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庾嶺開前烏逕路為南北通衢說質疑——兼探唐宋至明烏逕路的發展與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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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嘉靖《南雄府志》所謂烏逕路為“庾嶺未開，南北通衢也”一語，源于明人胡永成的《開路六難議》，然胡氏所載并不可信，前人基于此得出烏逕路為唐庾嶺開前之南北通衢一說不能成立。古代烏逕路雖有湞、桃二江可供航運，且連通二水的陸地較為平坦，很早成為中原士民由贛入粵的道路之一；但因陸路迂遠，水路多險灘，長期以來僅作為支路發揮作用，直到宋代才逐漸凸顯其作用，成為贛粵間一般貨物及廣鹽走私比較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在廣鹽走私方面，宋代烏逕路似較大庾嶺路更為重要，只是受江西營銷淮鹽政策的影響，由私鹽帶動的道路交通還比較有限。明代漸許廣鹽入贛，大量廣鹽進入南、贛、吉等府。在此過程中，因大庾嶺路費腳力、關稅重，而烏逕路所經的信豐等縣很長一段時間不必納稅，致使眾多往來于贛、吉等府的鹽商改走烏逕，并促使各方整治此路，使其逐漸發展成為贛粵乃至南北地區以鹽為主但又不限于鹽運的交通要道。

關鍵詞：烏逕路；大庾嶺；南雄；信豐；南北通衢

在古代，中原王朝若由江西進入廣東一般走大庾嶺路。這條路自唐張九齡主持修鑿后，因大大方便了過嶺，密切了贛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之間的聯系，成為中原王朝南下交廣乃至出海最為重要的通道之一。此外，古代贛粵之間緊挨著大庾嶺還有另外一條比較重要的路，即今日人們習稱的“烏逕古道”。這條路由南雄溯湞江東行至烏逕，再陸行至信豐九渡下水，入桃江、貢江，即可抵達贛州，亦頗通達。有關這條路最重要的記載，見于嘉靖《南雄府志》，其文曰：“烏逕路，通江西信豐。陸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贛州大河。庾嶺未開，南北通衢也。”此載附于“大庾嶺路”條之后，將烏逕路與大庾嶺路并舉，可見當時此路之重要性。而末一句謂烏逕路在張九齡開路前乃南北往來之大道，如果屬實，則說明烏逕路由來已久，歷史作用更不容忽視。

作為古代贛粵間的要道之一，學界亦很早關注到烏逕路，并積累了不少成果。這些成果為今人了解和進一步研究烏逕古道奠定了基礎，但其中的問題也值得重視。首先，幾乎所有學者都信從嘉靖《南雄府志》的記載，認為烏逕路在唐庾嶺開前為南北通衢。然而，無論是張九齡開路前還是之后，直至明代，有關烏逕路的記載均十分匱乏，很難與它作為通衢大道的地位相匹配；且嘉靖《南雄府志》的成書距張九齡開路八百余年，作者如何知道庾嶺開前烏逕路的情況？有何依據？很值得懷疑和追究。其次，對于庾嶺開后烏逕路的情況，前人多依據明代資料，籠統地認為仍然十分繁盛；或以為逐漸衰微，至明代中葉始又日漸凸顯作用。對唐宋時期烏逕路的情況，缺乏深入探究。再次，不少學者都注意到烏逕路與明代廣鹽入贛有關，是粵鹽北運的重要通道，但鹽運與烏逕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鹽運具體如何影響烏逕道的發展演變？前人的研究則較為薄弱。有鑒于此，筆者擬先對庾嶺開前烏逕路為南北通衢這一說法進行考察和辨析，在此基礎上探究唐宋至明烏逕路的發展與興盛。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

唐以前的烏逕路：庾嶺開前烏逕路為

南北通衢說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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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庾嶺開前烏逕路為南北通衢說首見于嘉靖《南雄府志》，后被顧炎武《肇域志》、萬歷《廣東通志》、乾隆《南雄府志》、道光《直隸南雄州志》等志書廣泛接受，又被今日學者普遍信從，幾成定說。然而正如文章開頭所言，嘉靖《南雄府志》的記載值得懷疑。前人于此多不注意，往往將其作為信史加以采用或論證。筆者考證則發現，府志“庾嶺未開，南北通衢也”一語，實源于嘉靖年間南雄知府胡永成的《開路六難議》，但其所載亦不可信。因此說事關庾嶺開前贛粵間的交通形勢，故于此首先予以辨析說明。

