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的特征及其變動趨勢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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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邊界是行政區劃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國家依法實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空間基礎和重要依據。本研究采用空間分析、基于格網的多元回歸分析等方法，對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的特征及其變動趨勢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當前中國仍基本遵循著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的政區劃界原則，總體呈現出行政級別越高，受山川形便的影響越明顯，海拔越低，受犬牙相入的影響越明顯的基本特征；現有劃界方式容易造成生態分割，引發邊界爭議，行政管理成本較高等問題，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山川河流對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正在減弱，經濟社會發展正在逐漸突破行政邊界的限制。在未來行政區劃調整的過程中，應適時采取跨山跨河的方式設置行政邊界，改變犬牙相入的政區設置方式，更加尊重生態環境的完整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

關鍵詞：行政區劃；行政邊界；山川形便；犬牙相入

1 引言

行政邊界，又稱行政區域界線，是指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的行政區域毗鄰的各有關人民政府行使行政區域管轄權的分界線，是國家依法實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空間基礎和重要依據。明確的邊界是行政區劃的重要特征，政區邊界與幅員、形狀、區域和位置等一并構成了政區本身的基本要素，其中又以幅員、邊界兩要素最為重要，邊界地區往往存在著相同或相近的資源環境基礎、生產生活條件和社會文化風俗，是各級政區權力的極限所在，也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和多發地區，跨政區整合協調的難度較大，進而導致行政邊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產生“邊界效應”。加強行政邊界的相關研究，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的內在要求，有助于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與高效聚集。邊界的概念是隨著行政區劃的產生而出現的，省的創置自元代以來已有七百年，而某些政區的邊界至今已經沿用千年之久，更有個別縣的幅員甚至長達兩千年沒有大的變化。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傳統的政區劃界方式已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高質量發展動力系統的構建，研究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的特征及其變動趨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邊界概念產生于郡縣制萌芽時期，確立于戰國時期，政區劃界既要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又要滿足農業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這兩種思想指導下，就出現了犬牙相入（又稱犬牙交錯、犬牙相錯）和山川形便兩條相互對立的劃界原則。山川形便是指以自然山川作為政區邊界，使行政區域與自然區域保持一致，便于農業生產和軍事防守；犬牙相入是指部分行政區域與自然區域相背離，便于防止地方軍事割據的產生。周振鶴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這兩條原則是同時并用的，但越到后來，犬牙交錯的原則越占上風，秦代劃分郡界的基本原則是山川形便，在局部地區輔以犬牙相入的原則；到漢代，犬牙相入的原則不但應用在山地，也應用到平原地區，不但用于郡與郡之間，也用于王國與王國之間；唐初的道嚴格以山川劃界，中期有所調整；宋代跨重要山川的州府要比唐代多，宋代的路也比唐代的道更偏離山川形便的原則；元代是犬牙相錯原則發生轉折性變化的時期，無論是作為高層政區的行省，還是降為統縣政區的路，犬牙相錯的原則都走向了極端。在近代之前中國的行政區劃是有界限而無界線，所謂邊界基本上是沿襲傳統習慣線，省界的參差不齊給政府的行政管理造成很大的不便。近年來，與行政區邊界相關的問題日益突出，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如王愛民等認為行政邊界糾紛實質是圍繞資源問題而形成的利益沖突，習慣線附近礦產資源的發現，土地、草場、森林資源利用強度的加大，都會引起對資源感興趣雙方的爭奪，從而引發習慣線向爭議線的變化。周黎安等認為位于省界上的縣級區域的人均GDP顯著低于非省界上的縣級區域，交界省份越多，位于交界線附近的縣份經濟發展越落后。張崇旺認為行政區劃矛盾是淮河流域水事糾紛頻發的重要制度誘因和利益沖突的根本原因，行政區劃的變遷和調整不僅會歷史形成疆界錯壤的復雜區界關系，還會因與水系區劃不一致以及平原河道溝洫時常湮沒或改道等因素的疊加交織而矛盾重重。楊斌認為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錯原則是插花地產生的重要原因，川（含渝）黔交界線自形成之日起，川（含渝）黔交界地區就存在著極為嚴重的插花地問題。現有研究普遍認為行政邊界劃分體現的是政治、經濟、社會、地理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的過程，如王穎等認為中國省界線形成的地理背景包括自然背景和人文背景兩個方面，自然背景包括以山脈、河流、湖泊等自然界線為省界線和與綜合自然地理單元相吻合的省行政區范圍兩類，人文背景包括政治因素、歷史因素、民族因素和經濟因素。侯甬堅認為自然（如河流改道、洪水泛濫等）、區域經濟開發程度、土地買賣和兼并、地方政治斗爭等因素是造成政區界線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徐建平認為明清以前人口較少，無需爭奪地面和地下資源，政區邊界多呈帶狀分布，而明清以后，中東部地區由于人口大量增加，政區邊界已事實上成型，并逐漸由習慣線向法定線和爭議線轉化。

