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廣東省委原書記，拒絕王光美到家中做客，3個兒子無一從政

1979年10月的廣州清晨，珠江邊霧氣未散，林若站在省委大院里，看著遠處正在打樁的工地。改革的序幕剛拉開，廣東需要一個敢闖的人，而這位出身潮安農家的書記，已默默在心里給自己列好了一張“不能做”的清單：不能鋪張，不能搞特權，不能讓家人搭“順風車”。

林若1924年10月出生，早年在梅州東山中學讀書時，喜歡把日軍侵華的舊聞剪下來貼在宿舍墻上。老師勸他“專心功課”，他卻回一句：“國家都搖搖晃晃，念書有啥底氣？”這種急迫感把他推向東江游擊區。1945年5月，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考入中山大學，白天上課，晚上給同學講抗日救亡形勢，連校門口的飯館老板都常來旁聽。

兩年后身份暴露，他轉入東江第二支隊當教導員，再到粵贛湘邊縱隊負責政治工作。1949年春，他帶著地方干部為陳賡部隊探路，從湖南翻山越嶺進入粵北。那段日夜兼程的行軍，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時間拖不起，廣東的群眾等著解放呢。”同僚記下這一句，后來掛在了辦公室墻上。

建國后林若留在廣東，先在肇慶、韶關一帶搞土改。聽說一個村干部暗中吃回扣，他當晚就住進那干部家，邊聊天邊翻賬本，直到對方把全部贓款交公。村里老人回憶：“他來三天，沒帶一兵一卒，村風卻變了。”這種辦事風格，為他日后主持全省工作埋下伏筆。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要在廣東跑出“先行一步”的速度。1985年，任仲夷身體吃緊，中央組織部把林若調到“第一臺階”位置。對比當時流行的警車開道和摩托車護送，林若堅持集體面包車。司機碰上塞車，他也不催，一邊掏出紙筆記錄路邊廠房的空置率，一邊問身旁工作人員：“堵就堵吧，正好看看真實交通量。”

1988年初夏，王光美陪同調研組到廣州。聽說林若常年住在八十年代初配的舊宿舍樓，她隨口提議：“去老林家坐坐吧，向他學習。”消息傳到省委，秘書想安排，但林若擺手拒了，“家里沒什么好招待的，就不添麻煩。”秘書以為事情到此為止。

第二天，王光美依舊拐進那片宿舍區。粗灰粉墻上爬滿爬山虎，她笑問門口值班員：“林書記在家嗎？”里屋傳出一句：“進來吧，屋子小，別介意。”客廳只有拼補過的木沙發、幾張藤椅，一盞老式吊燈晃著光。王光美半開玩笑：“老林，你這家具還能再戰十年？”林若回答：“壞了再修，修不好再說。”對話不過幾十秒，卻在隨行干部中炸開：省里“一把手”連招待客人的新沙發都舍不得買。

林若對子女同樣立規矩。三個兒子，一個在東莞企業當技術骨干，一個在高校教理論經濟，最小的做建筑設計。組織部門兩度拋來“調行政崗位”的橄欖枝，都被謝絕。鄰居打趣小兒子：“你爸當書記，你卻擠公交上班，不累？”小兒子回一句：“累點兒心安。”這份戒律延續至今，街坊提起林家，總會補一句“從沒見開過小灶”。

省里搞基礎設施建設時，有人遞條子求指標。林若把條子拍回去：“公共工程花的是納稅人的錢，誰也別想截胡。”工程完工，他沒去剪彩，而是出差沿海縣查看排污情況。有人不解，他只說：“搞經濟不能再欠生態賬。”

值得一提的是，林若對外資也有明確“紅線”。外商宴請選在豪華酒店，他堅持把約談地點挪到簡易接待室。談成項目后，合同條款第一條就是環保標準。參與談判的翻譯事后回憶：“外商原打算送他一塊名表，他直接擋了回去。”

1991年，林若主動提出退居二線。臨離任前，他在干部會議上講了句頗具潮汕味的口頭禪：“船要過海，船頭換人很正常。”沒有煽情，沒有豪言。檔案室里保存的一張發黃筆記紙，記錄著他最后的工作安排：扶貧、治污、干部教育，三件事，沒有標點。

退休后的林若搬回潮安老宅，種樹、讀書、寫回憶錄。地方政府想為他修紀念館，被他婉拒：“人還活著，哪來紀念館？”幾年后，有關部門再次征求意見，他笑說：“等我百年后再研究吧。”目前那片老宅仍是民居，門口掛著小牌：非對外開放。

在廣東省委歷任書記中，林若的名字不算最響亮，卻留下了一組難得的數據：任內審批的特批用地減少40%，公務接待費用壓至全省最低；更少有人注意的是，他卸任時，三個兒子仍舊擠在人群上班，依舊是普通職員的工資條。簡陋客廳里的那套木沙發，如今被孫輩刷了清漆，依舊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