胡永成，字思貞，號嵿泉，吉州安福縣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副使。在擔任副使前的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541—1544），任南雄知府。他到南雄的第二年，有吉安商民告從南雄府嚴塘河下裝載鹽引，新開山路至南安小明里河。胡氏覺得此舉于雄民不便，遂作《開路六難議》論之。這篇議論最早收錄在嘉靖《南雄府志》卷下，緊挨前揭“烏逕路”條之后，條作“知府胡永成《開路六難議》”。議論的內容見下文。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該議論開頭即謂“其一”“其二”云云，不大像一篇完整的議論，應該還缺了一部分類似于引言的文字。這一點從羅洪先所撰的胡氏墓志可以得到證明，據墓志載：

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建六難之說。始庾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逕，出信豐，至今商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難說曰：“塞烏逕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移橋關費巨二；減鹽牙稅勢，須增民料價三；新道險僻，必多增巡徼四；開道撤江嶺藩籬五；西河淺小，水利不便六。”議者詘其說，事竟寢。

這段文字應該是胡氏之子或羅洪先根據胡永成的《開路六難議》改寫的。可以明顯看出，胡氏在正式闡明六難之前，還有一段類似于引言的文字——在墓志中簡化為“始庾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逕，出信豐，至今商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兩句——以說明他發表議論的緣由。

再看嘉靖《南雄府志》的記載，“知府胡永成《開路六難議》”條雖缺了“引言”，然細看前一條“烏逕路”之記載，卻云：

烏逕路。通江西信豐，陸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贛州大河。庾嶺未開，南北通衢也。嘉靖壬寅，吉安商民郭嘉萬等，告從本府嚴塘河下裝載鹽引，新開山路，至南安小明里河，非雄民便。

這條材料包含三個信息：一是南雄經烏逕路至信豐及抵贛州大河之路程，二即謂此路為庾嶺開前南北通衢之重要論斷，三為商民告開新路一事。后面緊接著就是胡氏的《開路六難議》。對照墓志記載可知，所謂“庾嶺未開，南北通衢也”，實對應“始庾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逕，出信豐，至今商鹽用之”；商民告開新路，則對應“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南雄府志》成書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胡氏議論亦發表于是年，并收錄在府志中，當在府志成書之前。由此推斷，嘉靖《南雄府志》“烏逕路”條主要是根據胡氏《開路六難議》開頭的一段文字編輯而成，“烏逕路”條和“知府胡永成《開路六難議》”條合并即胡氏議論的完整內容。府志“烏逕路”條中“庾嶺未開，南北通衢也”一語，實源于胡永成的《開路六難議》。

胡氏議論的完整版今已無存，墓志所載胡氏議論中“始庾嶺未開時······至今商鹽用之”一句，蓋亦非原文（觀墓志簡化議論的其他內容可知）；然較府志之簡化，無疑保留了更多信息。胡氏這句話的意思是：在張九齡開路之前，大道從南雄東河抵達烏逕，出信豐，直到今天商鹽運輸仍在使用。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提出烏逕路為唐庾嶺開前之南北大道的記載。但筆者以為胡氏此說并不可信，理由如下：

首先，胡永成距張九齡開路已八百余年，不可能親身了解唐代烏逕路的情況。他是吉安人，到南雄才一年多，對當地的歷史和地理情況想必也不熟悉，故他對烏逕路的認識，要么來自文獻記載，要么來自當地的學者或其幕僚。究竟如何，今已無從考證。目前所知的是，胡氏有關烏逕路為庾嶺開路前通衢大道的說法，除引用胡氏議論的《南雄府志》外，找不到第二條類似的材料可資佐證，可謂孤證難立。

其次，此說謂烏逕路為庾嶺開前之南北大道，與當時贛粵間的交通情況明顯不符。大庾嶺自秦漢直至唐代，無論是張九齡開路之前還是之后，均為贛粵間的南北大道所在。所謂張九齡開鑿大庾嶺，乃新修一條更為便捷之嶺路，非首開山道。在張九齡開新路之前，庾嶺舊道在新道之西的游仙徑一帶。先天元年（712），南海武溪蠻作亂，趙慈頡受命討伐，事畢北歸，“至大庾嶺半亭驛”染疾而終。半亭驛當在庾嶺舊道的秦橫浦關一帶，明證開元鑿路前大庾嶺亦為南北干道（驛路）所經。