通過以上文獻梳理可以看出，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這兩種劃界原則歷代都同時并用，對行政管理和政治穩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學界卻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關于行政邊界的研究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已有研究多是關于行政邊界的定性研究，較少結合GIS進行空間分析和定量分析；近年來出現了一些與政區邊界直接相關的個案研究，而基于全國尺度的宏觀研究仍然有限，對省級邊界的關注較多，關于地市級和縣級邊界的研究相對較少；對行政邊界存在問題的研究日漸增多，但關于行政邊界設置優化的研究仍然相對薄弱。基于此，本研究在定量分析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主要特征的基礎上，分析了政區劃界原則存在的問題及其變化趨勢，以期為相關改革提供參考和借鑒。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地形起伏度（Topographic relief，RDLS）。又稱地表起伏度、地勢起伏度，最初源于1948年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提出的割切深度，是表征一定區域地表高低起伏程度的重要定量指標，是區域開發適宜性評價、各類設施布局選址、人口空間移動規劃等重要的參照指標。在參考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將海拔高度500m視為中國基準山體高度。地形起伏度公式為：

式中：

RDLS

ALT

RALT

P

A

A

核密度估計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主要是借助一個移動的單元格（相當于窗口）對點或線格局的密度進行估計。一般而言，對于數據集（

X

X

X

X

式中：函數

K

K

K

K

h

h

基于格網的多元回歸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Grid）。本研究采用基于格網的多元回歸分析法測度邊界效應，在測度行政邊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時，主要采用夜間燈光數據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衡量。首先，建立8km×8km的全國尺度格網，并計算每個格網到行政邊界的最近距離；其次，將夜間燈光數據、高程數據等相關柵格數據轉換為點數據，并將相關數值賦給相應的格網；最后，對每個點的燈光指數和到邊界距離等指標進行回歸分析，觀察其變化特征及主要趨向。由于夜間燈光數據等基礎數據的分辨率均為1km×1km，而中國縣級政區半徑多在25~35km之間，考慮到研究需要，本研究分別建立了3km×3km、5km×5km、8km×8km、10km×10km的格網，經反復測算得出8km×8km尺度下缺失值最少，可觀測樣本最多，回歸效果也相對較好，因此，最終確立了以8km×8km的全國尺度格網為基礎格網。

2.2 數據來源

本研究相關的行政區劃調整數據主要來源于民政部全國行政區劃信息查詢平臺（http://xzqh.mca.gov.cn/map）、《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1978—2019）》和中國行政區劃網（http://www.xzqh.org/html/）；相關矢量和柵格數據來源于國家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系統（http://bzdt.ch.mnr.gov.cn/）和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包括2015年中國縣級、地市級和省級行政邊界數據，中國一級河流空間分布數據、2000年和2015年中國人口空間分布公里網格數據、2000年和2015年中國土地利用現狀遙感監測數據、中國1:100萬地貌類型空間分布數據、1km×1kmDEM數據、2000年夜間燈光數據等，2015年的夜間燈光數據來源于科羅拉多礦業大學提供的NPP數（https://eogdata.mines.edu/download_dnb_composites.html），1926年的中國省級邊界數據來源于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項目（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研究對象不包括國界和海岸線地區，若某段行政邊界既是省界，又是地市界和縣界，采用取最高級別的方式進行確定，即省界>地市界>縣界，研究區域為中國大陸地區，不包括香港、澳門、臺灣、海南以及沿海島嶼地區。

