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豺狼的秉性從未改變

我的童年，是浸潤在一種特定的光影與聲響里的。

夏日的午后，或是某些特定的紀念日，學校會組織我們，排著長長的隊伍，走進那時還算新式的影劇院。燈光暗下，一束光從背后打來，空氣中飛舞著微塵，銀幕上便上演著黑白的苦難與暴行。那便是《南京大屠殺》。

許多細節已然模糊，但那幾種意象，卻像燒紅的烙鐵，深深地烙在了心版上：明晃晃的刺刀，扎進嬰兒柔嫩的身體，隨即那小小的身軀被像一件玩壞了的玩具般拋向陰沉的天空；絕望的年輕母親，衣衫在淫笑聲中被撕扯殆盡；還有那機關槍，噴吐著火舌，將奔跑的無辜百姓當作活靶，最后，所有這些沉默的、破碎的軀體，被如牲口一樣，推入巨大的、仿佛永遠也填不滿的坑中。

沒有嚎啕大哭，影院里常常是死一般的寂靜，間或有幾聲壓抑的、忍不住的抽噎。然后，是長長的、集體性的噤聲，我們排著隊走回學校，夕陽依舊很好，街市依舊喧鬧，但我們都沉默著，仿佛共同背負了一個過于沉重、無法與外人言的秘密。

那是一種原始的、未經過濾的恐懼與憤怒，它不講道理，不由分說，便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于是，“日本鬼子”這四個字，便不再是歷史書上的名詞，而是與這具體的、血腥的視覺記憶捆綁在一起，成了仇恨的圖騰。

這份由集體記憶塑造的情感是如此強烈，以至于多年后，當我聽到某些來自東鄰的、不甚和諧的聲音時，那股混合著鐵銹與血腥的氣味，仿佛又會從記憶深處彌漫上來。然而，個人的、家族的記憶，有時卻會以一種更復雜、更微妙的筆觸，在這幅濃墨重彩的畫卷上，添上幾筆令人困惑的灰色。

我的奶奶，是一位典型的北方農村老人，臉上的皺紋，是歲月與風霜刻下的溝壑。有一次，我不知怎地問起她，日本兵有沒有來過我們的村子。

她想了半晌，用那種緩慢的、帶著泥土氣息的鄉音說：“來過哩。追八路，到處放槍，啪啪的，嚇人得很?！?/p>

“那他們殺人了嗎？”我緊跟著問，心里預備著聽到一個悲慘的故事。

奶奶的描述卻讓我一愣。“你那些姑姑們，嚇得全都跑到離村遠的地里躲著去了。有幾個年歲大的，沒跑，就坐在自家門口。有個日本兵，走到她們跟前，也沒說話，掏出幾個肉丸子，遞給她們?！?/p>

“肉丸子？”我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

“是啊?！蹦棠唐届o地說，“大家都怕有毒，不敢要，等人走了，就趕緊扔了。我沒扔?！?/p>

“您吃了？”我驚愕地問。

“吃了?！蹦棠痰恼Z氣里沒有任何波瀾，仿佛在說一件最平常不過的事，“那時候，太餓了。蘿卜皮都沒得吃，樹皮都叫人扒光了，哪能浪費……”

我一時語塞。在我的預想里，日本兵的形象應該是統一的兇神惡煞，他們手中的東西，只能是刺刀和槍炮，怎么可能是肉丸子？這溫情脈脈的一幕，與我認知里的歷史劇本，格格不入。它像一顆投入靜水里的石子，擾亂了原本清晰的倒影。

直到奶奶去世后，有一次與父親閑聊，我又提起了這個話題?！鞍郑斈耆毡颈鴣碓蹅兇?，到底殺沒殺人？”

父親磕了磕煙灰，眼神望著遠處，沉默了片刻?！皻⒘艘粋€?！彼f，“村東頭的那個打鐵匠，人長得高大粗壯些。也不知道為什么，一個日本兵走過去，一句話也沒有，端起刺刀，就那么一下，就給刺死了。”

他描述得極其簡潔，沒有任何渲染，卻讓我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意。沒有理由，沒有對答，就像一個隨意的、漫不經心的動作，一條鮮活的人命便如草芥般被抹去。父親最后嘆了口氣，喃喃道：“日本人，太鬼了……”

我忽然明白了。那偶爾施舍的“肉丸子”，與這隨意揮出的“刺刀”，并非矛盾，而是一體兩面。它恰恰揭示了那種更深層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本質：他們可以在你的土地上，一面進行著最極致的、非人的殘暴，一面卻又偶發性地、施舍般地流露出一點近乎虛偽的“溫情”。這種“溫情”不是仁慈，而是一種更高級的殘酷，它模糊了善惡的邊界，混淆了受害者的感知，甚至企圖在事后瓦解你控訴的純粹性。這比單純的惡，更顯得陰森可怖。

這讓我想起山野間的一種經驗。越是毒性劇烈的蛇，其斑紋往往越是艷麗奪目；而真正致命的陷阱，也常常覆蓋著繁花與綠茵。這或許是一種屬于島國的、極端環境孕育出的生存哲學，一種將菊與刀、禮與虐奇妙地融于一體的民族性。表面上，他們可以鞠躬如儀，秩序井然，呈現出一種近乎潔癖的文明姿態；但其內在，卻可能潛藏著對力量絕對的崇拜，以及對生命極端的漠視。我們必須警惕的，正是這種表里不一的“花哨”，這種深入骨髓的“鬼”。

歷史的書頁，是由無數個體的記憶裝訂而成的。有些記憶，是影院銀幕上巨大的、不容置疑的集體吶喊；有些記憶，是祖母口中那個在極致饑餓下咽下的、味道不明的肉丸子；還有些記憶，是父親眼里那個無聲倒下的、無辜的打鐵匠。這些記憶疊加在一起，相互印證，相互補充，才構成了歷史的全部重量。

我們銘記仇恨，不是為了延續仇恨的循環，而是為了認清仇恨的根源。我們講述苦難，不是為了浸泡在淚水里，而是為了從苦難中淬煉出清醒的認知與不屈的脊梁。

那句來自東鄰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我們聽來，之所以如此刺耳，正是因為它輕易地撥動了那根深植于我們血脈中的、由無數慘痛記憶擰成的警惕之弦。它提醒我們，豺狼的秉性或許從未改變，只是有時會披上文明的外衣。

奶奶吃下的那個肉丸子，父親口中的那個打鐵匠，以及銀幕上那些飄向天空的嬰兒……所有這些，都是這記憶重量的一部分。它們沉甸甸地壓在我們這一代，以及一代代中國人的心上。

這重量，讓我們無法輕信，無法忘卻，更無法低頭。它時刻提醒著我們：腳下的土地，來之不易；而覬覦的目光，從未遠離。我們唯有更強，更清醒，才能讓那樣的苦難，永遠成為歷史的回響，而非未來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