再次，胡氏六難議并非嚴謹的地理學或史學著作，而是帶有強烈目的的政論文。其目的在于反駁、阻止商民請開小明里路，維護烏逕路帶給南雄地方及百姓的利益。據胡氏《開路六難議》載：

其一······開路必強烏逕之民以塞路，而平昔以載馱為業者須盡數逐遣，而后利可盡歸于南安······其二，必將本府原設太平橋改建下流一二里間方可濟事······一旦改作，數千金之費無從而出也。其三，必須別處保昌料價。蓋烏逕牙鹽及沿河鹽店不下一二百戶，因此鹽利歲納牙稅銀千兩抵補前料，設使橋既下移，鹽往西行，此輩俱不獲利，又豈肯虛賠前稅？勢必派于保昌之民，昌民方困于虛糧，又復以此加之，是安人受利、雄人受害······其四······今查此路西通湖廣、北通江西、南通廣東，若巡司不設，則奸細交通得以自由，萬一生變，咎將誰歸？其五······夫此路一開，不過南安鹽牙店家倍專其利而已，至于軍餉全無干系······其六······今乃率爾告開新路，恐求利未得而先有開路之費······況沿途俱系納糧田地，而以為人馬通衢······亦恐得罪于民也。

可知小明里路的開鑿將嚴重影響到烏逕路以鹽運為主的商業交通，進而影響到南雄的載馱業、鹽稅、軍餉收入等多項軍政、民生事業。而據萬歷《廣東通志》記載，當時請開小明里路者乃“吉安奸商籍權貴”，聲勢頗大。帶頭的商人又是胡永成同鄉，顯有利用同鄉關系達到開路的目的。在此形勢下，胡氏及其幕僚勢必拿出有力的理由進行反駁，包括將烏逕路說成是庾嶺開前的南北大道。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又據嘉靖《南雄府志》所載可知，明代南雄的學者以為秦漢時期的橫浦關即張九齡所開嶺路上之梅關，即不知張九齡開路前別有干道經過庾嶺，而以為開元開路前庾嶺道路難通，非干道所在。這一錯誤認識或許是導致他們將明代興盛的烏逕路（有關明代烏逕路的繁興，詳下）視作庾嶺開前南北大道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所謂烏逕路為庾嶺開前之南北大道，應該是胡永成等人在不了解張九齡開路前別有干道經過大庾嶺的情況下，為維護烏逕路的交通地位，保護南雄在鹽稅、軍餉收入等方面的利益而產生的一種說法，并不可信。實際上，清人對此說法已有所懷疑，如《大清一統志》載烏逕路，只謂“在州東大黃里，路通江西信豐縣”，并無南北通衢之類的描述。

嘉靖《南雄府志》“庾嶺未開，南北通衢也”這句話，乃前人論證烏逕路是比梅關路更早開通的南北通道的主要依據。它的問題，已如上辨。除此之外，論者還從庾嶺開前人們行走烏逕路的案例及自然條件等方面進行論證，筆者以為均不足以支撐庾嶺開前烏逕路為南北通衢說這一論斷，試辨如下。

首先，關于庾嶺開前行走烏逕路的案例，目前論者只在一些族譜中找到兩例：一是西晉末年的李耿。據1997年《新溪李氏十修族譜》中一篇題為李德裕所作的《晉太常李公介卿傳》記載，晉愍帝朝太常李耿以直諫獲罪，左遷始興郡曲江令：“于建興三年乙亥秋，奉上曲江之遣，挈家之任，由虔入粵，道經新溪，環睹川原幽異，可卜筑以居······于是遂隱居新溪之岸。”新溪即烏逕鎮新田村，在烏逕西南的湞江南岸。二是武周時期杜如晦之孫杜正宇。據1995年《中國江南杜氏聯修族譜·明杜氏重修譜源序》載，貞觀十九年杜如晦三子杜愉悅任端州刺史，后卒于任。其子杜正宇，弘道元年（683）以文武才獲廣州都督的薦舉，應召北上，“時粵未經通道，宇公道經廣與韶，路經烏逕，值高廟崩，嗣圣即位”，“武后稱帝”，于是托病不進，定居烏逕。

上述族譜所載多有矛盾，且攀援附會的跡象明顯，能否作為信史還很難說；退一步講，即便可信，自秦漢統一嶺南以來，至中唐七八百年的時間內，僅能找到兩個行走烏逕路的案例，不正說明這條路不太重要、不大可能是南北通衢嗎？當然，攀援附會的族譜資料往往含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晉太常李公介卿傳》載李耿事，發生于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導致中原士民大舉南遷之際。其時嶺南也是移民遷入的一個重要地區。譜傳載李耿事跡或有可疑，但其反映魏晉時期有部分移民經烏逕路進入嶺南則是可信的。類似的案例也見于一些江西方志中，如天啟《贛州府志》引《南康志》載：