3 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的基本特征與空間差異

3.1 總體特征

據統計，2018年時，省級邊界地區（不含沿國界、沿海地區）共有縣級政區（縣、縣級市、市轄區、自治縣、旗、自治旗、林區）877個，其中，縣536個、縣級市118個、市轄區141個、自治縣57個、林區1個、旗22個、自治旗2個。近十年來，省級邊界地區附近的城市型政區數量持續增加，2010—2018年間，省級邊界地區縣建制共減少38個，市轄區共增加38個，縣級市總量增加4個，特區、行委、自治縣各減少1個，主要以撤縣設區為主，邊界地區正面臨著良好的城市化發展機遇，行政邊界設置也出現了許多新特征。

本研究基于DEM數據提取了不同層級和不同時段的行政邊界高程，并采用核密度估計等方法（見公式（2）），計算出行政邊界隨地形因素的變化趨勢。就海拔高度因素而言（見圖1a），2015年時，省級邊界的平均海拔為1517.6m（標準差為1590.3），地市級邊界平均海拔為1292.3m（標準差為1546.9），縣級邊界平均海拔為1247.9m（標準差為1486.1），總體呈現出行政級別越高，政區邊界的平均海拔也越高、離散程度越大的特征，與縣級邊界和地市級邊界相比，省級邊界明顯存在著海拔高度更高且起伏更大的特征。2015年時，不同級別的行政邊界受海拔高度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總體呈現出以1000m為界，海拔大于1000m時，省級邊界的核密度估計值普遍較高；海拔低于1000m時，縣級邊界和地市級邊界的優勢更加明顯。就地形起伏度而言（見圖1c），地形起伏度小于1的地區多為縣界和地市界，地形起伏度大于1時，省界的核密度估計值明顯較高，這也進一步表明省界的地形起伏度要大于地市界和縣界。就坡度因素而言（見圖1d），與地形起伏度相似，坡度小于1°時，縣界的核密度估計值大于地市界和省界，而當坡度大于1°時，省界的估計值相對較大。由此可知，對海拔高度、地形起伏度、坡度等指標而言，均表現出省界＞地市界＞縣界的總體特征，即省級行政邊界的海拔高度更高、地形起伏度更大、坡度更大，其次為地市級行政邊界和縣級行政邊界。

在時間演化方面（見圖1b），1926—2015年間，省級行政邊界的海拔高度以2000m為界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當海拔大于2000m時，2015年的估計曲線總體低于1926年的曲線，而當海拔在2000m以下時，2015年的估計曲線總體要高于1926年的水平。這表明，近百年間，中國省級行政邊界的海拔高度基本呈下降的態勢，新增省級邊界的海拔高度相對較低。就縣級以上行政邊界而言，1954—1985年間，海拔在2000m以下的行政邊界占比均有所降低，2000m以上的海拔相對較高的行政邊界占比有所上升；1985—2015年間，500m以下、500~1000m海拔的縣級以上行政邊界占比有所增加，1000m以上行政邊界的占比均呈下降態勢。這進一步說明，在改革開放之前，行政邊界增加主要集中在2000m以上的海拔相對較高的地區，而到了改革開放之后，1000m以下的低海拔地區成為行政邊界增加最為集中的區域。

3.2 空間差異

山川形便的政區劃界原則在省級邊界體現的尤為明顯（如圖2、圖3所示），多數省份仍以山地作為政區邊界，往往將山脊線作為行政區之間的自然分界線，如青海與西藏交界處的唐古拉山、甘肅與青海交界處的祁連山、山西與河北交界處的太行山等。從地形地貌來看，山川形便的特征也很明顯，除個別情況外，與平原、丘陵和臺地相比，山地（含低山、中山、高山、極高山）成為行政邊界的可能性更高（見圖2a），以小起伏低山為例，省級邊界所覆蓋的柵格占該地貌類型總量的1.0%，地市級邊界占2.6%，縣級邊界占5.0%，幾乎均大于同級行政邊界的其他地貌類型。省界的地形地貌中山地共占50.4%，地市級邊界為45.7%，縣級邊界為43.0%，平原地形占比則是隨著行政級別的上升而逐漸下降的，這也充分表明以山為界仍是如今政區劃界的重要特征。

