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日7700萬！易烊千璽《狂野時代》改寫了華語電影的游戲規則

清晨八點，IMAX影廳的燈光緩緩熄滅，陷入一片幽暗。歷經160分鐘的沉浸式觀影后，觀眾席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有人匆忙起身，嘴里嘟囔著“這拍的啥呀”；有人則穩坐座位，眼眶泛紅，用力鼓掌。這便是《狂野時代》首映日所呈現的真實畫面——一部在戛納電影節評審團中引發激烈爭論，讓國內觀眾陣營分化成兩派的影片，正式登陸各大院線。

首映當日，票房預測達到7700萬，而平臺對總票房的預估更是突破2億大關。對于一部文藝片而言，這樣的數字無疑是個天文數字。然而，更令人咋舌的是，這部影片的導演畢贛，其上一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因“一吻跨年”的營銷策略遭遇滑鐵盧，豆瓣評分一路下滑至6.8分，票房與口碑雙雙失利。而此次，他攜手金雞影帝易烊千璽、女神舒淇以及實力派演員趙又廷，以一場“五段夢境”的敘事結構實驗，再次向觀眾發起挑戰。

那么，問題來了：一位金雞影帝與一位頂流明星，為何要在職業生涯的黃金時期，投身于一部可能讓觀眾“摸不著頭腦”的文藝片？這場看似冒險的豪賭背后，又隱藏著華語電影怎樣的野心與焦慮？
一、《狂野時代》：一場顛覆傳統的電影“造夢之旅”
《狂野時代》的“瘋狂”之處，首先體現在其獨特的敘事結構上。整部影片由五段夢境交織而成，每一段夢境都對應著一個電影時代：從1900年的默片時代（帶著《諾斯費拉圖》式的德國表現主義韻味），到20至40年代的黑色諜戰片風格，再到40至60年代充滿禪意的東方美學展現，接著是改革開放后的小鎮犯罪故事，最后是21世紀前夜的科幻末日狂歡。
易烊千璽在片中一人分飾五角，分別扮演鐘樓怪人、民國特工、破廟少年、小鎮騙子以及末日黃毛。這五個角色并非簡單的“演技展示”，而是導演畢贛精心挑選的，用以串聯百年電影史的“意象符號”。每個角色分別對應人類的五種感官——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最終匯聚成對“意識”這一深奧主題的終極探索。

這種大膽的嘗試，在華語電影史上幾乎找不到先例。若要尋找最接近的參照，那便是畢贛自己的前兩部作品：《路邊野餐》以“41分鐘長鏡頭”向塔可夫斯基致敬，《地球最后的夜晚》則用“3D長鏡頭”挑戰觀眾的耐心極限。而《狂野時代》，則是他“時空三部曲”的終章之作——如果說前兩部是在“時間”與“空間”的維度上進行大膽實驗，那么這一部則是在“電影本體”上進行深度剖析與重構。

戛納電影節評審團主席朱麗葉·比諾什在頒獎時感慨道：“這部電影的光影效果令人陶醉，我雖不敢說完全理解了它的內涵，但真正讓我深受震撼的是那種強大的創作力量。”這句話背后暗藏玄機——在戛納這個全球藝術電影的最高殿堂，評委們對《狂野時代》的評價褒貶不一。有評委認為它是“自我放縱的影像堆砌”，但比諾什卻力排眾議，最終為它爭取到了“主競賽特別獎”。
這個獎項在戛納的獎項體系中位置頗為微妙：它既非金棕櫚獎，也非評審團大獎，更像是一個“我們認可你的才華，但不確定觀眾是否會買賬”的折中方案。然而，對于畢贛而言，這已經是華語導演在戛納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上一個獲得主競賽獎項的華語導演，還是2013年憑借《天注定》榮獲最佳劇本獎的賈樟柯。

二、易烊千璽的“冒險”：流量明星如何借文藝片重塑行業生態？
如果說畢贛的野心聚焦于藝術層面，那么易烊千璽的加入，則為這場實驗注入了商業層面的無限想象空間。

2021年，易烊千璽憑借《送你一朵小紅花》斬獲14億票房；2022年，他又以《奇跡·笨小孩》證明了自己的票房號召力；2023年，他更是憑借《滿江紅》刷新了個人票房紀錄。按照常規的流量明星發展路徑，他完全可以繼續接拍商業大片，輕松收獲高票房。
然而，他卻選擇了《狂野時代》——一部連導演自己都坦言“不確定觀眾能否看懂”的文藝片。這種選片策略，在國內流量明星中極為罕見，但在國際影壇卻有著成功的先例。
最典型的對比對象，便是好萊塢的“甜茶”提莫西·柴勒梅德。這位憑借《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一夜爆紅的年輕演員，在成名后并未選擇加入漫威超級英雄電影的行列，而是接連出演了《美麗男孩》《國王》《沙丘》等風格迥異的作品。他的策略是：用商業片保持曝光度，用文藝片積累行業口碑，最終在奧斯卡等權威獎項上實現突破。