晉葉率為九江太守，與兄大司馬混、太守仲通避劉曜之亂，奔豫章南埜東界。率卒于榖山，混卒于首方口，仲通卒于烏漾灘，皆今信豐地也。故俱廟祀焉。

烏漾灘乃桃江下游險灘（詳下文）；榖山在信豐縣西二十里，其北麓即烏逕路。葉率兄弟奔南埜東界的事跡同樣難以考實，卻反映了魏晉時期有北方移民經信豐、烏逕路往南遷移的事實。不過，這也只能說明唐以前的烏逕路已開辟為南北道路，而不能就此認為它是比大庾嶺路更為重要的通衢大道。

其次，自然條件方面。烏逕路有信豐的桃江、南雄的湞水可供航運，且連接兩河的烏逕一段陸路地勢較為平坦，不像大庾嶺崎嶇險絕，難以攀越，故論者以為在唐庾嶺開前烏逕路乃嶺南連接中原最快捷、最平坦的道路。此說有一定的道理，然論者只注意到南雄至大庾及信豐的局部路程，而未全面考察南雄經大庾嶺和烏逕路至虔州的道路情況。綜合考察就會發現，烏逕路不可能是比大庾嶺路更為平坦、便捷的道路，無論是在庾嶺開前還是之后。為證明這一點，筆者考證整理了唐宋時期虔州經大庾嶺路及烏逕路至湞昌的水陸路程情況，見表1。

表1顯示，大庾嶺路無論水陸，均較烏逕路捷近。尤其是陸路，較烏逕路近約百里，這無疑是一個難以替代的巨大優勢。水路比較接近，然烏逕路信豐至虔州的桃江水路險灘眾多，并不適合通航。據《江西名勝志》卷12信豐縣“桃江”條載：

桃江在縣東，源出龍南縣東桃山，北五百三十里至信豐營入貢水，有灘十五，曰烏漾、枯木、三摺、梓木、石瀨、龍江、圓潭、上寒、下寒、智咽、入三港、下順、劍門、車輪、斷龍諸灘，惟烏漾石峻，舟楫難通，近年始鑿去。

《大清一統志》亦載：“（桃江水）入贛縣又名信豐江。中多灘險，而龍南之龍頭、信豐之烏漾二灘尤甚，明季至今，開鑿漸平，南雄鹽利，由此通焉。”又康熙《信豐縣志》卷4曰：“（桃江）中有灘······皆巨石屹立，巉巖險峻。春夏水泛，則洶涌湍急；秋冬流涸，則干淺窄□。唯通南雄鹽利，余貨不經焉。”同書卷8云：“且本縣江小水激，灘石齒齒，大船不入，小船止載米四五十石，而為灘石所破壞者十有九焉。”可見烏逕路桃江航道險灘眾多，極難通航，至明代才逐漸鑿平，但也主要用于運輸廣鹽。直到現代，桃江信豐至信豐江口一段河道航行仍然比較困難。與之相比，章江的干流航道則水流平緩，險灘很少，常年通航10~15噸級帆船。明清至今已經鑿平的桃江水道尚且如此，則唐宋及之前桃江糟糕的通航條件亦可想見。陸路較大庾嶺路迂遠，水路又通航困難，烏逕路實際上并不具備優良的自然條件使其成為溝通南北的通衢大道。

綜上，古代烏逕路因有桃江、湞水的水運之便，加上連接兩河的陸路無高山險阻，很早便已形成道路。在魏晉南北朝人口南遷的浪潮中，部分中原移民可能已經通過此路進入嶺南地區。不過，受陸程迂遠及水道桃江下游多險灘、不便通航等因素的影響，該路長期以來僅作為輔路發揮作用，并不像嘉靖《南雄府志》記載的那樣，是唐庾嶺開前的南北通衢。府志“庾嶺開前，南北通衢也”一語源于胡永成的《開路六難議》，但胡氏議論中的說法應該是在不了解張九齡開路前別有干道經過大庾嶺的情況下，為維護當時烏逕路的交通地位、確保南雄在鹽稅、軍餉方面的收入等利益而產生的，并不可信。