以河為界是當今政區劃界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據統計，有26.6%的省級邊界（地市界為23.1%、縣界為23.9%）是以河流為界（見圖2b），如以黃河為界的山西和陜西邊界，以金沙江為界的四川和西藏邊界、四川和云南部分邊界，以南盤江為界的貴州和廣西部分邊界等，西南和中南地區省份以河流為界的縣級以上行政邊界比例最高，其中，四川、云南、黑龍江三省的縣級以上行政邊界最偏好以河為界。

除山川形便的政區劃界原則外，犬牙相入也是較為普遍的邊界劃分方式，通過對不同海拔高度地區行政邊界的分布差異，本研究對該原則進行了定量測度。首先，采用柵格重分類的方式，將柵格重新分為500m以下、500~1000m、1000~2000m、2000~3000m、3000~4000m、4000m以上共6種類型；其次，采用提取分析等方法，提取各級行政邊界的高程值，并匯總不同海拔范圍內行政邊界的柵格總量；再次，將不同海拔下各級行政邊界柵格總量與同海拔下的全國柵格總量進行比較，得出在某一高程下，單位面積內的各級行政邊界的比例，并進行擬合回歸。由圖4可以看出，各級行政邊界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擬合程度較高，表明隨著海拔高度的增加，總體呈現出單位面積內行政邊界就越短的特征，即與高海拔地區相比，海拔較低的地區更容易被行政邊界所切分；行政級別越高，單位面積內行政邊界長度隨海拔增加出現的變化就越小，即與地市界和縣界相比，省界受海拔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500m以下的平原地區被行政邊界分割的特征最為明顯，也就是說越是在平原地區，各級行政邊界的長度就越長，犬牙相入的特征也就越突出。

究其原因，一方面，與海拔較高的地區相比，低海拔地區人口往往更加密集、經濟開發程度更高，管轄范圍也相對較小；另一方面，中國的行政區劃格局是在二千多年歷史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具有較強的歷史繼承性，目前仍存在較多規模較小的“千年古縣”，如河北省；此外，在傳統社會，對于部分戰略位置重要的平原地區而言，按照犬牙相入的原則設置行政區劃，更有利于地方經濟社會的穩定繁榮，以徐州市為例，徐州地處南北過渡地帶，自古便是北國鎖鑰、南國門戶、兵家必爭之地（徐州市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xz.gov.cn/），雖然地處黃淮海平原，卻是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地區，通過特殊的行政區劃設置，中心城市與腹地之間被各級行政邊界分割的特征十分明顯，對傳統社會的穩定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4 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政區劃界原則的局限性

當前，中國仍基本遵循著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的行政區域劃界原則，山川形便是世界文明古國的通行原則，只有在近代形成的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才不顧山川之隔而以經緯度作為劃分州界、縣界的依據，使得大部分州縣界都是橫平豎直的幾何線條。然而，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后，這一傳統的劃界原則是否依然能夠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呢，又存在著哪些局限性呢？下面具體分析。

4.1 山川形便原則的局限性

在中國，山川形便原則是與邊界概念同時出現的，“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一般而言，山川地形是頗為穩定的自然地理因素，在生產力相對滯后的傳統社會，高山大川成為阻礙地區間聯系的天然屏障，以山川為界便于加強行政管理和強化區域內部的聯系。然而，山川形便也是造成地方割據的重要因素，因此，“從秦代一開始，統治者便有意識地采用犬牙交錯的原則與之相抗衡”。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山川河流對地區之間聯系的阻滯作用日益弱化，跨山跨河發展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據統計，全國85%以上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已屬跨河發展的城市，與此同時，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的政區劃界原則存在的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受跨山跨河聯系日益密切的影響，加之山川河流也并非“千古不易”，會由于大型水利工程、洪水地質災害等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動，因此，山川形便劃界方式存在的問題也就日益突出。

