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馬,作為歐洲人延續數百年的傳統競技運動,自清末鴉片戰爭后國門洞開,隨西方僑民的大規模涌入與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傳入中國,在北京這片兼具皇家氣派與市井煙火的土地上逐漸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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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通史·社會風俗卷》考證,北京的賽馬活動并非單純的外來移植,而是在清末民間“廟會賽馬”基礎上吸納西方競技規則發展而來,其雛形可追溯至光緒年間(1875-1908年)城郊廟會中的民間賽馬游戲,至民國初年已形成規模化、規范化的競技賽事,成為當時社會中一道獨特的中西合璧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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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歲時記》載“白云觀正月十九日賽馬,游人如織”,《天咫偶聞》提及“南頂娘娘廟廟會,賽馬為盛事,士女觀者塞途”,《燕都游覽志》《北平旅行指南》等文獻進一步佐證,清朝中晚期至民國初年,北京城內外賽馬場地已達十余處,形成“廟會賽馬”與“專業賽馬場”并行的格局。
其中,白云觀、南頂娘娘廟等地的賽馬多依附于民俗活動,賽程較短、規則松散,以娛樂性為主;而黃寺北教場、釣魚臺行宮等地的場地則更具專業性,最初為旗人騎射練兵之所,后逐漸轉型為賽馬競技場地,為南苑萬國賽馬場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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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呈現的一組珍貴老照片,定格了民國時期北京南苑萬國賽馬場的巔峰盛事。這座賽馬場的歷史淵源可上溯至明初,南苑(古稱南海子)作為皇家苑囿,自永樂年間便設有“御馬監”,專門飼養御用戰馬與觀賞名馬
《明實錄·太宗實錄》中便有“命戶部于南海子置馬苑,牧養官馬”的記載;清代沿用此制,康熙、乾隆年間多次擴建馬廄與跑馬道,成為皇帝檢閱騎兵、演練騎射的重要場所,《清會典》明確其“為皇家御馬飼養、騎射之所,設侍衛三員、馬甲二十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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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民國后,隨著帝制終結,皇家苑囿的功能逐漸轉型。民國十三年(1924年),在京外國僑民與北洋政府中的開明派官員共同出資,將南苑部分區域改建為“萬國跑馬場”,據《順天時報》1924年5月報道,此次改建耗資約20萬銀元,以鋼筋混凝土立柱圈定場地,賽道按國際標準鋪設,周長達二公里,坡度平緩、視野開闊;場內除兩層看臺樓外,還設有裁判臺、馬廄、貴賓休息室、餐飲區等配套設施,看臺樓分為“特等席”“一等席”“普通席”,特等席配備沙發與茶點,專供各國公使、軍政要員及富商巨賈使用,普通席則面向市民開放,門票價格為銀元1枚,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中西共賞”的娛樂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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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南苑萬國賽馬場的賽事規格頗高,據1925年《晨報》對“春季賽馬會”的報道,賽事分為“平地賽”“障礙賽”“短途賽”等多個項目,參賽馬匹不僅有來自英、法、美、日等國的純種賽馬(如英國純血馬、阿拉伯馬),還有中國本土培育的“蒙古馬”“伊犁馬”,參賽選手包括外國僑民騎手、北洋軍閥麾下的騎兵軍官及民間資深馬夫。
其中,1926年的“萬國杯”賽事最為知名,共有32匹名馬參賽,最終英國駐華公使的坐騎“閃電”奪冠,北洋政府陸軍總長吳佩孚親自為獲勝者頒獎,這場賽事被當時的媒體稱為“民國北京最盛大的中外體育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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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萬國賽馬場的興起,不僅是西方運動文化在中國的傳播縮影,更折射出民國初年北京社會的劇烈變遷——皇家禁地向公眾娛樂場所的轉型,中外人士同臺競技的場景,既反映了當時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也暴露了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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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南苑作為軍事要地被日軍占領,萬國賽馬場遭嚴重破壞,賽事被迫中止,這座見證了民國北京繁華與動蕩的賽馬場,最終隨著時代的洪流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僅留存于老照片與文獻記載中,成為一段珍貴的城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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