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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 臨魏碑《沙門惠詮造像》
立軸 水墨紙本 108×62 cm
題 識:
(一)此志極樸茂,亦六朝奇書也。偶一臨之,未有所得。廿七年元日,重慶旅中。悲鴻。鈐印:悲鴻
(二)光晉先生方家正。悲鴻贈。鈐印:東海王孫
《沙門惠詮弟李興造彌勒像記》原在龍門石窟蓮花洞內,民國初被盜鑿后原石不知去向。此造像轉銘文作于北魏建義元年(528年),楷書,陰刻,共七行,計八十八字,曾著錄于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盧溝橋事變后,南京中央大學隨南京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徐悲鴻亦隨校內遷,本幅臨作即為一九三八年重慶旅中寫贈友人唐光晉。唐光晉乃中央大學少將,軍事主任教練,雖行伍出身,然深諳藝事,好金石篆刻,藏宋拓《瘞鶴銘》、宋拓《張猛龍碑》、明拓《鄭文公碑》等,與于右任、沈尹默、謝無量等文士皆有往來。徐悲鴻與唐氏結識于一九三七年,相交篤深,屢贈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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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以畫為名,其書法造詣為人論及甚少。事實上,徐悲鴻對書法頗有深研。徐悲鴻先生早年曾受業于康有為。康氏著作《廣藝舟雙楫》集碑學理論之大成,為晚清最重要的書法專著,影響一代書風。徐悲鴻受其影響頗深,所習歷代書法亦以魏碑最得精髓,《積玉橋字》題跋亦有言 :“顧初民刊甲骨已多勁氣,北魏拙工勒石彌見天真。至美之寄往往不必詳加考慮,多方策劃。妙造自然,忘其形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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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瓷學者葉喆民曾有專文《悲鴻先生談書法》,憶及徐悲鴻于金石碑版用功頗深,列舉三事:“一是在他的故居客室里懸掛一幅摩崖隸書《漢楊淮表紀》的整張拓片,氣勢磅礴、結構天成。二是他在病危臨終前,床頭桌上仍放著一本《散氏盤銘》放大影印本,而且平時最喜臨習。曾送我兩紙《虢季子白盤》習字,可見一斑。三是他在中年流居海外的困難條件下,仍然研習魏碑不肯間斷。一九五〇年曾以他一九三九年在新加坡臨的《魏靈藏》《爨龍顏》等碑字見贈,并且勖勉有加,發人深省。通過以上事例不難看出,他對鐘鼎文字及漢魏六朝字體的酷好已達到坐臥與共、患難不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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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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