以山為界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容易對生態功能區造成分割。邊界地區多是生態敏感區，以山脊線作為行政邊界的自然分界線，往往會造成一些完整的生態環境單元被不同的行政邊界人為分割，加之各行政區之間政策標準、管理制度等存在差異，容易引發多種區際矛盾，不利于邊界地區生態環境的整體保護，生態環境的整體性與政區治理碎片化之間的矛盾是影響環境治理成效的重要原因。二是容易引發資源歸屬與開發權益之爭。山區往往是森林、礦產等自然資源富集地區，以山為界容易引發資源開發權益方面的糾紛，又由于邊界地區距離政治經濟中心較遠，多處于各級行政權力的極限所在，常出現“三不管地帶”，不利于邊界地區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和跨政區矛盾的解決。三是不利于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培育和經濟區的發展。邊界地區，尤其是省級邊界，是區域發展過程中最容易被邊緣化的區域，往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以山為界不利于邊界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進而對經濟要素流動、產業擴張產生不同程度的阻滯作用，影響邊界地區城市化水平和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提升。邊界地區通常距離行政中心相對較遠，受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相對薄弱，以山為界增加了要素集聚成本和區域之間利益協調的難度，不利于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培育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提升。

以河為界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容易造成插花地的產生，引發邊界爭議。以河流溝洫為界，雖說是通行做法，但由于河流走向蜿蜒曲折，容易因河道溝洫淤塞或改道等原因造成行政邊界犬牙交錯，進而出現居民、耕地、基礎設施等插花現象的出現，使民眾的生產生活方式從“以河為界”變化為“隔河種地”，地方政府則面臨著由于行政區劃變化所帶來的疆域、邊界線、田賦、賑濟等系列問題。如自元代推行行省制度以來，長江就是鄂皖贛三省重要的政區分界線，然而隨著長江自身航道的變遷以及南北湖泊群的演變，使得三省之間的邊界呈現犬牙交錯的形態，給政府的行政管理帶來極大的麻煩，特別在江堤的建設與維護上總是不能協調一致。二是容易造成跨界污染，不利于河流及沿岸地區生態環境質量提升。流域內各自然要素之間高度關聯，是一個整體性很強的復合生態系統，流域內各地區之間、干支流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作用十分明顯。與以山為界不同，河流附近往往是城市中心所在地，以河為界使得城市常局限于河流一側發展，由于行政建制的不同，河流兩岸難以得到統籌保護與開發，在污水處理設施、生態綠地建設、產業空間布局等方面不易進行整體規劃，對河流和城市的生態環境改善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以福建省漳州市為例，漳州市區與原縣級龍海市以九龍江為界，由于龍海地處漳州市區的上風口，并且布局了較多的造紙、化工等重污染產業，對市區空氣環境質量產生了明顯影響，加之縣和市轄區的環評標準不同，中心城區與近郊縣在指導產業規劃布局、環境治理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各自為政”的弊端十分突出。三是岸線資源利用不充分，河流兩岸缺乏關聯。岸線資源是沿河城市特有的且十分重要的資源，以河為界使得單側岸線相對封閉而獨立地開發，導致河流兩側景觀失調、跨河交通建設困難、岸線與腹地不匹配等諸多問題，岸線利用的低效率使沿岸地區難以形成集聚效應，不利于城市的轉型升級。以昆山市為例，昆山部分區域與上海是以河為界，這就造成了在橋梁建設的過程中，需要昆山市與上海市共同協商確定，昆山市發改委和上海市發改委各自立項，由雙方財政分別出資各修半座橋，過程繁瑣且存在著層級不對等的問題，即使橋梁建好以后，還存在著雙方道路對接、河道保護等一系列問題，大幅抬高了區域協調發展成本。

