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國寶南遷，亂世中的的易培基守護與沉冤，孰是孰非難以論斷

自九.一八事變之后，華北地區已經是岌岌可危，尤其日軍攻陷了山海關之后，北京就已經是前線了，此時國民黨政府已經意識到，日本入侵華北地區就是一個時間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歷代文物安全已經提上議程，南遷已經是唯一選擇，如果一旦落入日寇之手，整個中華民族都將愧對列祖列宗。這些承載千年文明的文物，一旦落入敵手便可能萬劫不復。

而首次提出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這一提議的就是——易培基，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這一職務，成為他人生中最具爭議卻也最能彰顯其歷史價值的角色。

易培基，中國教育家，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湖南長沙人。雖然易培基留學日本，但一生對日本沒有任何好感，1911年參加武昌起義，1920年6月后，先后出任湖南省公署秘書長、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湖南省立圖書館館長。1922年任孫中山先生顧問、1924年任孫中山駐北京全權代表，“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及所屬圖書博物館籌備會主任。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任理事兼古物館館長，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奉命接收故宮博物院。次年2月任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1930年11月任北平師范大學校長。

1933年2月5日，星期天，夜。

故宮博物院第一批2118箱文物自太和門搬出，經過午門，直向北平前門火車站而去。此時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親自坐鎮太和殿指揮文物轉運，為此，易培基與張學良在前一天的西山碧云寺商談了一整天，最后才敲定文物轉移的詳細方案，二人盡管一再要求保密，可消息還是走漏了。

于是火車站被抗議的學生團團圍住，一些激進者甚至臥在鐵軌上，阻止火車開動。負責武裝押運的士兵多次鳴槍示警，警衛司令不得不給張學良打電話請示，張學良在得知情況后，親自趕到現場，以人格擔保表示，戰爭一旦結束，就將這些國寶運回北平，后經在場人員一再勸慰之下，抗議的人群這才漸漸平靜下來。裝箱的文物依次裝上火車，開往南京。

但讓人預料不到的是，全權負責國寶南遷的易培基，卻迎來生命中最大的冤案，至死不能瞑目。亂世中，那些實際做事的人，為民族國家長遠著想的人，往往得不到理解，也往往得不到善終！。現在看來，易培基在抗戰全面爆發前推動故宮文物南遷是先知先覺，功德無量。但在當時，他的決定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反彈。

九一八事變后，他與時任北平市工務局局長汪申等人商議，以修建故宮庫房為名，開始集中對文物進行精選裝箱，易培基此時就有文物南遷的想法，卻一直不敢說出來。因為時任故宮博物院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對此強烈反對。他發起了“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會”，在故宮太和門集會，宣誓“誓與國寶共存亡”，甚至還給支持和參與南遷工作的人員寄恐嚇信，聲稱會以適當的武力來阻止故宮文物南遷。

再就是畢竟南遷這么大的事，易培基自己也不敢拍板。他給國民政府行政院拍了急電，說北平故宮寶藏關系全國文化，現在戰爭隨時燒到北平，如何保護這些國寶，政府要趕緊定個決策。而情勢危急，容不得他等待文來文往，最后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最終決定：選擇院藏文物精品，南遷！隨后，易培基給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發了密電，請求用強硬的措施控制周肇祥。宋子文于是指示北平市市長周大文，派法警將周肇祥進行秘密逮捕，直到故宮文物專列平安出京10天后，才將周肇祥釋放。

而故宮文物南遷消息傳出，輿論是一片反對之聲，文化界認為這是“亡國滅種之舉”，就連魯迅、胡適、徐志摩等文化界名流，也持反對態度。魯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對故宮文物南遷深表質疑：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為什么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并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故宮文物原定1933年1月31日南運，但當天受到阻撓。沒辦法，推遲到了2月5日夜里才成行。而在此之前，有人居然想把故宮文物賣了換武器：“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500架”。

故宮國寶開始分批南遷后，易培基迎來了個人命運的大轉折。1933年2月7日，就在首批文物南下的兩天后，他被國民政府兩名監察委員提起彈劾，罪名是非法處理故宮金器，并從中舞弊牟利。

易培基以為是自己得罪人才遭遇構陷，可當時國寶南遷大業還在進行中，他的當務之急是自證清白，然后才可以繼續主持南遷之事。后來他向行政院解釋，分批處理的故宮金器都是沒有文物價值的金砂等，所得的款項均用于故宮的日常運維支出，再就是這事根本不是他一個人能決定的，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集體做出的決定，事后彈劾案就不了了之。

不料，幾個月后，南京地方法院對易培基提起公訴，罪名是違法舞弊。在這情況下易培基提出辭職，卸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卸任后，他以平民身份提出反訴，并在上海當起寓公，一門心思應付官司。易培基辭職后，馬衡接任院長之職，而馬衡接任院長之職的條件是，不摻和“盜寶案”。

接著江寧地方法院在1934年對易培基提起公訴，指控他調換珠寶，據為己有。他在北平、南京等地的住所都被查封，財產也全部充公。后來法院對部分故宮文物進行真偽鑒定。文物專家最終將認定法院提供的文物是贗品、共計62箱。法院據此認為，清宮古物中不應有贗品，因而贗品和偽作必是故宮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偽易真。

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易培基百口莫辯，實際上就是法院給易培基的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清宮藏品中本來就魚龍混雜，不乏贗品和偽作，現在沒有易培基盜賣文物的直接證據，僅憑故宮文物中存在贗品偽作就認定是易培基搞的鬼，這顯然說不去過，馬衡雖然反對文物南遷，但還是出來寫了文章，認為法院的判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1937年9月，江寧地方法院再次對易培基提起公訴。而此時的易培基因病去世。此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個案子于是不了了之。此時，易培基生前魂牽夢縈的故宮文物，在馬衡的主持下，又開始了新的征程。

抗戰期間，9000余箱文物由重慶運往樂山，暫時寄存宜賓沿江碼頭時，上游樂山及下游瀘縣都受到敵人狂轟濫炸，但故宮文物幾乎沒有任何損毀。整個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破壞和劫掠了相當多的中國文物，有關統計稱總數以千萬計。相較之下，故宮文物的損失幾乎微乎其微，堪稱奇跡。

這個奇跡，離不開每一個支持故宮文物南遷西運的官員，離不開沿途一路護送的軍隊，離不開寄存地負責文物保管維護的學者，更離不開故宮博物院的兩任院長——易培基和馬衡。

日軍當年占領南京后，朝天宮庫房還有少量來不及搶運的文物。這些文物最后都被日軍接管了，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時期的西洋貢品和清宮玉牌、內務府檔案等南遷文物。貪婪的侵略者甚至將朝天宮正殿屋脊兩端上的建筑構件鴟吻拆下，運回了日本。

當時間來到1948年1月，國民黨最高法院發出了“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公告，算是含蓄地為易培基平反昭雪。

如今，隨著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易培基的歷史地位逐漸得到糾正與肯定。他不再是被污名化的 “盜寶者”，而是近代中國教育改革的先驅者與故宮文物保護的開拓者。他曾說：“故宮者，全國人之故宮也，非一人一姓之私產也。” 這一理念，彰顯了近代知識分子的公共精神與文化自覺。

他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歷史功績，不會被政治構陷所掩蓋；真正的文化守護者，終將被歷史銘記。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