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外交場合不是脫口秀,每一句話都有重量,尤其是首相級別的話。11月24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把這個重量搬上了桌面:中國已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臺錯誤言論向聯合國秘書長致函,并就日方在臺灣問題上的所謂“一貫立場”提出嚴肅質問。新聞里的句子干凈利落,沒有修辭,卻比花哨的聲明更刺耳——“如果只是重申立場卻對具體內容語焉不詳,行動上不斷越線,那就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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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回合的戲碼看似簡單:日本政府在G20期間對外解釋稱自己立場未變,日方發言人在媒體前重復解釋“已多次向中方說明”。話外音很明顯:我們說過了,別再糾纏。但是外交的世界里,“說過了”從來不是萬能通行證。毛寧沒有走老套的激烈口吻,而是把問題拉回到法律文本與歷史承諾上,要求日本把那句含糊的“保持立場”具體化、公開化。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里的話被搬出來念: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臺灣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這樣的文字不是情緒,而是外交的字據,是可以被檢查、被回放的歷史檔案。
看看毛寧的提問方式,就知道這不是一次簡單的交涉。他沒有要求對方“解釋一下意思”,而是在問一個更硬的問題:請你把“立場”說清楚;請你用事實證明你的言行一致。此刻的用詞像一面鏡子,照的不是對方的表情,而是對方能否把過去的承諾變成現在的行動。若只是不斷重復“立場未變”,卻在行動上不斷越線,那就把“立場”變成了空洞的口號——對國際關系而言,這種空心的重復比任何挑釁都來得危險。
再把視角拉遠一點看: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不是抽象的感情,而是那幾份四個政治文件里寫明的條文。它們像是兩國之間的航標,告訴彼此航行的邊界在哪里。高市的言論觸動了這組航標,引發的困惑和不安不是某一方的敏感度過高,而是因為當事方感到航向可能被悄悄調整。毛寧要求日方“完整準確地重申”1972年聲明的具體內容,這不是要翻舊賬,而是在提醒:歷史的承諾是你開出的路簽,不能隨意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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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藝術包含克制,也包含明確。一個國家在重要敏感問題上若一再用模糊語言搪塞,等于在公共舞臺上做出隱晦表態,把鄰國和國際社會置于猜疑之中。毛寧點出了一個實務問題:行動與承諾要一致,公開表態要與具體條文相符。這并不是要別人閉嘴,而是要把話講明白。國際關系非兒戲,任何含糊都可能引發誤判。
日本方面強調“已多次解釋要義”,這在國內政治語境里或許可以緩和一部分輿論。但在外交語境里,“解釋”不能替代“重申”。重申是把承諾放回到法律和歷史文本上,解釋只會在語境里打轉,把責任推向模糊地帶。毛寧要求日方“切實反思改錯,把對華承諾體現在實際行動中”,這句話既是提醒,也是底線:言辭如果不能落實為行為,那便是對兩國關系政治基礎的一次消蝕。
讀懂這場交鋒,也要讀懂它的現實意義。臺灣問題涉及一個中國原則,這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也是中日關系的敏感地帶。任何高位者的輕率話語,都可能被放大、被解讀,進而影響地區穩定與雙方互信。言語的隨意并非無害,它會在鄰國心中植下疑慮,最終讓外交變得更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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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寧的發言最后那句提醒,有一種擲地有聲的溫度:不要說一套做一套。對任何國家而言,公開、明確、可核驗的立場比含糊的口頭表態更具分量。把歷史承諾重新說清楚,不是為了重溫過去,而是為了把未來的航線再一次標注上確切的坐標。中日之間需要的,既有誠意,也有規則;既有對歷史的尊重,也有對現實的負責。
話收得穩,又留了余地。外交場上,真正有用的不是喊得響,而是做得實。此刻需要的是直面問題的勇氣與把承諾轉化為行動的決心。兩國若能把這場交流變成一次擦亮航標的機會,明天的海面會平一些;若繼續在模糊與越線之間徘徊,疑慮會像潮水一樣,層層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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