4.2 犬牙相入原則的局限性

山川形便主要考慮的是自然條件和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而犬牙相入則更多是出于政治軍事因素的考慮，自秦代產生犬牙相入的郡界劃分法以來，該劃界原則對于加強中央集權，避免分裂割據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元朝，采用南北走向的行省劃分方式，與全國山川總體呈現出的東西走向存在明顯差異，形成了“以北制南”的格局，將犬牙相入的劃界原則發揮到極致，并運用到了省級以下政區。元代以后的各代，雖然對省制進行過多次改革，但犬牙相入的原則和實踐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反而有所加劇。犬牙相入原則的產生是與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相適應的，在冷兵器時代，對于維護中央集權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現代科技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推進，犬牙相入的行政區劃設置對于防止地方割據的意義已經不大，其副作用卻日益突出。“在當今，犬牙交錯的劃分方式有百害而無一利”。具體而言，首先，犬牙相入的原則破壞了經濟區的完整性，抬高了生產要素的流通成本，不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其次，犬牙相入的原則抬高了行政管理成本，使行政權力界限不夠明確清晰，管理難度較大且維護成本較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區設置容易引發邊界爭議和利益糾紛，影響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最后，犬牙相入原則不利于邊界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往往使中心城市與其腹地分割，影響邊界地區中心城市的發展，由于難以接受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各中小城市便會出現低水平重復競爭等諸多問題，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就容易在該區域聚集，不利于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的形成。

5 縣級以上政區邊界效應測度及其變動趨勢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的政區劃界原則已經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各級行政邊界也出現了諸多變化，本研究通過對邊界效應的測度，對其變化趨勢進行了定量分析。當前對邊界效應的測度多采用重力模型、趨同分析模型以及經濟學中的壟斷競爭模型等方法，對于特定區域和尺度的邊界效應關注較多，而對全國層面的不同尺度行政邊界效應的研究較為有限。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基于格網的多元回歸分析法對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的邊界效應進行了測度，由于行政區域邊界設置受人口規模、開發強度、山川河流等因素的影響較大，在模型設定的過程中，參考相關研究，選取了人口規模、建設用地規模、海拔高度等指標進行定量測度，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式中：核心因變量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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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在全樣本模型中，單個格網的夜間燈光指數與建設用地總量、人口總量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海拔高度、到河流距離、到各級行政邊界距離等指標則多為負相關關系，即建設用地總量越大、人口越多的格網，夜間燈光指數也越大，而海拔越高、距離河流越遠，以及到各級行政邊界距離越遠的格網，夜間燈光指數反而越小。主要原因有：一是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有關，2000年時，區域之間發展差距較大，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主要集中于省會等少數大城市，廣大中小城市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加之發展較好的城市往往不是處于各級政區的幾何中心位置，從而造成了區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如表1所示，2000—2015年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到各級行政邊界的回歸系數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二是中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受河流地形等限制較為明顯，城市較多位于河谷地區和政區邊界附近，如蘭州市、西寧市等，進而出現了距離河流越近，夜間燈光指數就越高的特征，而東部地區在2000—2015年間，受河流的影響則明顯下降，區域發展更加均等化；中西部地區受海拔的影響也要比東部地區更明顯，隨著海拔高度的上升，回歸系數的下降速度要明顯慢于東部地區。三是資源型城市的發展，這部分城市多位于各級行政邊界地區，如山西的大同、陽泉等城市，這類城市多處于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過程，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也是導致到各級行政邊界距離與夜間燈光指數負相關的重要原因。

