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其 | 理學師道精神的價值意蘊

自中唐至宋代，古代中國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文明轉型，學者往往將之稱為“近世化”，其基本特征是凸顯世俗性與平民性。在這一文明變遷的大背景下，宋代儒學的師道復興運動應運而生，成為時代轉型的重要表征。

據史料記載，在中唐時期，儒學的傳承已現危機。當時已是學絕道喪、士風大壞的局面。讀書人往往自命不凡，恥于求師問友，把閉門自學美化為“生而知之”。面對此種流弊，韓愈便在《師說》中發出“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的感嘆。他指出，古代的圣賢之所以能成就功業、養成良好的德行品質，就在于他們能破除門戶之見，秉持“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態度，積極向學。這種師道精神是當時的學者最欠缺的。

韓愈的《師說》可謂師道復興運動的濫觴。至于北宋時期，被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復、石介，以及范仲淹、歐陽修等學者，都接續了韓愈的道路，大力推動師道的復興。他們的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層面：

首先，他們興辦學校書院，以此作為師道復興的制度載體。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孫復創辦的泰山書院、石介創辦的徂徠書院，以及范仲淹曾主持過的應天書院等等。通過這些有識之士的努力，書院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形成了學校遍于四方、師儒之道挺立的繁榮景象。

其次，宋初儒者繼承了古文運動“文以載道”的精神，積極回歸儒家經典，主張“說經以推明治道”，也就是通過對《五經》的研讀，來挖掘治國安邦的具體方案。胡瑗開創的“蘇湖教法”最具代表性，該教法分“經義”與“治事”兩齋。前者是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培養學生的理論素養；后者是對具體實用學科的學習，如邊防、水利、算術等等，側重于實踐層面。這種經世致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對于我們當下也仍有借鑒意義。

最后，宋初儒者的師道復興運動，成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品格。與唐代士人的浮華放浪不同，宋初的知識分子大多出身貧寒、困窮苦學，其學風也就更加樸實穩健。他們心系蒼生，胸懷天下，自信能夠超邁漢唐，以復三代之治為己任。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正是這種精神的縮影。

到了北宋中期，儒者開始積極從理論層面對這一師道復興運動進行總結。程頤在為其兄長程顥所作的墓表中講道：“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明道先生墓表》）該墓表可謂理學道統論的綱領文章。程頤以周公和孟子作為三代歷史的拐點，實則是在強調孔子的地位與作用。他的完整理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能夠成就善治，正是因為他們都是有德有位的圣王，故而能夠制作禮樂以推行教化。而在周公死后，便無這樣的制禮主體，圣人之道也就不再行于世間。而生當亂世，孔子雖有圣人之德，卻無王者之位，于是只能一方面用《五經》總結古昔圣王的文明傳統，另一方面則開創了圣人之學來傳承其中的教化原理，而在孟子逝后，這項孔門事業也就無人接續了。

我們知道，孔子是歷史上的第一位老師。在孔子之前，文化知識被貴族壟斷，而孔子則將原先專屬于貴族的文化知識下移至民間，向所有人開放，開創了“有教無類”的新局面。這是孔子對三代文明的創造性轉化。程頤的圣王敘事，本質上是將師道復興同三代歷史結合在一起，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對之論證。

程頤進而指出：“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后；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同上）周公與孟子之死，分別代表著君道與師道之喪，對于儒家的教化事業都是沉重的打擊。但程頤顯然覺得后者更加嚴重。這是因為，師道記載著教化事業的核心原理。即便君道淪喪，傳承師道的“真儒”也能夠揭示善治之道，指明方向，守先待后。但如果師道也淪喪了，天下將陷入昏亂盲目的境地，人們將分不清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

程頤還說：“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圣學以示人，辨異端，辟邪說，開歷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為功大矣。”（同上）他的兄長程顥的最大功績，就是從經典中發現了湮沒已久的圣人之學，從而排斥異端邪說。可見，二程是以傳圣人之學，也就是孔子開創的師道而自任的。將師道與孔子及其門人相關聯，這是程頤在師道復興運動中最大的理論貢獻。

到了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程頤的思路，在很多地方都表明了類似的看法。在《大學章句序》中，朱熹認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這些古代圣王的共同點，就在于繼天立極，設立禮樂制度來教化萬民。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學校制度，這是他們能開一代盛世的關鍵。而周代衰落之后，教化陵夷，風俗衰頹。此時的圣人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后世”（《大學章句序》）。孔子生當衰周，有圣德而無王位，故只能整理經典、開創來學。在朱熹看來，三代學校制度的核心原理，就被孔子記載在《大學》中，而曾子則對之進行了闡發。而隨著孟子的離世，《大學》的孔門傳承也就中斷了。顯然，朱熹這里的理解，和程頤是一致的。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明確將《中庸》定性為子思所作的傳承圣人之學的作品。朱熹認為，三皇、五帝、三王、孔子這些古代大圣都是道統的傳承者。而在道統序列中，孔子有特別的地位，因為“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中庸章句序》）。孔子雖然沒有當君主，沒有制禮作樂，但他卻開創了圣人之學，挺立師道，使教化事業突破了歷史的限制，后人能夠借由經典來了解教化的核心原理。這是孔子作為老師的最大的功勞。

我們知道，《大學》《中庸》本是《禮記》中的兩篇。朱熹將之獨立出來，與《論語》《孟子》一起組成了《四書》，形成了新的儒家經典體系。如果說程頤的貢獻在于從歷史哲學的角度論證宋代儒者的師道復興運動，那么朱熹的貢獻，就在于將《四書》確立為師道的經典載體。

宋代的師道復興運動發展到二程和朱熹這里，已經具備了比較強的道統意識。宋代儒者以師道自立，以天下為己任，并不把自己視為君主的附庸。他們認為君主應當與士人“同治天下”，共同承擔起教化的任務。這為士人批判君主的越軌失范行為提供了思想武器，對君主有一定的制約作用。不過，這也常常引發君主對于師道的反抗。例如，由于理學學者的努力，孔子在孔廟中曾一度享王者之制。但明代嘉靖年間，明世宗不喜師道與君道并尊，故對孔廟規制進行了全面減殺。這是師道與君道的緊張關系的一個例證。

除了批判驕君之外，宋代師道復興運動還有一個重要內容，那就是開拓民間事業。古代中國是禮儀之邦，但漢唐與宋元明清的禮樂卻頗有不同。前者重在政治制度，強調自上而下的治理；后者則強調基層建設，強調地方師儒的教化工作。宋代之后，知識分子開始深入民間，進行各種非官方的教化建設，重整風俗、淬礪人心，充分顯示出師道復興運動同古代中國“近世化”轉向的適應。在這方面，朱熹可以說做出了比較好的表率。他的《家禮》對傳統的《三禮》之學進行了改造，將原先專屬于貴族的禮儀，改造為平民適用的儀軌。元、明、清三朝的婚禮、宗族、祠堂、書院、鄉約、喪禮、社倉等諸多禮儀，大多是基于朱熹的設想而建立的，其影響至于今日。

總之，宋代儒學的師道復興運動，通過創辦書院、闡釋經典、重建道統等各種方式，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推動了古代中國“尊師重教”傳統的形成。其精神至今仍有啟示：我們的教育應當知識與品質、理論與實際并重，強調個人服務社會、關懷民生的責任和情懷，積極培養有擔當、有理想、虛心且上進的士人學子。

作者：黃永其，系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后

來源：光明日報（ 2025年1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