咨文，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份總統民權咨文，標志著民權問題從一個邊緣性的社會問題成長為聯邦政府所關心的主要國內問題。1950年，借由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一案，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致判決，宣布隔離但平等的理論不能在公立教育中實施，因為隔離的教育設施根本不平等。這一劃時代的判決實際上推翻了美國社會中種族隔離制度的憲政基礎。此后，民權運動風起云涌，但真正的變革豈又是一夕之間能夠發生的？

1957年9月4日，是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高中的開學日。和往年平靜祥和的氛圍不同，校門口不僅聚集了大批白人民眾，更是還有幾百名荷槍實彈的國民警衛隊嚴陣以待。這里難道是要上演一場規模浩大的抗議示威嗎？是，但又不完全是。因為這么一大群人抗議的對象并非是操弄權力的政客，也不是罪大惡極的恐怖分子，而是一名叫做伊麗莎白·艾克福德的15歲女孩。她今天剛剛升入小石城高中，此時正拿著課本和午餐便當從不遠處的十字路口緩緩走來。

伊麗莎白與現場的其他人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唯一的區別在于她是一名黑人。按照原先的計劃，伊麗莎白應該是和其他的8名非裔學生一同在當地警方的陪同下從側門走進學校。但由于協調有誤，伊麗莎白早到了一會兒，于是便有了這戲劇性的一幕。

隨著女孩靠近，之前等候多時的人群被點燃，開始齊聲高喊種族主義口號，并不斷的有人圍著她進行謾罵和羞辱。不過伊麗莎白并沒有被人群所影響，依舊邁著堅定的步伐向教學樓走去，直到被一排國民警衛隊攔住。

這個瘦小的身軀試圖做出最后的努力，懇求面前的美國大兵放她通過，但國民警衛隊堅守著其“時刻準備，時刻存在”的格言，絲毫不為所動。終于，伊麗莎白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只得向遠處逃去。至于另外8名非裔學生進入學校的嘗試，也因同樣的原因以失敗而告終。見狀，那些抗議的人群歡呼了起來，仿佛重新經歷了一次二戰勝利日。而贏得這場偉大勝利的總指揮官，正是時任阿肯色州州長、民主黨籍的奧維爾·福布斯。

等等，這里說的州長怎么是民主黨人士呢？眾所周知，在當下的美國，民主黨立場居左，主張擴大再分配，降低貧富差距，時刻都把民權掛在嘴邊；共和黨立場居右，主張低稅收低福利，保障持槍權，收緊移民政策，最愛喊的是法律與秩序。但這種格局其實經歷過一次互相換家的過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前，民主黨居右偏于保守，南方各蓄奴州是其傳統票倉；共和黨偏左趨于進步，林肯總統正是來自于共和黨。而正是因為二戰后民權運動的興起，連續幾任的民主黨籍總統為迎合民意，主動切換賽道，客觀上造成了南部基本盤的流失。而當時在野的共和黨則趁機推出南方戰略，主動爭取與民主黨漸行漸遠的南方各州，最終造成民主黨南方派出走并入了共和黨。

當然，1950年代畢竟不是100年前，就算要迎合白人種族主義者，政客們也不可能直接拿出3K黨的口號，那樣未免也太不體面了。而是經常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形式來籠絡人心，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政治暗語——在理念層面他們搬出上帝，聲稱種族融合是反上帝和共產主義的行為；在執行層面則是打州權牌，強調聯邦不應干涉各州的內政。

事實上，在前面提到的布朗訴教育案中，最高法院雖然判決隔離但平等不成立，但并未明確限定改進措施完成的時間，這就給了南方各州抗爭和拖延的機會。阿肯色州的州長走的便是這一條路子，在此人之前的政治生涯中，經常以溫和派的形象示人，甚至贏得過不少當地黑人的選票。

但1957年恰逢他謀求第三次連任，在種族主義色彩相當濃厚的阿肯色州，若在小石城的問題上態度軟化將對選情不利。當時坊間盛傳黑人將發生暴動，以至于城市里的刀具都被一售而空了。其實這種低級的謠言用腳趾頭就能想明白，美國人民真要暴動，那肯定是動槍不動刀的。但在福布斯等人的鼓動下大批白人民眾在9月4日那天還是聚集到了小石城中央高中的校門口，準備以實際行動捍衛“白人的權利”。

另一方面，福布斯早已拜會了司法部副部長，詢問若因接納黑人學生而引發暴動將如何處理。得到的答復是，當地的暴動通常由當地的警力來處理，相當于是默認了中央不干涉地方。于是福布斯便以保障公共安全為由，派出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在學校附近拉起鐵絲網和路障。但最終幻想中的暴動并沒有發生，當天唯一出現的武器是國民警衛隊的步槍與刺刀。

在媒體的廣泛報道下，9月4日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很快在全美掀起了軒然大波，輿論紛紛指責阿肯色州欺凌弱小的暴力行徑。地方法院也發出了傳票，要求州長出庭當眾說明情況。在多方的壓力之下，福布斯撤走了國民警衛隊。

