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黃循財的綏靖主義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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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出席了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晚宴，在和彭博新聞社總編輯對話時，特意提到了最近的中日風波。
他表示，希望中日能夠找到解開分歧的法子，讓眼下緊繃的局勢松一松。
他的原話是這么說的：

“我們希望兩國能夠找到解決這些極其復雜問題的方法，并繼續前進。東南亞已經與日本做到這一點。針對歷史問題，這花了一些時間，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代的更迭，情感變得不同，我們將歷史擱置，向前邁進。”

黃循財顯然是想當和事佬，自然是站著說話腰不疼，雖然都有被日本殖民的歷史，但是畢竟沒有像臺灣那樣長期被日本殖民，并沒有像中國這樣付出3000多萬人的生命代價，而且并非和日本山水鄰邦，所以沒有那些扯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葛。

黃循財并未很好地理解一個中國的立場和原則。

歷史上，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后，開始入侵東南亞。日軍于1942年1月31日，完全控制馬來半島后，發動新加坡戰爭，同年2月15日當年農歷春節期間，新加坡英殖民政府投降。

從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日軍投降為止，日本對新加坡的軍事占領時期約為3年半時間。

為了紀念在日占時期的死難同胞，在新加坡的市中心位于美芝路紀念公園，新加坡建有一個“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又稱為"新加坡和平紀念碑"。

該紀念碑于1962年興建，1967年2月15日建成。此后每年的這一天，人們都會在這里舉行悼念活動。

紀念碑高達70米，四支錐形的白色石柱，象征新加坡的華裔、馬來人、印度裔和歐亞裔所共同擔負的苦難和精神，

分別由四種文字寫著“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1942－1945”。

黃循財的綏靖主義與戰后對日本法西斯審判時印度代表的發言性質是一樣的：

?東京審判期間，印度法官拉達賓諾德·巴爾（R. B. Pal）公開主張所有日本戰犯無罪，引發巨大爭議?。

他的主要觀點是：

無罪主張：巴爾認為戰爭是國家行為，個人不應承擔全部責任；國際法未明確定義“侵略”，無法定罪；東京審判本質是戰勝國的政治報復，缺乏公正性 。 ?

個人意見書：他撰寫了超過10萬字的異議書，否定判決結果，質疑審判合法性 。 ?

審判結果：盡管巴爾反對，最終仍以6:5多數判處7名戰犯死刑 。 ?

后續評價：日本右翼將其奉為“恩人”，甚至供入靖國神社；印度與日本關系因這一立場長期友好 。 ?

巴爾所持的印度立場：作為前殖民地，巴爾可能對西方主導的審判持批判態度，認為其帶有殖民色彩。（也可能受日本宣傳毒害） ?

國際反應：多數法官來自曾遭日本侵略的國家，支持嚴懲戰犯；巴爾的異議被視為對審判正義性的挑戰 。 ?

1946年5月，東京審判法庭開庭，由戰勝國和殖民地國代表共同組成的11名法官對日本戰犯開審。

眾所周知，日本不僅在侵華戰爭中犯下了南京大屠殺、731部隊、“三光”政策等無數罪行，甚至挑起了太平洋戰爭，侵略了越南，朝鮮，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文萊、印度十多個國家，給亞洲人民造成了空前災難，尤其是拿活人做細菌實驗和百人斬更是令人發指。可以說，處決日本戰犯是當時中國和反法西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但在這時，卻有一個格格不入的存在，他就是印度法官拉達賓諾德·巴爾。他是印度的法學教授和官方代表，在其余10位法官都準備判處死刑的時候，卻稱日本戰犯罪不至死。他說：“發動侵略戰爭是由政府決定的國家行為，作為軍人，戰犯們只是忠于國家決定，并不違反國際法法。國際的法規只能夠限制國家，而不該追究個體。日本雖然侵略了亞洲國家，但不過是效仿歐美罷了，日本好歹是亞洲國家，真正導致亞洲國家遭受殖民的禍根是歐美。”(印度被英國殖民數百年)

巴爾的一番話語驚四座，中國代表梅汝璈律師據理力爭，其余國家的代表保持中立，整場審判變得曲折而緩慢。審判持續了兩年之久:盡管有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在內等人證物證，28名甲級戰犯只有7人判處絞刑，其余的只是判處7年以上的有期或無期徒刑，特別是日本法西斯的文人典型大川周明(日本著名的古印度哲學專家)居然通過裝瘋被解除起訴，事后神智又恢復“正常”，梅汝璈說：“這是對法律正義的嘲弄！”

1948年11月遠東國際法庭終于宣判：判處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7人絞刑，判處木戶幸一等16人無期徒刑，其它2 人有期徒刑。并將于12月在東京巢鴨監獄對7名甲級戰犯執行絞刑。

審判結束不過10年，甲級戰犯就全被釋放，甚至在日本政壇又卷土重來呼風喚雨，于是他們把巴爾奉為救命恩人。巴爾去世后，還送他進靖國神社供奉，成為里面供奉的唯一外國人。

2007年8月23日，安倍訪問印度，還特意會見了巴爾的兒子。安倍稱：“巴爾能在戰勝國面前為日本說公道話，不以成敗論英雄，實在是充滿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