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印度敢公然仿制美國天價藥，中國卻不敢？真是中國膽小嗎？

為什么印度敢公然仿制美國的天價藥，中國卻不敢？你以為這是中國膽小，實際上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國運選擇，印度敢硬剛國際藥企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為啥我們不能學？

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主題：中印不同的仿制藥之路。

游戲規則

印度能夠走上“世界藥房”之路，最早開始于1970年時任總理英迪拉·甘地推動的新《專利法》，這部法律只保護藥品的制造工藝，而不保護化合物本身。

這一招直接讓西方藥企瞬間崩潰，可當時的印度實行計劃經濟，根本不在乎國際規則。3年后印度又通過《外匯管制法》，直接將一眾外企巨頭趕出印度。

這種光腳不怕穿鞋的態度，也為印度仿制藥產業贏得了原始積累期。反觀中國1970年正處于特殊時期，等到1978年改革開放準備融入世界時，國際知識產權規則已經基本成型。

而且為了吸引外資發展經濟，中國不得不在1985年建立專利制度，并于1992年就開始保護藥品專利，從此中印兩國就走向了兩條岔路。

專利博弈

不過印度后來也要融入世界，印度1995年加入WTO時，西方規則也要求成員國必須保護藥品專利，而印度盡管滿口答應，但耍了一個花招。那就是只保護1995年以后的新藥，此前的統統不算。

這個騷操作直接將此前人類歷史上90%的救命藥，比如阿司匹林青霉素和胰島素等，統統列為合法仿制。這還沒完，印度專利法還重新規定，藥品的新配方、新劑型如果沒有顯著提高療效，就不授予專利。

而“顯著提高”的解釋權，又牢牢掌握在印度手中。甚至2013年瑞士諾華公司為抗癌藥新配方上訴至印度最高法院，稱生物利用度提高了30%應受專利保護。印度最高法院居然能說30%不算顯著提高，專利無效。

最終諾華敗訴，實質上就是單方面重新定義了“創新”，用國內法巧妙架空國際專利壁壘，為仿制藥大開綠燈。而且印度法律還有一個終極殺招，就是“強制許可”制度。即使你的藥品在印度有專利，只要政府認為涉及重大公共健康問題，就可以強行授權給本土藥企仿制。

不同選擇

這套邏輯在印度法律體系內也完全自洽，因為印度利用憲法規定“生命權高于一切”，而專利權只是一種財產權。

一旦它阻礙了公民獲得救命藥的權利，就必須讓步。那么中國為何不能照搬印度的模式呢？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不是英美法系國家，法官不能創造性的解釋法律，法律條文怎么寫就必須怎么執行。

但更重要的是中國醫藥市場規模高達1.6萬億人民幣，是印度的三倍都不止。如果像印度那樣挑戰專利，西方藥企遭受毀滅性的損失，必然會引發國際貿易摩擦，同時眾多中國高科技企業同樣依賴知識產權保護。

如果在藥品上不守規矩，就可能導致中國企業在其他領域也被惡意對待。而且西方藥企之所以不和印度一般見識，也并不是因為印度真有多硬氣，而是印度默許超過百萬人成為西方藥物試驗對象，并導致數千人在臨床試驗中死亡。

中國自然不能走這條路，而是利用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國家醫保局的砍價進行合法降價。從2018年以來，通過一輪輪談判，眾多西方天價藥被斬于馬下，治療肺癌的奧希替尼從5萬元一盒降至5580元，治療糖尿病的達格列凈片從每片15.96元降至4.36元。

當然最根本的方案還是自主創新，從2023年開始中國批準了80多個一類新藥，數量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自己研發出的新藥，自然也就不存在專利卡脖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