二

唐宋至明烏逕路的發展與繁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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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南雄府志》謂烏逕路為庾嶺開前之南北通衢雖不可信，但它首次以烏逕路之名將其載入官修志書，則足見當時此路之重要性。明中葉以后，有關烏逕路的記載也多了起來。這些記載除了沿襲《南雄府志》舊說之外，主要記錄了烏逕路在鹽運與軍事方面的作用，充分體現其重要性，足當贛粵乃至南北往來之要道。這種地位一直延續到近代。至民國雄信公路修成后，此路甚至成為“對于粵贛交通及軍運最關重要”的道路。明清以來的烏逕路繁盛如斯，而唐以前的烏逕路并不重要；那么唐宋時期烏逕路又是怎樣一種情況？明代的烏逕路是如何發展興盛起來的？以下即分唐宋及明兩個階段進行考察，探究烏逕路的發展與興盛軌跡。

（一）唐宋時期的烏逕路

唐宋時期的烏逕路，相關記載亦頗匱乏；唐代的記載尤為少見，除前揭難以證實的杜氏族譜所載之外，僅能從一些零碎、間接的史料，了解到唐末五代烏逕路的部分情況。首先是根據嘉靖《南雄府志》記載，烏逕平田村有寶成院、新田村有臨水院，俱建于唐咸通年間。寶成、臨水二院建于此要沖之地，恐非普通佛寺，而是具有一定接待庵院性質的寺院，推測唐末烏逕已是交通較為通達之地。其次，據一篇題為譚大初所作的《溪塘水東陳氏地輿記》記載：“雄州東七十里，古志名蓮溪。初置雄州，經之營之······此古營建處也。學宮神廟設其制，衙署城池定其規模，至今基址猶不朽焉。”即謂溪塘（今溪塘村）為五代南漢雄州州治所在。南漢設雄州于烏逕道，似乎說明當時此路已極為重要；但據羅凱燊研究，南漢之所以置治于溪塘，一是因為此地地理條件優越，二則便于向閩南、贛南擴張。可見南漢置雄州于烏逕道，主要與南漢和譚全播等控制下的虔州等割據政權的斗爭局勢有關，不可因此推斷當時的烏逕路已頗為重要。不過，雄州既設在烏逕道上，則當時此路之重要性亦當隨之提升；但這種重要性在宋滅南漢、復置南雄州于湞昌后，蓋亦隨之回落。

宋代烏逕路的情況，史載較詳。如前揭《寰宇記》載南雄州東至虔州信豐縣界一百二十八里，當指烏逕路南雄至信豐界一段里程，乃烏逕路首次被記錄在地理總志中。又《永樂大典》引元《南雄路志》載：

大寧鎮，距（南雄）州七十里，舊制監官文武各一員，收稅兼管煙火。紹興間改為溪塘鎮，止置武臣一員，租額年終收錢一千一百二十二貫三百七十六文。

此大寧鎮《元豐九域志》有載，即南漢設雄州處。蓋北宋復南雄州于湞昌后，乃于舊治設大寧鎮。大寧鎮南宋紹興年間改名溪塘鎮，《宋會要輯稿》載有此鎮熙寧年間的租額（詳下）。又紹興議和期間，王之道因忤秦檜意，被責監此鎮監稅。從該鎮官員收稅、監稅之職責及年租額等信息來看，宋代烏逕路之商業交通已頗發達。又宋羅椅詩《題信豐縣城六首》之四《清平今下西門》曰：“行行西復西，稍喜市聲靜。征夫指前路，望望梅花嶺。”征夫所指當即烏逕路。征夫可能是一般的行人，也可能是從役的兵士。若是后者，則反映當時的烏逕路在軍事方面亦頗重要，故兩宋均設武官管理此鎮。

