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晚,中美元首的一通越洋電話,沒有劍拔弩張的措辭,卻在東亞地緣政治舞臺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砝碼。這場繼釜山會晤后的再度直接溝通,以“維護二戰勝利成果”與“理解臺灣問題重要性”的核心共識,悄然改寫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命運——她押注美日同盟、煽動涉臺議題的右翼冒險,終究在歷史法理與大國戰略的雙重考量下,走到了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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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勝利80周年之際,中方在通話中重申“中美曾并肩抗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當前更應共同維護好二戰勝利成果”,這一表述直指東亞秩序的核心根基。1945年《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早已明確臺灣回歸中國的法理依據,這不僅是中日關系的政治前提,更是戰后國際秩序不可動搖的基石。然而高市早苗上任以來,一面屢次否認日本侵略歷史,一面拋出“臺灣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危險言論,試圖將自衛隊介入臺海合法化,本質上是對戰敗國身份的公然背棄,對戰后秩序的蓄意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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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玩味的是美方的立場轉向。特朗普在通話中明確認可“中國當年為二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并直言“理解臺灣問題對于中國的重要性”。這一表態打破了此前的戰略模糊,清晰劃定了美國的底線:即便面對日本這一盟友,也不愿為其顛覆戰后秩序的行為背書。高市早苗曾誤將特朗普訪日時的“摟肩合影”當作戰略授權,卻忽視了這不過是“5500億美元投資換來的禮節性表演”。當美國的“交易型現實主義”遇上中國堅守的歷史正義,兩國在維護戰后秩序上形成了事實上的戰略默契,而高市早苗的涉臺論調,瞬間淪為缺乏支撐的無根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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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臺灣問題上的共識,更讓高市的政治豪賭失去了最后籌碼。中方此次將臺灣回歸定義為“戰后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將這一核心關切置于國際法與歷史正義的框架下,而非單純的雙邊分歧。而特朗普的表態,與拜登政府時期的模糊態度形成鮮明對比——他既不愿因盟友的冒險行為破壞中美整體關系,更無意為高市的“國內政治秀”承擔地緣風險。此前美軍悄然撤走日本巖國基地的“堤豐”中程導彈系統,已暗藏玄機:美國不希望日本成為引爆臺海的導火索,更不會支持其武力介入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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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涉臺冒險,本質是一場精心算計的“政治獨走”。她試圖借民族主義煽動鞏固右翼基本盤,借“美日聯合施壓”假象逼迫中國讓步,最終實現突破和平憲法、推動“國家正常化”的長期夙愿。但這場賭博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美國戰略的嚴重誤判之上:特朗普政府的核心邏輯是“避免兩線沖突”,日本的主動挑釁并非助力,而是干擾其全球戰略布局的麻煩。如今中美共同劃定紅線,高市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絕境——撤回言論將失去右翼支持,堅持挑釁則無任何外部支撐,所謂“82%支持率”已成束縛其手腳的政治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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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有驚人的呼應。80年前,中美作為盟國共同擊敗日本軍國主義;80年后,即便兩國處于戰略競爭態勢,卻在維護戰后秩序這一關鍵問題上達成共識。這一共識的背后,是歷史正義的不可逆轉,更是大國戰略的理性抉擇。高市早苗或許誤判了中國的決心,或許高估了美國的庇護,但她最致命的錯誤,是試圖挑戰以國際法為基礎的戰后秩序,試圖抹除日本作為戰敗國的歷史身份。
中美這通沒有點名的通話,實則從法理、歷史與戰略三個維度,對高市早苗的右翼冒險作出了最終裁決。當歷史的塵埃落定,那些逆流而動的政治投機者終將被時代拋棄,而維護戰后秩序、堅守歷史正義,終將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高市早苗的政治劇本已然終結,這不僅是她個人的敗局,更是右翼冒險主義注定的結局。
責編:陳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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