于是在9月23日，9名學生又進行了一次進入學校的嘗試，這一次他們面臨的是校外的上千名抗議者。但這批人顯然不如國民兵克制，率先圍住了4個黑人將之毒打一頓。但最后發現，他們只是來現場采訪的記者而已。而載有9名學生的車輛則趁著他們打人的間隙開進了學校。

這第一拳揮下去之后抗議者們的膽子更大了，反正打一個是打兩個也是打，一場暴動看起來在所難免，只不過這個暴動是由白人抗議者發起的罷了。

出于保障全校師生安全的需要，校長只能在兩節課后讓黑人學生乘車離開校園，而場外聚集的人群也很快隨之散去。事后，福布斯州長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馬后炮地表示：他所預言的暴動是真實的。為了防止此類事件再度發生，就不應該讓黑人學生進入學校。

看起來阿肯色州再贏一局。但殊不知州長的這番惺惺作態的聲明，徹底越過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底線。作為二戰歐洲盟軍總司令，立刻對四個南方州發去了最后通牒，表示他將動用任何必要的力量制止違法行為，使得聯邦法院的判決得以貫徹執行。聯邦的軍事武力自然非小小的阿肯色州可比，但贏得這場戰爭的難度并不亞于在歐洲發生的任何一場硬仗。這場仗沒有硝煙，它爭奪的是人心。

9月24日，艾森豪威爾援引1807年的《反叛亂法》，使得軍隊能夠在國內進行執法，并將阿肯色州的1萬國民警衛隊聯邦化，接管了當地的全部軍事力量。隨后出動8架戰術運輸機將101空降師第327戰斗大隊運送至阿肯色州。不過為了避免激化矛盾，特意剔除了隊伍中的黑人士兵。

于是隔天一早，小石城的市民們就發現自己的城市被“占領”了：街邊道路上停滿了軍車，校外的草地上支起了帳篷，樹木間拉起了野戰電話線，一股肅殺的氛圍彌漫在空氣中。

八點四十五分，隨著上課的鈴聲響起，決戰的時刻到來。一名空降師指揮官站上卡車，用擴音器要求在場的抗議者退去，否則他將不得不動用武力。但大部分人都認為軍隊只是在虛張聲勢，不敢來真的，便以謾罵和噓聲回應。而軍官也不慣著他們，隨著一聲令下，士兵們站成一排，舉起裝上刺刀的步槍，開始并排向前緩緩前進，硬生生的在人群中清出了一條道路。

隨后在一輛軍用吉普的引導下，載有9名黑人學生的卡車開進了校門，人群又開始騷動了起來。但在101師的威懾下大規模暴亂并沒有發生，當天僅有8人被捕，其中一人試圖搶奪士兵手中的步槍而被砸中了腦門，除此之外沒有發生傷亡。

為了保證黑人學生入學后也不會遭到騷擾，101空降師一直在小石城駐守到1958年5月，等第一位黑人學生順利畢業才全部撤離。

小石城事件撕開了美國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缺口，全面吹響了民權斗爭的號角。1964年，在肯尼迪、約翰遜兩任總統的努力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在法律層面徹底禁止了所有公共空間的種族隔離政策，美利堅由此步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至于福布斯，則憑借著孤身對抗聯邦暴政的形象吸引了不少社會關注，并贏得了次年的選舉。后來他也曾短暫加入過極右翼的國家州權黨，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角逐1960年大選，但最終只斬獲了0.07%的選票鎩羽而歸。

時間來到現在，今天當人們重新談論“抗爭”和“自由”時往往忘了這兩個詞背后的邏輯。首先，什么才叫做抗爭呢？抗爭不是在安全地方的進行“表演”，抗爭意味著你要去戰勝恐懼，不只是物理層面的恐懼，更是要戰勝那深植于內心的恐懼。比如小石城的那9名學生，阻止他們進入校園的是國民警衛隊嗎？表面上看是，但其根源是來自于整個社會對個體的壓力，它甚至會令你產生自我懷疑，懷疑錯的是不是自己。

其次，自由并不意味著你的聲音必須被所有人接受。在美國，抗議者有著充足的表達自由，他們可以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在街頭發表演講、上電視接受媒體采訪，甚至是到國會直接抨擊政府的行為而不用擔心付出代價。但如果只是“我們已經發聲了，可他們不聽我的”，廢話，這就叫做民主，你的聲音大就要別人聽你的那個叫做民粹。那些在小石城中學外阻止黑人學生進入校門的人，走的就是這個路子。

如今六十多年過去，我們依舊在討論“自由”與“秩序”的邊界；人類社會也始終在自由與恐懼之間搖擺。也許最可怕的并不是壓迫，而是借“正義”之名的集體激情。要知道近代以來人類的任何一場浩劫，無不以高大上的目標作為旗幟，只要這一旗幟不斷揮舞，再加上“大嗓門”掩蓋掉一切聲音，那么對某一族群冷漠、迫害與屠殺往往就會變的正當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