宋代烏逕路最可注意者，在于它成為廣鹽走私入贛的要道。如所周知，宋代繼承唐代自劉晏、第五琦等鹽法政策下形成的食鹽運銷制度，將全國劃分為若干鹽區，每個鹽區只能銷售某一產地的食鹽；無論官、商，越過規定區域行鹽均屬違規行為（食鹽走私）。江西自唐以來即以營銷淮鹽為主，但這一鹽區歸屬對虔州等地來說并不合理。因為虔州毗鄰廣東，運輸廣鹽極為便利；而從淮南運鹽至虔州，不僅路途遙遠、成本高，且鹽質低劣、價格高昂。不合理的鹽區歸屬導致虔州等地廣鹽走私盛行，鹽盜猖獗。為此，盡管宋廷采取了包括設置州軍、以武弭盜等方法進行治理，皆收效甚微；元豐五年（1082），朝廷又試圖改革虔州鹽法，許運廣鹽入虔，很快也以失敗告終（至元祐元年，1086）。此后除南宋初的短暫幾年外，直到明代，虔州均以營銷淮鹽為主。是以兩宋虔州鹽政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廣鹽走私盛行，相關記載不絕如縷。如王安石《虔州學記》謂虔州為“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之地。曾鞏《光祿少卿晁公墓志銘》曰：“（虔）州近鹽，多盜與訟。”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載：“（虔、汀）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事田既畢，往往數十百為”葉適《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公墓志銘》云：“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李綱《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曰：“虔州地險民貧······私販為業。自軍興以來，嘯聚為盜······往廣東販鹽以圖厚利。”方大琮與鄭金部書述廣東的情形曰：“其地產鹽，而自汀贛、自湖南來，動以千百為群。”。

那么，宋代贛粵間的私鹽販子主要通過哪些路將廣鹽運入江西？據太平興國間執掌廣州市舶司的楊允恭上奏，當時有大量百姓盜販海鹽入嶺北，因請建大庾縣為軍，官輦鹽市之。朝廷遂詔建大庾縣為南安軍，“自是冒禁者少”。可知早在北宋立國之初乃至更早的唐末五代，廣鹽走私入贛已頗為嚴重，不過當時主要走大庾嶺路，故有楊允恭請置南安軍、官輦鹽市之等查禁私鹽之舉。南安軍的設置，對于控扼大庾嶺路的私鹽應該是比較有效的，所謂“自是冒禁者少”當非虛言（當然，此舉不可能完全杜絕大庾嶺路的廣鹽走私，當中應有部分私鹽仍從此路入虔）。大庾嶺路既遭查禁，則鹽販子為厚利所驅，必然會尋找其他路徑。據南宋文同《屯田郎中閻君墓志銘》載：

虔州民私貿鹽以自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公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者。比會，信豐令嘗擊此等囚逮二百人，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

信豐令捉拿的鹽盜近百人，乃至于出現專門針對私鹽販子的“鹽獄”，可見當時信豐縣廣鹽走私之盛。而信豐乃烏逕路入虔必經之地，由此推斷當時許多鹽販子是經烏逕路運鹽入信豐至虔、吉等地的，烏逕路乃宋代廣鹽走私入贛的要道之一。烏逕路的私鹽同樣遭到官府的打擊，但因其道路險絕及相比大庾嶺路烏逕路私鹽查禁力度小，更加容易偷運，這或許是鹽販子選擇此路的主要原因。

由上可知，宋代烏逕路已成為一般貨物及廣鹽走私等比較重要的通道。不過烏逕路畢竟不如大庾嶺路便捷，直到宋代它的作用也還難與作為驛路干道的大庾嶺路相比，這從相關文獻對兩路記載的多寡可以看出。有兩組宋代南雄州在城和溪塘鎮的商稅數據，一組是北宋熙寧年間的，相差12倍；一組為南宋初年的，相差6倍多，也直觀地呈現出兩路在商業交通上的差距。烏逕路在廣鹽走私方面或許要比大庾嶺路重要，但走私終究為官方所不許，常受地方官員的打擊，故由私鹽流通帶動的道路交通應該也是比較有限的。

（二）廣鹽入贛與明代烏逕路的繁興

如前所述，明代的烏逕路逐漸興盛，成為贛粵乃至南北往來的要道。且從相關記載來看，明代烏逕路的繁興與食鹽運銷密切相關。如嘉靖《南雄府志》卷上載烏逕有鹽牙行二十四名，同書卷下胡永成《開路六難議》謂烏逕牙鹽及沿河鹽店不下一二百戶。前揭胡永成墓志謂烏逕路至今商鹽用之。這是南雄的情況，再看信豐。據康熙《信豐縣志》卷4載，位于九渡水一帶的竹絲陂，弘治、正德及嘉靖初設有鹽行。又同書卷5曰：“信豐舊食廣鹽······素無稅額。嘉靖二十四年，太和□陽照等爭撐船埠頭，自首情愿納餉，遂興稅例，漸設官抽稅，僉立牙行，認納稅銀二百四十兩。”知明代信豐的鹽運亦十分繁榮。上述記載還顯示，明代烏逕路不僅是私鹽，也是官鹽運輸的要道，這與唐宋時期的情況大不相同。出現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朝改變了唐宋以來江西營銷淮鹽的局面，許南、贛、吉等府行廣鹽。正是廣鹽的大量進入江西，導致和促成了烏逕路的繁興。

