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連長犧牲在瀘定橋，戰友60年后才找到他親人：要追認他為烈士

1990年，一輛黑色轎車緩緩駛入河南周口的一處老村，來客并不尋常，他悄無聲息來到此地，只為找到一個早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名字，云宗連。

這位曾在瀘定橋英勇犧牲的紅軍連長，自從1935年飛奪瀘定橋戰役后，便再無人知曉其真正身份。

他的英名被遺落，事跡被湮沒，唯有一位老戰友，60年來始終銘記曾經的火光與血色，如今，他終于找到了連長的家人，只為完成一句承諾。

“他不是無名之人，是烈士！”

私塾少年

上世紀初，河南周口王莊村云家宅院內，云廣錦坐在書房翻閱著一卷線裝書，時不時抬眼望向幼子云宗連，正專心致志地描摹著《大學》中的古文。

云家是當地遠近聞名的書香門第，幾代人皆以“學識傳家”為訓，科考雖未得中高第，家教卻從未松懈。

云宗連生于1903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位兄長，皆已入塾求學，不同于兄長們的沉穩，他從小便透著一股野氣，常常偷溜出家門，看村口老兵打拳舞棍。

好在，云廣錦并沒有壓抑小兒子的天性，反而在教授四書五經之余，親自教他家傳武藝，隨著年歲漸長，云宗連習文不輟、習武不停，性格也逐漸融合了文人之氣與俠義之風。

1919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是彼時河南省最具現代氣息的學府，也是馮玉祥培養精英的重要場所，青年學子們胸懷抱負，人人談論國家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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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云宗連第一次感受到“書生救國”與“鐵血救國”之間的落差，漸漸意識到，僅憑一紙文章難以扭轉國家沉淪的命運，轉向更現實、更急迫的救國主義。

直到他遇見了趙博生學長，早已投身軍界卻時常回校講學，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中國青年要用槍桿子為國家尋出路”，這句話讓云宗連熱血沸騰，徹底動了從軍之念。

1921年，他毅然放棄學業，追隨趙博生加入西北軍，憑借吃苦耐勞、頭腦靈活，很快便升為警衛連連長，血性、膽識都在火線中迅速成長。

在西北軍中，他還遇到了一群潛伏在其中的共產黨人，耳濡目染之下，云宗連心中為國為民的志向越發清晰，從一名武將悄然轉變為思想覺醒的革命分子。

1928年秋天，云廣錦病重，將多年未歸的幼子喚回老家，又安排云宗連與黃臺村女子王月英成親，成就了一段短暫卻深刻的姻緣。

婚后第三日，云宗連啟程歸隊，離別時，他留下戎裝照一張，輕聲承諾。

“等革命勝利了，我回來接你。”

30年代，中國大地像一口被燒紅的鐵鍋，軍閥混戰尚未平息，清黨風暴又在全國卷起腥風血雨，云宗連則在東南戰事最密集的地帶，看到了舊軍隊命運的盡頭。

他所在的第二十六路軍，隸屬孫連仲部。表面上打著國民革命軍的旗號，內里早已被派系角力撕扯得支離破碎，許多官兵甚至連打仗的理由都說不清楚。

清黨的日子最為殘酷，許多在北伐時期共同浴血的戰友，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暗夜里便被拖出營房，云宗連親眼看見一位前輩軍官被押走前的背影，只回頭說了一句。

“好好活著，有機會……別替他們賣命。”

云宗連意識到，這支軍隊已不再是當初自己熱血報國時期待的模樣，就在他試圖在混亂中尋找出路之時，趙博生出現了。

兩人重逢那天，趙博生披著濕透的軍大衣走進來，一把甩去肩頭的雨水，對云宗連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再這么打下去，我們是在殺自己的同胞。”

這是云宗連第一次聽到如此直白、又沉重的質問，感覺到趙博生的斗志，胸口那團壓抑多年的悶火被徹底點燃。

之后的許多個夜晚，他們在偏僻的庫房里、荒廢的山坡上、燈火闌珊的河岸邊秘密聚會，開始深入討論國家命運去向。

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許多士兵憤怒拍桌，卻發現自己連北上抗日的權利都沒有，上面的命令依舊是“圍剿”蘇區，不是抵御外侮。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寧都起義的火種悄然點燃，趙博生、董振堂等主官已秘密與共產黨取得接觸，他們都知道，繼續效忠蔣介石毫無意義。

起義前夜，云宗連和十余名思想相同的青年軍官徹夜未眠，每個人都清楚,一旦行動失敗，等待自己的不是槍決，就是抹去所有痕跡的秘密處決。

“如果明天我們都倒下，記住，這是我們為自己、同胞、國家做的選擇。”

1931年12月14日凌晨，寧都城外，第二十六路軍正式宣布起義,，旗幟由藍白變為鮮紅，那是幾十年來，第一次有大批舊軍將士在共產黨領導下集體倒向人民。

自此，云宗連成為紅五軍團重要軍官，在蘇區，他第一次看到屬于人民的軍隊，干部與士兵一起勞動，沒有人向百姓搶糧、騷擾，這樣的畫面在舊軍隊中從未出現過。

在之后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多次率部突圍，戰術果敢、行動迅疾，很快便成了蘇區名將，在一次次生死邊緣的抉擇中，挺立出屬于自己的鋒芒。