2000—2015年間，到河流距離、海拔高度、到省級邊界距離的回歸系數在變小，其他變量的回歸系數均在增大。其中，建設用地總量和人口因素對夜間燈光指數的影響出現明顯上升，東部地區受人口因素的影響較大，而中西部地區受建設用地總量的影響更加明顯。因此，在考慮邊界效應的區域差異時，東部地區應多關注人口因素，中西部地區則要多考慮建設用地的影響。在海拔高度方面，2000—2015年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海拔高度的回歸系數均有所減小，東部地區的下降速度更快，這表明隨著海拔高度的上升，夜間燈光指數均呈下降態勢。與此同時，海拔較高地區（2000m以上）的夜間燈光指數也在快速增長，夜間燈光指數大于0的柵格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0.97%增至2015年的1.95%。這表明，“以山為界”的劃界方式對邊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程度也在不斷下降。在到河流距離方面，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其中東部地區的回歸系數在增大，中西部地區的回歸系數則有所減小，一方面表明到河流距離越遠，夜間燈光指數就越小，沿河地區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區域，以中西部地區表現的最為明顯；另一方面也說明河流對城市發展的影響正在下降，河流的邊界效應也在不斷下降，尤其是在東部地區，距離河流較遠的地區經濟社會也在快速發展。在到行政邊界距離方面，2000—2015年間，回歸系數多呈增長態勢，其中，東部地區均變為正向影響，表明行政邊界對東部經濟發展的影響逐漸下降；除到省界距離的回歸系數仍在減小外，中西部地區到地市界和縣界的回歸系數均在增大，表明省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仍存在諸多瓶頸，而地市界和縣界對中西部的影響則有所減弱。地市級邊界的影響出現明顯分化，東部地區的回歸系數為正，而中西部地區的回歸系數則為負，這一方面與東部地區發展更加均等化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西部地區部分城市發展的空間問題更加突出有關，如蘭州市主城區位于黃河谷地，發展空間已十分局促，雖然在主城區北部，接近政區幾何中心的位置設立了蘭州新區，但由于距離過遠等因素，城市重心仍位于接近黃河谷地的地級行政邊界附近。縣級行政邊界的回歸系數基本實現了由負向影響向正向影響的轉變，與這段時期全國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有關。

總體而言，山川河流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正在減弱，海拔更高的地區、距離河流較遠的地區的夜間燈光指數都在快速增長，除中西部地區受省級邊界的影響仍然較大以外，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正在逐漸突破行政邊界的限制。

6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通過基于格網的多元回歸分析等方法，對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的基本特征及其變化趨勢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

在行政邊界的基本特征方面，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仍基本遵循著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的政區劃界原則，總體呈現出行政級別越高，政區邊界的平均海拔也越高、離散程度越大的特征；1926—2015年，近百年間中國省級行政邊界的海拔高度呈總體下降的態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縣級以上行政邊界增加主要集中在2000m以上海拔相對較高的地區，改革開放以后，1000m以下的低海拔地區成為行政邊界增加最為明顯的區域；與高海拔地區相比，海拔較低的地區更容易被行政邊界所分割，即越是在平原地區，犬牙相入的特征就越明顯。

在劃界原則的影響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政區劃界原則對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仍存在著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上起著降低發展成本、促進社會穩定等作用，但其局限性也越來越突出，應適時進行調整。具體而言：以山為界主要存在著容易對生態功能區造成分割、容易引發資源歸屬與開發權益之爭、不利于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培育和經濟區的發展等問題；以河為界主要存在著容易造成插花地的產生、容易造成跨界污染、河流兩岸缺乏關聯等問題；犬牙相入主要存在著破壞了經濟區的完整性、抬高了行政管理成本、不利于邊界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等問題。

在邊界效應與變動趨勢方面，建設用地、人口指標與夜間燈光指數均為正相關關系，而海拔高度、到河流距離則是以負向影響為主，到各級行政邊界距離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區域和層級異質性，2000—2015年間，除河流距離、海拔高度、到省級邊界距離外，其余指標對夜間燈光指數影響的回歸系數均在增大。在分區域模型中，東部地區受人口、地形的影響更加明顯，而中西部地區受建設用地、地形與河流的影響更大；行政邊界對東部地區的影響日益弱化，而對中西部地區的影響仍然較為明顯。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在行政區劃優化調整的過程中，要依據地方發展的實際需求，適時地采取跨山跨河的方式設置行政邊界，除部分特殊地區外，改變犬牙相入的政區設置方式，行政邊界設置應更加尊重生態環境的完整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

作者：趙彪 王開泳 王甫園 劉海猛

來源：《地理研究》2021年第9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王玉鳳

審訂：汪依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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