有關明代廣鹽入贛及江西鹽區歸屬的變化過程，前人已有很多研究，茲不備考。根據方志遠、黃國信等人的梳理，其過程大致如下：明初洪武三十年，因廣西缺餉，改募商人于廣西納米，赴廣東支鹽，運至江西南、贛、吉、臨四府發賣。此為明代江西行廣鹽之先例，不過只是當時的權宜之計，并未改變原來的鹽區歸屬。至正統、天順年間（1436—1464），因兩廣動亂頻發，為籌措軍餉，兩廣總督乃請運廣鹽至江西南、贛二府等地發賣。南、贛二府行廣鹽自此始。正德六年（1511），因江西流民起事，主持江西軍務的都御史陳金為籌集軍餉，又請許廣鹽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九年止。正德十二年，南、贛剿匪，王陽明又請行廣鹽于袁、臨、吉三府，至次年戰事結束止。嘉靖五年（1526），南贛巡撫潘希曾復請許袁、吉、臨三府行廣鹽，經兵部力爭，獲準。此后經反復爭論，最終于嘉靖十五年確定南、贛、吉三府食廣鹽，袁、臨二府則仍食淮鹽的局面。

鹽區改變必然導致大量廣鹽進入江西。一般情況下，大庾嶺路仍是最主要的運道，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上文已知，明代江西有南、贛、袁、吉、臨等五府改行廣鹽，其中袁、臨二府時間較短，南、贛、吉三府則長期食廣鹽。五府當中，南安與南雄僅一嶺之隔，廣鹽運入必走大庾嶺路；但贛、吉、袁等府卻未必如此。嘉靖五年，潘希曾上奏稱：

臣又訪得，廣鹽自南安過嶺，下貢（章）水者多系拆賣，有引官鹽稱為大路······又有畏懼南雄府太平橋查盤，俱從小路越信豐縣橫田江、九渡水，徑裝袁、臨、吉地方貨賣。

可知部分鹽商為躲避南雄橋關的盤查，乃改烏逕等路北上袁、吉等地販賣。大庾嶺路帶給鹽商的麻煩還不止此，據王陽明《議南贛商稅疏》載：“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吏、倉官、義民等項······惟嗜貪污······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奸弊百端。”是南安亦設有關卡，需納關稅。即若走大庾嶺路，乃需經過南雄、大庾兩道盤查，繳納兩次關稅；且負責抽稅的官員往往貪污刻薄。這無疑影響到大庾嶺路的暢通，導致部分鹽販、商民改走烏逕等路。

大庾嶺路在許廣鹽入贛之前，過嶺馱載皆于中途博換，南雄、南安二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自許廣鹽入贛以來，南貨過嶺者愈多，馱擔者可得厚利，南雄百姓因此提議：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但南貨過北者均為鹽、鐵粗重之物，量大；而北貨過南者俱為金帛輕細之物，量小，致使南安百姓大失其利，遂致“民起私爭，殺傷狼藉，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間，屢斷屢爭，卒無寧歲”，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在南安知府張弼的斡旋下得到解決。這一長達二十年的糾紛導致的庾嶺商路不通，對于贛粵間過往商旅的道路選擇應該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又據嘉靖五年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左參政王大用、兵備副使林大輅呈報：

訪諸鹽商，自南雄太平橋榷稅，般至信豐縣九渡水下船，徑抵贛州，商樂其便。而南安則惟章水一支，河道紆淺，兼以折梅亭換夫，頗費腳力，商人就此者少······若在南安抽分，則信豐各縣所過之鹽俱得不稅，合無查照。

此呈顯示，即便在太平橋納了關稅，許多鹽商仍選擇走烏逕路。何以如此？王大用等解釋是因為大庾嶺路費腳力，南安只有章水一支（相對烏逕路有湞江、桃江二水而言），且河道紆淺。所謂嶺路頗費腳力、南安唯有章水一支屬實，但云章水紆淺則與前文了解到章江與桃江的水運情況不符。這可能是因為信豐各縣俱得不稅，私鹽盛行，王大用等害怕擔責，故意夸大章江水運的困難。信豐的鹽稅遲至嘉靖二十四年才開始征收，從正統年間算起，有近百年的不稅期。這對于贛粵之間的鹽商來說，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乾隆《信豐縣志》即載：

