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馮瑋:我爺是“抗日分子”，我都沒喊打你們喊什么？

最近，復旦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馮瑋的一條微博又火了。

面對近期波詭云譎甚至風急浪高的中日關系，廣大普通中國老百姓在對潛在的沖突表達樸素的關切時，馮教授不僅沒有展現出學者的溫厚，反而祭出了一套既令人瞠目結舌，又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血統論”邏輯。

"抗日后裔"身份

馮瑋在微博中提到，面對有專家提出"不排除局部戰爭可能"的判斷，部分愛國網民表現出"新賬舊賬一起算"的激動情緒，而他作為"抗日分子"的后代、專業歷史研究者，認為"開戰根本不可能"，呼吁雙方"彼此給個臺階，給國民有個交代，差不多得了"。這番表態迅速引發爭議，核心矛盾集中在其言論背后的雙重邏輯預設。

一方面，馮瑋試圖以"抗日后裔"的身份建立話語權優勢，暗示自己因家族歷史與日本侵略有直接淵源，其對中日關系的判斷天然具備合理性與權威性。

這種將祖輩功績轉化為個人觀點背書的邏輯，與中國傳統認知中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形成鮮明反差——在公眾認知中，祖輩的愛國情懷與抗爭經歷是民族精神的傳承，而非后輩隨意解讀歷史、壓制同胞情感的"丹書鐵券"。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民族情感的正當性，從來都不依附于血緣關系而存在。

另一方面，言論中"差不多得了"的表述，被網友解讀為對民族情感的輕慢與歷史重量的消解。近期中日關系的緊張，源于日本部分政客在歷史問題上的反復試探，包括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歪曲侵華戰爭性質等一系列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行為。

公眾的"激動"并非源于對戰爭的渴望，而是對歷史正義的堅守，對侵略行為的警惕。在這樣的背景下，"給臺階"的呼吁難免讓人質疑：究竟是給矛盾降溫，還是對加害者的縱容？

值得注意的是，馮瑋的言論并非首次引發爭議。作為長期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他過往的諸多觀點早已埋下輿論伏筆。此次風波的爆發，本質上是公眾對其歷史觀長期積累的質疑的集中釋放。

學術爭議

馮瑋反復強調自己"專業研究者"的身份，聲稱基于一手史料得出結論，暗示普通網民的歷史認知源于"抗日神劇"，缺乏專業性。但梳理其過往的學術表達與公開言論，不難發現其所謂的"客觀研究"往往存在明顯的視角偏差，甚至呈現出為日本侵略行為模糊責任的傾向。

在南京大屠殺這一鐵證如山的歷史事件上，馮瑋曾提出爭議性觀點：中國軍隊撤退時丟棄軍服混入平民，導致日軍"難以辨別"，進而引發"誤殺"。這一表述將日軍有組織、有計劃的反人類暴行，簡化為戰場混亂導致的"意外"，一字之差，徹底扭曲了歷史性質。

南京大屠殺是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確認、有大量文獻史料與幸存者證言佐證的歷史事實，日軍的屠殺行為涵蓋平民、戰俘等各類群體，手段極其殘忍，絕非"誤殺"所能搪塞。這種將侵略罪責部分歸因于受害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對歷史正義的褻瀆。

在九一八事變的解讀上，馮瑋同樣偏離主流史學認知。主流學界公認，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開端，是日本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重要步驟。

但馮瑋卻過分強調當時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抵制日貨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壓力，暗示這是日本發動戰爭的"誘因"。這種"受害者有罪論"的邏輯，與日本右翼勢力為侵略歷史翻案的論調如出一轍——將侵略行為歸因于被侵略國家的正當反抗，本質上是對侵略本質的歪曲。

盧溝橋事變的起因解讀上，馮瑋引用日方所謂"史料"，將沖突描述為"真相未明"，暗示可能源于"中方士兵的偶然行為"。

事實上，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起點，日軍以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拒絕后悍然開火，這是日本蓄意擴大侵華戰爭的既定步驟，有充分的歷史證據支撐。引用單方面"史料"質疑歷史定論，本質上是歷史研究中立場先行的表現，而非真正的客觀中立。

學術研究允許不同視角的探討，但絕不能突破歷史事實的底線，更不能成為為侵略行為翻案的工具。馮瑋作為中國學者，在涉及民族創傷的歷史議題上，未能堅守歷史正義的立場，反而頻繁發表偏離事實的言論，這與其"專業研究者"的身份形成了強烈反差，也難怪會引發公眾對其學術客觀性的深度質疑。

身份割裂

如果說學術觀點的爭議尚可歸因于"研究視角"的差異，那么馮瑋近年來在商業活動中的表現，則進一步暴露了其立場與行為的割裂性。退休后，馮瑋并未淡出公眾視野，而是轉向多個平臺開展商業活動，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便是日本留學推廣業務。

在直播與短視頻中，馮瑋大力鼓吹赴日留學是"逃避內卷的理性選擇"，詳細列舉日本留學的所謂"優勢"，包括教育質量、就業前景、生活環境等，同時渲染國內就業壓力與競爭激烈程度。從商業邏輯來看，留學中介服務本身是合法的市場行為，但當這種商業推廣與他在歷史問題上的言論形成關聯時，便引發了公眾的合理質疑。

一方面，馮瑋在歷史問題上呼吁公眾對日本"寬容""理解""不要記仇"，淡化日本的侵略歷史與戰爭罪責；另一方面，他又積極推廣赴日留學業務，將日本塑造為理想的發展目的地。

這種行為上的割裂，讓公眾不得不懷疑其歷史言論的動機——究竟是基于客觀的國際局勢分析，還是為了維護其留學推廣業務的商業利益？如果中日關系因歷史問題或領土爭端陷入持續緊張，必然會影響公眾的留學意愿，進而沖擊其商業利益。這種潛在的利益關聯，讓其所謂的"和平呼吁"失去了說服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馮瑋在商業推廣過程中，還曾因專業知識硬傷遭到質疑。在某視頻平臺講解日本戰國史時，他將著名的"本能寺之變"發生年份誤說成1580年，而這一歷史事件的準確年份是1582年，這是日本戰國史的基礎常識，即便是普通歷史愛好者也耳熟能詳。

作為研究日本歷史的"專業學者"，出現如此低級的史實錯誤，不僅暴露了其知識儲備的短板，也讓其"學術權威"的光環進一步褪色。在信息平權的時代，公眾獲取知識的渠道日益多元，對專業人士的判斷不再盲目迷信。

當一位自稱"專業研究者"的學者，既在歷史問題上發表偏離事實的言論，又在專業領域出現低級錯誤，同時還通過商業推廣將公眾引向其言論中"寬容對待"的國家時，公眾的警惕與質疑便成為必然。這種身份與行為的多重割裂，讓馮瑋的公眾形象從"學術權威"逐漸轉變為"爭議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