易烊千璽的路徑與此不謀而合。他深知，在華語電影工業中，流量明星的天花板并非票房，而是“演技認可度”。金雞影帝的頭銜給了他底氣，但要真正躋身“演員”行列，他需要更具挑戰性的角色。《狂野時代》正是他“以退為進”的戰略選擇。
一人分飾五角，意味著他要在160分鐘內展現五種截然不同的表演風格：默片時代的夸張肢體語言、民國諜戰的克制內斂、禪意少年的靈動飄逸、小鎮騙子的油滑世故、末日青年的癲狂不羈。這種表演難度，即便對專業演員而言也是極限挑戰。而易烊千璽交出的答卷卻令人驚艷——尤其是那個“讓人認不出是易烊千璽”的吸血鬼造型，徹底打破了觀眾對他的固有印象。
更重要的是，他的加入改變了華語文藝片的游戲規則。過去，文藝片的受眾主要局限于影迷圈層，票房天花板往往停留在幾千萬。但易烊千璽的龐大粉絲基礎，讓《狂野時代》首日票房預測便達到7700萬，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路邊野餐》與《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總票房之和。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流量+藝術”的模式，正在為華語電影打開一扇全新的大門。觀眾可能是沖著易烊千璽的名氣走進電影院的，但走出影院時，他們接觸到的卻是畢贛獨特的影像美學、百年電影史的豐富意象、以及藝術電影對邊界的勇敢探索。這種“引流效應”， 這一事件對整個華語藝術電影領域而言，無疑是一股強勁的推動力。

三、兩億票房：是終極目標還是嶄新起點？口碑分化現象背后的行業洞察
聚焦于最為現實的議題：《狂野時代》能否突破兩億票房大關？
從現有數據推斷，這一預測并非盲目樂觀。首日票房預測達7700萬，預示著首周末票房有望沖破1.5億門檻。若口碑持續發酵，憑借易烊千璽龐大粉絲群體的自發宣傳，加之影迷群體的多次觀影，兩億票房并非遙不可及。
然而，挑戰在于：該片口碑注定呈現兩極分化。在豆瓣平臺上，有人慷慨給出五星好評，贊譽其為“獻給電影的深情告白”；也有人毫不留情地打出一星，抱怨影片“沉悶難懂，令人昏昏欲睡”。這種分歧，實則是藝術電影難以逃脫的命運——它不追求迎合大眾口味的“好看”，而是致力于給少數人帶來“震撼”。
畢贛在紐約電影節上曾言：“我期望為觀眾帶去一絲慰藉。”但諷刺的是，這部電影更多地給觀眾帶來了“困惑”與“挑戰”。第一段夢境中的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第三段夢境中的禪意哲學思考，對于普通觀眾而言，幾乎構成了難以逾越的觀影障礙。唯有那些對電影史有深入了解，且愿意主動參與“解謎”的觀眾，方能從中領略到樂趣。
這也解釋了為何戛納電影節評委會授予該片“特別獎”而非金棕櫚大獎——評委們認可其藝術價值，同時也深知它并非一部能夠被廣大觀眾所接受的作品。朱麗葉·比諾什那句“我不敢說完全理解”，實則是一種委婉的提示：這部電影無需“看懂”，它需要的是觀眾去“感受”。
但對于中國觀眾而言，這種“感受”的門檻或許更高。我們的觀影文化更傾向于“故事驅動”，而《狂野時代》則是“意象驅動”。它更像是一部交響樂，而非一部敘事電影。觀眾或許無法完全理解每個音符的深意，但仍能被整體情緒所感染。
因此，兩億票房的天花板，取決于兩大關鍵因素：一是易烊千璽粉絲的“支持度”——他們愿意為偶像的藝術追求付出多少？二是影迷群體的“傳播力”——他們能否在社交媒體上掀起足夠的話題熱度，吸引更多“好奇觀眾”走進影院？
從當前的輿論態勢來看，《狂野時代》已成功引發廣泛關注。無論是“一人分飾五角”的獨特噱頭，還是“戛納獲獎”的榮耀光環，都在為它積累著潛在觀眾。而那些“看不懂”的負面評價，反而成為了一種“反向營銷”——畢竟，在這個信息泛濫的時代，沒有話題才是最大的失敗。
四、探討《狂野時代》票房時，我們究竟在探討什么？
歸根結底，《狂野時代》的票房之爭，實則是一場關于“華語電影未來走向”的隱秘辯論。
一方面，它彰顯了華語電影的藝術抱負。在好萊塢工業體系的強勢擠壓與流量邏輯的雙重影響下，華語電影的創作空間日益狹窄。像畢贛這樣堅持個人風格、勇于進行形式實驗的導演，已愈發稀少。《狂野時代》的出現，證明了華語電影仍具備產出具有國際競爭力藝術作品的能力。
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華語電影的結構性難題。藝術與商業的平衡，一直是全球電影工業面臨的共同挑戰。但在中國，這一難題尤為尖銳——我們既缺乏歐洲那樣成熟的藝術電影市場與觀眾基礎，也缺乏好萊塢那樣完善的工業體系與類型片傳統。《狂野時代》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條出路，但這條路注定充滿坎坷。
易烊千璽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為行業傳遞了一個信號：流量明星并非只能局限于商業片的拍攝，文藝片也并非只能在小范圍內自娛自樂。當兩者相結合，或許能產生“1+1>2”的協同效應——粉絲經濟為藝術電影帶來增量觀眾，藝術電影為流量明星積累長期價值。
這或許正是《狂野時代》的最大意義所在：它或許不是最完美的電影，但它無疑是最勇敢的嘗試。在一個“安全牌”盛行、“爆米花電影”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我們需要這樣的“瘋子”和“冒險者”。
電影需要敢于突破常規的“瘋子”，時代需要勇于探索的“冒險者”。當畢贛以五段夢境向百年電影史致敬，當易烊千璽以一人五角挑戰表演極限，他們實際上是在向所有人發出邀請：來吧，共同編織一場與眾不同的夢境。
至于這場夢境能持續多久，票房能走多遠？答案或許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這個日益“標準化”的電影工業中，仍有人堅持著“野生”的創作方式。
無論狂野與否，這都是屬于你的電影時光。而華語電影，正需要更多這樣的“狂野時代”來點燃激情與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