血染鐵索

1935年5月，大渡河因雪山消融愈加湍急，中央紅軍已從金沙江南岸疾行而至，面對的是當年太平天國石達開兵敗殞命的天險，傳言，蔣介石在地圖上曾重重劃下一筆。

“讓他們試試石達開的老路！”

緊要關頭，紅軍總參謀部調動干部團參與奪橋戰斗，這個由精銳連排組成的隊伍，本是為未來戰爭儲備的御林軍，此刻卻被推向前線。

云宗連時任干部團機槍連連長，接到命令時沒有片刻猶豫，靜靜擦著機槍槍膛，好似是在與這支陪伴自己多年的老兵器默默告別。

清晨，紅四團率先發起突擊，22名突擊隊員順著鐵索匍匐前進，干部團則擔任掩護任務，機槍連被迅速部署在橋頭兩側，以火力壓制敵方陣地，為突擊隊贏得時間。

槍聲開始那一刻，云宗連親自指揮兩挺重機槍輪換開火，不斷變換射角，把對岸火力陣地打得抬不起頭，濃煙滾滾中，他不時低吼命令調位補彈，嗓音嘶啞卻極具穿透力。

“給我打！把橋口打平！”

戰斗進入白熱化，敵人開始向橋頭潑灑柴油，妄圖用火海阻擋突擊隊前進，火光之中，紅軍士兵一度陷入停滯，云宗連看得分明，沒有任何猶豫，縱身一躍，沖出了機槍陣地。

他先是一腳踢飛一個即將燃爆的柴油桶，隨后猛地俯身抱住另一個鐵桶，熱浪瞬間襲來，棉布軍裝迅速起火，他還是咬著牙強行將燃燒的油桶拖行幾步，接著猛力一扔。

鐵桶滾落橋下，云宗連腳步踉蹌，剛想轉身就被一股突然爆燃的火焰吞噬，那一刻，整個人化作火中雕像，只留下撲火前的一聲怒吼，

“快上橋！”

一時間，士氣被重新點燃，機槍連繼續開火，火力更為密集，紅四團的戰士也趁機撲上鐵索，硬生生在火海和彈雨中打開一條通道。

瀘定橋之戰最終勝利，紅軍得以過河，云宗連犧牲在了最關鍵的一刻，用生命為數萬紅軍架起了一道通往勝利的橋梁。

遲來書信

長征路上，戰火滾滾帶走了無數年輕生命，云宗連的名字，也在這樣的匆忙與大遷徙中，被歷史悄悄隱藏，沒有官方記載，連一張犧牲報告都未能送回家鄉。

可遠在河南王莊村的一座小院里，一位青年婦人從未相信丈夫已經失蹤，她曾目送他消失在村口灰蒙蒙的塵土里，心里卻像被釘子釘牢了一樣，盼著他回來。

她把丈夫留下的那張照片當成生命的一部分，夾在隨身攜帶的書里，最初是一本舊線裝書，建國后換成了紅寶書，無論走到哪都揣在懷里。

然而，一年又一年過去，王月英的肩膀從挺拔變得佝僂，眼睛從清亮變得混濁，但丈夫的消息始終沒有出來。

對此，村里人說云宗連是跑了的國民黨軍，有人勸她早點改嫁，甚至輕飄飄地說。

“那人多半早死在外面了，你還守著啥？”

王月英不哭不鬧，每次都冷冷地回一句。

“我男人是好人，當什么軍官也不會害人。”

她沒有文化，卻有一種擲地有聲的固執，不懂年份也不懂政治變動，但她懂得等待，相信丈夫是革命軍人，從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也相信他會回家，只是路途太遠。

直到1990年，一個突如其來的訪客闖入她沉寂多年的世界。

一天正午，一個陌生人乘車從亳州趕來，推開了王月英家的木門，當她抬起頭，看見那位滿頭白發、神情激動的老人時，還沒意識到這一刻將改變余生。

“你是……云宗連的家人嗎？我叫劉向三……是他生前的戰友，我們一起長征、一起打仗，他……他在瀘定橋犧牲的，我一直在找他的親人……”

王月英的手顫抖了，緊緊攥住懷里的那本舊書，六十年來第一次聽到丈夫的確切消息，終于知道自己等的那個人，真的再也無法回來。

但她沒有哭，只是緩緩坐下，把那張陪伴自己大半輩子的照片攤在桌上。

“他……他真的是紅軍？”

劉向三點頭，許久說不出話，他也曾是奮戰在瀘定橋前線的紅軍干部，從未忘記那位抱著爆燃油桶的高大身影，隨即向鹿邑縣委提出追認云宗連為烈士。

“一個為紅軍大業獻身的英雄，不該沒有名字。”

在材料核實、檔案比對、歷史確認之后，這個被時代遺落的名字，終于重新被寫進國家烈士名冊。

1992年11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正式批復。

“云宗連，革命烈士。”

烈士證書，印著鮮紅的印章，象征著國家對一位英魂遲到六十年的認定，但王月英卻沒有等到。

就在批復下來前二十天，她病重去世，彌留之際，緊緊攥著那張戎裝照，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卻反復向女兒交代。

“把他放我身邊……我要和他一起走。”

她守了六十年，等到了另一種永恒，與丈夫的名字永不再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