信邑地連東粵，聞有明時百貨絡繹，街市稱輻輳焉。后緣奸民私稅于橋，粵賈遂阻。今則墟市不過布帛菽粟，物無淫巧，無他大利。

可見信豐的稅與不稅，對烏逕路的商業交通影響極大。因此，王大用等呈報中的要害，其實仍在于大庾嶺路繳納的稅重，而烏逕路所經之信豐等縣不必納稅，導致運往贛、吉等府（尤其是吉安等地）的官、私鹽商多走烏逕等路。從前揭潘希曾稱鹽商經九渡水徑裝袁、臨、吉地方貨賣，康熙《信豐縣志》載太和人在信豐爭撐船埠頭等，均透露出烏逕路與吉安等地鹽商之密切關系。

烏逕路的交通條件原不如大庾嶺—贛江路，但隨著大量廣鹽經此道北上，乃促使各方對烏逕路進行整治。如前揭《大清一統志》謂桃江下游烏漾灘最險，“明季至今，開鑿漸平，南雄鹽利，由此通焉”。清汪日《京省水道考》亦云：“又東則為烏漾，此江上下，極其險阻，商賈不通，明季始鑿平之，可容舟楫。”據嘉靖《贛州府志》記載：“（桃江）諸灘惟有烏樣石峻而險，義民周仕涌偕姪模捐資疏鑿，始便。”周氏叔侄鑿灘的具體時間不詳，要在嘉靖十五年之前。《京省水道考》等謂明季始鑿平之，蓋即指周氏的這次疏鑿。不過從“明季至今，開鑿漸平”一語推測，自明至清對烏漾灘的疏鑿當不止一次。疏鑿之外，明代官府還在烏漾灘設置哨船和水手，以加強對該險灘的利用和管理。除了烏漾灘，明嘉靖年間又有信豐邑人開鑿九渡水河道，使通舟楫，成為“行鹽捷徑”。這些整治措施必然改善烏逕路的交通條件，降低其與大庾嶺—贛江路的差距，并在信豐等縣俱得不稅的情況下，反過來促使更多的官、私鹽商改走此路，使其逐漸發展成為贛粵乃至南北地區以食鹽為主但又不限于鹽運的交通要道。

三

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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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考辨可知，嘉靖《南雄府志》所謂烏逕路為“庾嶺開前，南北通衢也”一說，實源于明嘉靖間南雄知府胡永成的《開路六難議》，但胡氏議論中的說法應該是在不了解張九齡開路前別有干道經過大庾嶺的情況下，為維護當時烏逕路的交通地位，確保南雄在鹽稅、軍餉收入等方面的利益而產生的，并不可信。以往學界基于嘉靖《南雄府志》這一記載，得出烏逕路在唐大庾嶺開鑿之前為南北通衢的說法不能成立。

古代烏逕路有湞江、桃江二水可供航運，且連通二水的烏逕、九渡一段陸地較為平坦，很早便已形成道路。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部分中原士民很可能已經此道進入嶺南地區。不過，由于該路陸道較大庾嶺路迂遠，水道桃江中下游又多險灘，不大適合航行，故長期以來僅作為輔路發揮作用。一直到唐代，相關記載還很少見。入宋以后，有關烏逕路的記載才稍多起來，它也成為贛粵之間一般貨物及廣鹽走私比較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在廣鹽走私方面，烏逕路似比大庾嶺路更為重要，但受宋代江西長期營銷淮鹽、禁止廣鹽入贛政策的影響，由廣鹽走私帶動的道路交通還比較有限，故宋代的烏逕路總體上仍難與作為驛路干道的大庾嶺—贛江路相比較。

明代漸開廣鹽入贛之禁，從正統、天順年間起，先后許南、贛、吉、袁、臨等五府營銷廣鹽，其中南、贛、吉三府長期改食廣鹽。政策和鹽區歸屬的改變，導致大量廣鹽進入江西。在此過程中，因大庾嶺路存在費腳力、關稅重及抽稅官員貪污腐敗等問題，而烏逕路所經的信豐等縣很長一段時間不必納稅，致使大量前往贛、吉等府的官、私鹽商改道烏逕，并促使各方勢力整治、修鑿此路，使其逐漸發展成為贛粵乃至南北地區以食鹽為主但又不限于鹽運的交通要道。

作者：王紅星

來源：《韶關學院學報》2025年第4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杜佳玲

校對：鄭雨晴

審定：王玉鳳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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